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意义的理想化日本
巴特的《符号帝国》和他之前如《符号学原理》（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S/Z》等符号学研究著作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摒弃了原有的结构主义科学和数学逻辑特色，《符号帝国》并没有建立一个以数字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体系，巴特虽然将“日本”当作一个符号体系来书写，但是这个符号体系是由生活的吉光片羽，各种片段以及作者的个人感受与阐释所随意组合而成的，在《符号帝国》里没有数学公式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体现了巴特对于日本乃至于“东方”哲学的初步理解：对于结构主义科学的逐渐失望，使他开始转移视角，向哲学的诗学方向移步而去。
全书分26章，第一章《遥远的国度》是全书的总纲，提出了将日本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进行分析。第二章《未知的语言》和第三章《用不着言辞》主要讨论日语，从元语言的角度分析日语本身的书写和形式上的多义性，提出了全书的主要概念，所谓“意义的空无”，并要将这一文本概念应用到整个日本文化符号的研究中。
第4章到第7章，作者主要分析日本的饮食文化。前两章《汤水与薄片》和《筷子》，在视觉上对食物的摆盘，盛放方式进行讨论，由对进食过程有所解读，尤其将筷子这一进食工具和西方的刀叉进行比较，认为它不破坏事物本身的结构，相比于西方餐具的“暴力”更加“和谐”，具有指示性，夹取的随意性以及传送性，突出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温婉特质。后两章分别讨论了日本的两道名菜：鸡素烧和天妇罗，并加以文学概念上的引申阐释：比如鸡素烧现做现吃的方式，体现了烹调行为是一种“重述”，是文本的重复，具备无限的发展性，类似文本的可书写特征；而天妇罗油炸的外皮和鲜嫩的内馅，则印证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外层“形式”的重视以及内容上“空无”的哲学追求。
第8章到第11章讨论日本的城市风貌，主要是作者在东京街头的所见所感。第8章《弹球戏》将“弹球戏”这种街头游戏和西方的竞技游戏作比较，第9章和第10章将东京的城市街道规划当作一种书写语言来进行阐释，并配以手写地图作为辅助；第11章描写东京的轨道车站，是以“车站”作为符号概念所进行的一种文字扩展和想象描写。
《符号帝国》的编排风格比较散文化，章节安排非常随意，比如第12章《包装》和第16章《鞠躬》就没有被放在一起，这两章都说的是日本人的日常交往习俗。《包装》讲的是日本人的送礼习惯以及对于礼物的虔诚，类似于“买椟还珠”一般对礼品包装的习俗化重视；而《鞠躬》一章顾名思义，突出了日本礼仪中“鞠躬”动作的频繁，乃至于宗教仪式化的重要性，并对于西方人忽视“礼貌”的文化特点加以比较。
第13章到第15章，以日本传统的木偶戏剧作为解读对象，辅以少许对人形净琉璃的讨论，结合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着重分析并挖掘东方特色的戏剧表演本身所具备的符号意义。《三种书写》一章认为木偶戏本身具备三种相互分离的书写状态：木偶，操纵木偶者和配音者，《有生命/无生命》和《内心/外表》两章，主要讨论木偶看似奇怪和不合常理的运动，以及并不贴合真实的演员外表和情节表现。巴特由此认为，东方戏剧的精髓不在于模仿人体，表现真实，而在于深层次的表现人的灵魂。
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巴特用了第17章到第20章的篇幅讨论了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俳句。俳句的短小精悍，意义上的“空无”和回味无穷的意味，向来被西方学界认为是东方文化精神的代表之一，也深深地被热衷片断化写作的巴特所迷恋。巴特着重就俳句语言短小，取消意义，瞬间的感觉捕捉和具体描述的忽略等特色进行了举例说明，从而推广到他对于理想文本的建构中。
第21章《文具店》本来也是属于前文中“城市风貌”部分的文字，单独被提出来也主要是因为此章不仅描写了巴特在日本文具店的见闻，同时也就毛笔这一书写工具进行了阐释解读，尤其被提升到文本层次，也触及到了他核心的“书写”概念。
