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尝试，“最好”的写作

作为“垮掉一代”的命名者，杰克•凯鲁亚克无疑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位作家。在短暂的写作经历中，这位“病态的水手”将身体当作实验道具，以极端的感官刺激、不加修饰的大胆言行，一再穿越道德的底线，挑逗时代保守紧绷的神经。他也因此被排斥于主流文学圈之外。尽管如此，他本人无意做传统写作的局外人，终其一生，他汲汲于创作一部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杜洛兹传奇》。 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开始于处女作《镇与城》，最终止于构想，几乎囊括了凯鲁亚克一生所有完成与未完成的作品。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最初年月里，他并未形成日后赖以成名的“自发式写作”，《镇与城》洋洋数十万字流露出他对严肃文学抱有的“勃勃雄心”。小说得益于作者早年的文学偶像托马斯•沃尔夫，以《天使，望故乡》为范本，用绵密的长句、繁复的细节勾勒出一个家庭衰败的悲剧，以及梦想渐渐沉沦的过程。成长于小镇加洛韦的马丁一家，因为不期而至的破产与战争，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五个男孩相继走上迥异的人生。 和凯鲁亚克后来的小说一样，《镇与城》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一种“病态”的伤感。在他的这片“没落的大陆”之上，流动着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脉相承的虚无。在斯宾格勒的描述中，乡村与城市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城市因乡村而生，又凌驾于乡村之上；城市文明崛起之日，也是乡村文明衰退之时。“如果说文化的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就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要走向自身的毁灭。”马丁一家的兴衰史就是这一论调的最佳脚注。小镇加洛韦是现实的乐园，大都会纽约是遥远的梦想，正是在从小镇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发生了悲剧性的逆转。1940年代，经济大萧条仍在持续。突如其来的珍珠港事件将美国拖入战争，人际间牢固的亲情纽带被硬生生地切断，马丁一家还来不及从中产阶级的幻梦中醒来，就已经跌落到社会的底层。不仅家庭四分五裂，就连生存也成了问题。老马丁念念不忘的“美国梦”在凄风苦雨中走到了尽头，曾经想靠创办企业出人头地的愿意终于落空，只剩下一丁点可怜巴巴的回忆。 于是，出走就成了必然。作为《在路上》的前传，《镇与城》已隐隐显现出几分叛逆的意味。第一部里，几个小孩效仿汤姆•索亚，完成了第一次不成功的出走，结尾处，彼得•马丁的上路更直接呼应《在路上》的开篇。这种自由不羁、放浪形骸的路上生活，被凯鲁亚克称为“背包革命”，但他的“革命”显然过于理想化，解决不了任何现实的困惑。从《镇与城》、《在路上》到《达摩流浪者》，尽管作家一再讴歌“孤独、纯粹、忠于自己”的流浪者，但在他的潜意识里，家庭仍是所有故事的“核”。因而，不断厌倦、不断出走、不断回归，成为纠缠凯鲁亚克一生的命题。或许，在他“永远热泪盈眶”的双眼里，看到的不只是未知的应许之地，也有家乡远去的背影。如同事先设定好的程序，不管身在何方，凯鲁亚克的“天使”们总会回头无助地张望，都会回去看看亲爱的老妈妈。 这种性格上的优柔寡断、多愁善感，绵延到文字里，就显得有些拖泥带水：一边是自由感召下的出走，一边又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就像孩子离不了母亲，满脸天真的彼得（或者说作家本人）也离不了故乡。他感知到外面世界的新奇与浪漫，却也留恋于加洛韦那一点不熄的“绿光”。他虽然以橄榄球明星的身份入选大学校队，但这生活同样是一种束缚。辍学、写作、当水手、终日游荡，起初的新鲜持续不了多久，迎来的还是厌倦。如此反复纠结，使得叙述摇摆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阴暗地带，最终陷入“离开—回来—厌倦—离开”的怪圈。 一个故事的结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老马丁在城市的疏离中无声无息地退场，可悲的是，就连他去世前最后的呻吟也被当作是熟睡的“鼾声”。年轻一代踩着父辈的尸骨迅速长大成人。彼得与弗朗西斯如同无根无基的波希米亚人，日复一日游荡在城市阴暗的“地下世界”里，流浪、放纵，以自我的反叛对抗时代的嬗变。《镇与城》之后，凯鲁亚克迎来了他漫长的路上生涯。此时，传统写作离他越来越远——或许对他而言，遵循文学传统也是形式上的桎梏。关于自由的话题与父辈失落的梦想延续下来，保留在其后的小说中。 无论凯鲁亚克愿意与否，《在路上》的一夜成名从此将他钉在流行文化的“耻辱柱”上，再也无法翻身。1960年代，盲目追赶潮流的“乌合之众”奉他为“精神偶像”，这一时尚标签从贴上的那一天起，跟随他度过了愁云惨淡的最后十年，至死也没有揭下。虽然书越写越厚，但皇皇巨著如同昙花一现，只此一回、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被“垮掉一代”视为经典的写作信条里，赫然写着“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想”。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换一个角度来说，《镇与城》作为作者“最初”的文学尝试，是不是也可以视为“最好”的写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