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背后的何伟温润如玉

  2013年5月7日，彼得・海瑟勒（中文名何伟）的新书《奇石——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报道》在美国出版。此前，他在中国居住了十余年，相继出版《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好评如潮，被誉为“中国三部曲”。如今，他携妻女客居埃及开罗已逾一年半，但新作《奇石》仍将大部分的注意力倾注于中国。

  《奇石》与“中国三部曲”的完整叙事不同，收录了18个单篇。而且，正如书名副标题所示，不再仅仅叙述中国的故事。《肮脏的游戏》、《铀矿寡妇》、《回西方》和《唐医生》这四篇写的是美国故事；《恕我直言》写了美国记者采访报道日本黑帮的经历，而《漫步长城》的主角则是一个将无数心血洒在长城上的美国人。余下的故事关于中国，但大多仅是之前几本书的扩展，单篇《新城女孩》甚至原样照搬了《行路中国》中的片段。就连单篇《奇石》也是老故事，何伟将之定为书名,却似乎不曾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新添的几篇如描写北京胡同变迁史的《胡同轮回》，写北戴河会议的《海坛峰会》，写三峡移民的《在水下》，写姚明的《家里家外》，写北京奥运会的《主队》，写芜湖汽车城的《汽车城》，仍然延续何伟一贯的风格：通过个人命运透视历史大势的推移转换。他很好地保持了旁观者的清醒淡然和不偏不倚，哪怕在广东吃令人惊怖的鼠肉料理时，仍然维持了最为可贵的幽默——这份幽默，似乎是他保留给中国故事的。5月22日，何伟在出席美国亚洲协会“中参馆”为他举办的新书发布会时说，“中国是有趣的地方，中国人深具幽默感，而且很会自嘲。他们和我们（美国人）会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笑。如果不在写作中国故事时融入幽默元素，就无法准确传递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初读《奇石》时，我觉得比起结构复杂的《甲骨文》，这批单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江城》的简洁质朴。读了几篇之后，我开始发现他的作为旁观者的客观冷静，源于他与那些故事主人公的距离。1996年，何伟跟随美国和平队顺江而下抵达重庆涪陵支教，在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担任了两年英语教师。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建立起极为亲厚的情感，在离开涪陵多年后，仍与部分学生保持通信往来。这段经历，被他以细腻笔触写入《江城》之中。然而，何伟与三峡移民、与中国运动员的父亲、与姚明等人的沟通和交往远远达不到那样亲密无间的程度。用他的话来说，中国人从来都不擅长讲述自己的故事，要让他们打开心扉往往要用去数年的时光。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当我书写别人的故事时，我希望写出我们之间的互动，什么让我们感同身受，又是什么使我们分歧丛生。” 但当交谈和沟通受限时，他不再能感受他人人生中厚实丰盛的质感；不再能捕捉人情和文化中千回百转的精微奥妙。他所能够把握的只剩下事实。于是，本书中频繁出现有关汽车城发展历程，长城历史等方面的叙述，读来颇为枯燥干涩。

  所幸，在中国浸淫多年的何伟毕竟对中国百姓的处事和性格知之甚深，而且能够以极精炼准确的语言加以概括。他在《在水下》中写三峡住民过一天算一天，没有长远打算，不抱怨，不抗争，迅速适应新环境。他在《中国巴比松》 中描写的浙江丽水工人也是如此。“如果失去了一份工作或一个机会，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去问为什么，他们继续往前走，”他写道，“因为他们从未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他以饱含叹赏和赞佩的口吻写他从前的学生艾米莉（学生的英文名），“自从来到深圳，她找到一份工作，辞了职，又很快找到新工作。她坠入爱河。她打破工厂的宵禁令。她给（可恶的）工厂主寄去匿名恐吓信。她没有屈服于老板的威胁。她24岁。她过得好极了。”（《新城女孩》）
 
  何伟佩服中国人的随遇而安，举重若轻；巧合的是，这也正是我最欣赏何伟的地方。他对未知事物和蛮荒环境的无与伦比的宽和与耐心常令我自愧弗如。他在序言中写道：“我父亲认为，如果你时不时跨出自己的小世界，生活就会更有趣。”我曾想当然地以为，探索新世界将令人乐而忘忧。但最初两年在东京的经历却让我意识到，跳出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进入一个陌生而异样的新环境会让人不适甚至疼痛。如今，我终于渐渐学会忍住不悦和不屑，去欣赏和理解那些“不同”；而何伟曾经身处的环境和经历的落差，比我要艰难何止百倍。但他的兴致勃勃何曾有一天稍减：“中国充满教训。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不能在新疆未开辟的小道上徒步行走。不能随便进出河北省偏僻地区那些卖石头的小店。”（《奇石》）他的观察和探求从未有片刻停息。