第22章到第24章是作者通过视觉印象对于日本人身体的观察记录，分别集中在对于照片和戏剧演出中日本人的仪态神情，整体的身材姿态和眼睑这一身体部分的细节描摹。这些对于人体的描述是纯粹文本化的，线条型的，将人体姿态转化为单纯的几何符号和曲线，并加以文本概念的扩展与描述。
第25章《暴力的书写》是对于一次学生街头示威活动的记述，巴特注意的是东方人对于暴力的克制；第26章《符号的小屋》则是一次生活片段的记录，巴特在火车上对于乡间田野的分布和农村小屋的视觉印象。
通读全书我们看到，《符号帝国》不存在严实的理论框架和写作逻辑，作者的写作态度本身就是随意的，他记录的见闻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导，随心所欲，从语言，饮食，城市规划，礼仪，戏剧，俳句再到人体，巴特已经完全展现了他后期的随笔片段化写作的基本风格。无论巴特解读的是日本文化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将这种文化放在文本写作的平面上进行分析，任何的文化活动都可以被他归结为一种“书写”，都是对于文本创作过程的反映。而具体层面上，他的分析也充满“趋同”，他提取出符号，描绘出形式，着重扩展这种形式的复杂和精巧，分析文化活动创作过程的本身（“书写”），并探求这个过程中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消解架空意义。实质意义的缺失不仅不是缺憾，相反被鼓励。
巴特在第17章到第20章中对于俳句的讨论，基本可以说是对于全书的概括。“意义的乖破”，他这样描述俳句。结合俳句的写作以及他对于禅宗的浅显描述，巴特认为，日本文化的各个层面普遍具备重视符号，重视形式，重视过程，表达个人情致和灵魂，从而轻视结果和意义的基本特征，而这恰恰就是巴特一直恋恋不舍的理想文本追求，也是他“符号学”研究和“文本”研究的巧妙结合。
《符号帝国》里的日本并不能说是纪录片式的真实记录，相反，它恰恰是罗兰•巴特的一种个人化的理想化书写。或者可以说，“日本”只是巴特所需要的理想国度的代称，他对于日本的描述，实际上是他看到日本的现状和他的理想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之后，个人态度将理想和现实主观统一，追求对等效果的，写作方向明确的创作。巴特在书中有一些阐释被认为是过度的，经常给人以强加意义和文字游戏之感，有些符号的提取和解释，甚至在东方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比如他对于“米饭”的描述：
“米饭只能界定为一种具有矛盾性的物质：它既是聚合的，又是可以分开的；它的实质目的就在于形成这种零碎的、成团的、暂时聚合在一起的状态。”
全书分26章，第一章《遥远的国度》是全书的总纲，提出了将日本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进行分析。第二章《未知的语言》和第三章《用不着言辞》主要讨论日语，从元语言的角度分析日语本身的书写和形式上的多义性，提出了全书的主要概念，所谓“意义的空无”，并要将这一文本概念应用到整个日本文化符号的研究中。
第4章到第7章，作者主要分析日本的饮食文化。前两章《汤水与薄片》和《筷子》，在视觉上对食物的摆盘，盛放方式进行讨论，由对进食过程有所解读，尤其将筷子这一进食工具和西方的刀叉进行比较，认为它不破坏事物本身的结构，相比于西方餐具的“暴力”更加“和谐”，具有指示性，夹取的随意性以及传送性，突出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温婉特质。后两章分别讨论了日本的两道名菜：鸡素烧和天妇罗，并加以文学概念上的引申阐释：比如鸡素烧现做现吃的方式，体现了烹调行为是一种“重述”，是文本的重复，具备无限的发展性，类似文本的可书写特征；而天妇罗油炸的外皮和鲜嫩的内馅，则印证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外层“形式”的重视以及内容上“空无”的哲学追求。
第8章到第11章讨论日本的城市风貌，主要是作者在东京街头的所见所感。第8章《弹球戏》将“弹球戏”这种街头游戏和西方的竞技游戏作比较，第9章和第10章将东京的城市街道规划当作一种书写语言来进行阐释，并配以手写地图作为辅助；第11章描写东京的轨道车站，是以“车站”作为符号概念所进行的一种文字扩展和想象描写。
