活出生命的意义
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断言：“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
现代人之所以陷入上述精神困境，与“存在之虚无”息息相关。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开始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本能直觉和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改变。现代人既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也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现代人要么去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要么做别人强制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存在之虚无还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和伪装出现。有时，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通过追求权力（包括追求权力之最原始的形态即金钱）、追求享乐、追求性自由等得到替代性补偿。
美国心理学家维克多•E•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指出：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事实上，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厌倦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焦虑带来的多。而且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因为科技的进步可能导致普通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许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大量的闲暇时间。
二、弗兰克尔与意义疗法
弗兰克尔是继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后，心理学史上第三位宗师级人物。
他为了对治“存在之虚无”所造成的种种心理疾病和精神困境，开创了“意义疗法”。
意义疗法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引导灵魂找到生活的意义而治愈心灵创伤。生活是充满意义的，人们要摈弃环境的侵扰，学会追寻生活的意义。它着眼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意义的追求。根据意义疗法，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正是人最主要的动力。这种“追求意义”的疗法，和弗洛伊德的“唯乐原则”、阿德勒的“超越自卑”产生了区别。
法国人曾做过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9%的被访者承认人需要“某种东西”才能活下去，另有61%的人承认自己的生活中确有某种东西或者某个人是自己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
由此可见，人主要的担忧是实现某种意义，而不仅仅是满足欲望和本能的需求，或者是调和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欲望的冲突抑或适应社会和环境。在这一点上，它与心理分析分道扬镳。
弗兰克尔认为：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衡。不过，这种紧张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比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更能有效地帮助人活下去（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
三、找到生命意义的途径
弗兰克尔认为，可能找到生命意义的途径有三个：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他强调：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战时，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保持到最后。换句话说，生命之意义是无条件的，因为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之痛苦的潜在意义。
四、意义疗法的精髓
作为一个犹太人，弗兰克尔在二战爆发时，本来可以获得一个移民到美国的名额，逃离纳粹的迫害。但是，为了年迈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他毅然放弃移民的机会，和亲人们一同被送往奥斯康辛集中营。在集中营，他通过药物和宗教，让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得到了一丝安慰，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
当他九死一生地逃离集中营之后，发现妻子和其他亲人全部遇害，悲痛之余，仍不忘把自己的心理学天赋发挥到极致，帮助那些同样遭遇不幸的人们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
从弗兰克尔的经历可以看到，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并非来自一己之空想，而是在正确认知时代和环境给予他的挑战后，毅然决然地承担和回应。他说：“我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面对生命的追问，他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意义疗法的精髓：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断言：“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
现代人之所以陷入上述精神困境，与“存在之虚无”息息相关。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开始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本能直觉和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改变。现代人既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也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现代人要么去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要么做别人强制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存在之虚无还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和伪装出现。有时，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通过追求权力（包括追求权力之最原始的形态即金钱）、追求享乐、追求性自由等得到替代性补偿。
美国心理学家维克多•E•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指出：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事实上，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厌倦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焦虑带来的多。而且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因为科技的进步可能导致普通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许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大量的闲暇时间。
二、弗兰克尔与意义疗法
弗兰克尔是继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后，心理学史上第三位宗师级人物。
他为了对治“存在之虚无”所造成的种种心理疾病和精神困境，开创了“意义疗法”。
意义疗法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引导灵魂找到生活的意义而治愈心灵创伤。生活是充满意义的，人们要摈弃环境的侵扰，学会追寻生活的意义。它着眼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意义的追求。根据意义疗法，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正是人最主要的动力。这种“追求意义”的疗法，和弗洛伊德的“唯乐原则”、阿德勒的“超越自卑”产生了区别。
法国人曾做过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9%的被访者承认人需要“某种东西”才能活下去，另有61%的人承认自己的生活中确有某种东西或者某个人是自己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
由此可见，人主要的担忧是实现某种意义，而不仅仅是满足欲望和本能的需求，或者是调和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欲望的冲突抑或适应社会和环境。在这一点上，它与心理分析分道扬镳。
弗兰克尔认为：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衡。不过，这种紧张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比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更能有效地帮助人活下去（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
三、找到生命意义的途径
弗兰克尔认为，可能找到生命意义的途径有三个：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他强调：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战时，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保持到最后。换句话说，生命之意义是无条件的，因为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之痛苦的潜在意义。
四、意义疗法的精髓
作为一个犹太人，弗兰克尔在二战爆发时，本来可以获得一个移民到美国的名额，逃离纳粹的迫害。但是，为了年迈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他毅然放弃移民的机会，和亲人们一同被送往奥斯康辛集中营。在集中营，他通过药物和宗教，让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得到了一丝安慰，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
当他九死一生地逃离集中营之后，发现妻子和其他亲人全部遇害，悲痛之余，仍不忘把自己的心理学天赋发挥到极致，帮助那些同样遭遇不幸的人们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
从弗兰克尔的经历可以看到，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并非来自一己之空想，而是在正确认知时代和环境给予他的挑战后，毅然决然地承担和回应。他说：“我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面对生命的追问，他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意义疗法的精髓：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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