  《恕我直言》和《铀矿寡妇》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也是我很喜欢的两篇故事。前者写一个生性古怪的美国记者在日本报道黑帮犯罪的经历；后者写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开采铀矿的小镇因多名矿工患肺癌身亡而被封锁、清洗，终至败落的过程。如此猎奇的故事，在何伟写来仍干净清浅得如一条美丽的河流。写日本黑帮时，他甚至因题材敏感而频频露出谨小慎微的一面。而在写到铀矿小镇的破败（“在地球的另一侧，广岛和长崎日渐兴盛；而这个协助制造原子弹的城镇已经被整个从地球上抹去”），和小镇中人忘不了故乡，常隔着封锁线朝里张望的情形，何伟动了感情：“如今，小镇方圆九英里之内无人居住。每年夏天，曾住在这里的居民都会在附近举办团聚野餐会；人们偶尔也会自行前来，仿佛造访一座坟墓。他们常流露出一种古怪的怀旧情绪：人们倚靠在贴满警告辐射危险标语的栅栏上，向内指点着自己在何处成婚，孩子在何处出生，哪里留下年少轻狂的痕迹。‘万圣节那天，我在那座桥上吻了一个男孩！’一名五十多岁的女士咯咯笑着说。‘那是最早的尾矿堆场，’一名男子指着悬崖边一处空地深情地说，‘我们以前会打开汽车引擎盖，顺坡而下。’

  读着这段话，我不能不联想到日本福岛县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相同的悲惨遭际。7月23日的NHK晚间新闻报道一个日本中年男子不管不顾定要回到福岛县的家乡。他浑身罩着防护服，望着已经全然破败的家，说：“这下我可真是死心啦。”东日本大地震已过去两年半时间，这名男子走了漫长的回家路，只是为了确认，他已经回不了家了。

  好在何伟到底还是给这个悲情的故事加上了一个温暖的结尾。本书中18篇故事的尾声，个个优美深远，意蕴悠长，令人难以忘怀。“‘这儿闹着鬼呢，’他（凯德曼）告诉我，‘你能听见各种声音。’我想象着所有那些可能在这里萦绕不去的事物——矿上机器的声响，不住咳嗽的老矿工，甚至还有日本被原子弹袭击后的情景——我问凯德曼他能听到什么声音。他身材高大，头戴哈雷戴维森棒球帽，前臂布满刺青，还蓄着一部大胡子。他微笑着说，‘你能听到孩子们玩耍的声音。’”

  “回家”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母题。在本书倒数第二篇故事《回西方》中，何伟终于携妻子莱斯莉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故乡。他很高兴能毫不费力地听懂周围人在说些什么，但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美国人天生爱说自己的故事，喋喋不休，却不擅长询问和倾听，”他写道，“我们很快发现，让对方迅速沉默的方法是对他／她说，Hi，我们刚从中国回来，我在那里当了十多年记者和作家。”而在中国，他常常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他的外貌与体格轻易招来围观，还常有便衣警察监视着这位外国记者的一言一动。不过，何伟很快就不再怀念这种“热闹”，而再度沉潜入美国生活的寂寞和宁静，找了一处极偏僻的所在安家。他本来就是一个听故事的人，也乐于为他人提供谈资。在《回西方》中，他描写了自己和两名美国搬运工共同拼装卧床的情景，其中的意境相当动人：“最后一件需要拼装的家具，是莱斯莉多年前从上海一家古玩市场觅得的卧床。这张床的顶棚由18块独立的木板镶拼而成，全部取自榆木，其上精雕细刻着花朵、人像和佛祖肖像。顶篷上没有螺丝钉和螺栓，只有一些槽口和零件，必须通过特定步骤加以组装。我们围绕着一根木柱开始顺时针拼装，每人支撑着一边，直到顶篷被稳稳地支了起来。夜晚已经降临，暮色为这副场景添上某种温情的色彩：莱斯莉和我，詹姆斯和戈莱格，我们四人团团围绕着一张来自共和国早年的卧床，床上镶嵌着莲花、菩萨，和连绵不绝的象征符号。顶篷巍巍树立，光华四射，詹姆斯打量片刻，‘设计得真好！’他说。

  两名健谈的工人在拼装了一张花纹奇特，构造精美的卧床之后心满意足，带着这个有趣的故事踏上返回丹佛的路。至于何伟自己的故事，永远都可以由忠诚的文字来承载。“我们在埃及居住5、6年后将重返中国。这一直是我们的计划。”何伟在新书发布会上说。他是一个羞涩的人，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似乎避免与听众的目光接触。但在说到这句话时，他抬头直视众人，面露微笑，目光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