《符号帝国》的编排风格比较散文化，章节安排非常随意，比如第12章《包装》和第16章《鞠躬》就没有被放在一起，这两章都说的是日本人的日常交往习俗。《包装》讲的是日本人的送礼习惯以及对于礼物的虔诚，类似于“买椟还珠”一般对礼品包装的习俗化重视；而《鞠躬》一章顾名思义，突出了日本礼仪中“鞠躬”动作的频繁，乃至于宗教仪式化的重要性，并对于西方人忽视“礼貌”的文化特点加以比较。
第13章到第15章，以日本传统的木偶戏剧作为解读对象，辅以少许对人形净琉璃的讨论，结合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着重分析并挖掘东方特色的戏剧表演本身所具备的符号意义。《三种书写》一章认为木偶戏本身具备三种相互分离的书写状态：木偶，操纵木偶者和配音者，《有生命/无生命》和《内心/外表》两章，主要讨论木偶看似奇怪和不合常理的运动，以及并不贴合真实的演员外表和情节表现。巴特由此认为，东方戏剧的精髓不在于模仿人体，表现真实，而在于深层次的表现人的灵魂。
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巴特用了第17章到第20章的篇幅讨论了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俳句。俳句的短小精悍，意义上的“空无”和回味无穷的意味，向来被西方学界认为是东方文化精神的代表之一，也深深地被热衷片断化写作的巴特所迷恋。巴特着重就俳句语言短小，取消意义，瞬间的感觉捕捉和具体描述的忽略等特色进行了举例说明，从而推广到他对于理想文本的建构中。
第21章《文具店》本来也是属于前文中“城市风貌”部分的文字，单独被提出来也主要是因为此章不仅描写了巴特在日本文具店的见闻，同时也就毛笔这一书写工具进行了阐释解读，尤其被提升到文本层次，也触及到了他核心的“书写”概念。
第22章到第24章是作者通过视觉印象对于日本人身体的观察记录，分别集中在对于照片和戏剧演出中日本人的仪态神情，整体的身材姿态和眼睑这一身体部分的细节描摹。这些对于人体的描述是纯粹文本化的，线条型的，将人体姿态转化为单纯的几何符号和曲线，并加以文本概念的扩展与描述。
第25章《暴力的书写》是对于一次学生街头示威活动的记述，巴特注意的是东方人对于暴力的克制；第26章《符号的小屋》则是一次生活片段的记录，巴特在火车上对于乡间田野的分布和农村小屋的视觉印象。
通读全书我们看到，《符号帝国》不存在严实的理论框架和写作逻辑，作者的写作态度本身就是随意的，他记录的见闻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导，随心所欲，从语言，饮食，城市规划，礼仪，戏剧，俳句再到人体，巴特已经完全展现了他后期的随笔片段化写作的基本风格。无论巴特解读的是日本文化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将这种文化放在文本写作的平面上进行分析，任何的文化活动都可以被他归结为一种“书写”，都是对于文本创作过程的反映。而具体层面上，他的分析也充满“趋同”，他提取出符号，描绘出形式，着重扩展这种形式的复杂和精巧，分析文化活动创作过程的本身（“书写”），并探求这个过程中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消解架空意义。实质意义的缺失不仅不是缺憾，相反被鼓励。
巴特在第17章到第20章中对于俳句的讨论，基本可以说是对于全书的概括。“意义的乖破”，他这样描述俳句。结合俳句的写作以及他对于禅宗的浅显描述，巴特认为，日本文化的各个层面普遍具备重视符号，重视形式，重视过程，表达个人情致和灵魂，从而轻视结果和意义的基本特征，而这恰恰就是巴特一直恋恋不舍的理想文本追求，也是他“符号学”研究和“文本”研究的巧妙结合。
《符号帝国》里的日本并不能说是纪录片式的真实记录，相反，它恰恰是罗兰•巴特的一种个人化的理想化书写。或者可以说，“日本”只是巴特所需要的理想国度的代称，他对于日本的描述，实际上是他看到日本的现状和他的理想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之后，个人态度将理想和现实主观统一，追求对等效果的，写作方向明确的创作。巴特在书中有一些阐释被认为是过度的，经常给人以强加意义和文字游戏之感，有些符号的提取和解释，甚至在东方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比如他对于“米饭”的描述：
“米饭只能界定为一种具有矛盾性的物质：它既是聚合的，又是可以分开的；它的实质目的就在于形成这种零碎的、成团的、暂时聚合在一起的状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