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抉择

  
    王明珂先生长期从事于对于“华夏边缘”的研究，每一部著作都在人类学界、历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1997年出版其成名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这本书里，首次将视角移向被一贯忽视的“华夏边缘”，“王明珂对于华夏边缘的研究，一直有这样一个视角，就是从‘边缘’看‘中心’”。作者试图“由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他还运用一个精妙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之后再2003年、2006年他相继出版历史人类学专著《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2008年，他取径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辅以历史学、生态学多学科，对华夏边缘进行了更深探讨，写成了这部“堪称迄今为止学界对传统游牧社会研究极具纵深的一部力作”——《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这部书出版后就获得许多学者赞扬，如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为此写序称赞道：“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北大历史学教授荣新江在读完本书后也指出：“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制作。”姚大力先生也称赞此书“立意高远”，“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在大陆民族史学界引起过极具震撼力的积极影响。
    就内容来看，本书所做的是跨学科的推进式学术研究，提出了新颖而有原创性的概念，并给予了有力的分析。作者在具体个案研究中，不仅推进了对象本身的研究，而且能够得出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结论，即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启发。 这是本书价值更大的地方。

1、一个批判：“自主平等”与“集中阶序”
   从学术角度来讲，“学术界普遍认为，受资源不稳定性和移动性的影响，游牧社会通常奉行‘自由平等’的原则，然而这一结论又无法解释‘游牧帝国’的出现，这一矛盾在国际游牧社会研究领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王明珂认为，中国汉代时期北方地区三种不同类型游牧部族的同时存在正好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并给予了充分的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并决定着游牧人群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他们与自然、与外界如何共生共存，这些问题在这个研究中找到了很好的答案。
    作者的解答是，“各层级部落领袖是否存在与其威权大小，一方面因本地游牧经济形态而定，另一方面也视牧民在此经济形态下与外在世界互动关系而有不同与外界关系越密切，特别是与国家政权下的定居群体关系愈密切，“部落”组织也越重要，越具体，其领袖也较具有政治威权，结合为那一级“部落”也因外界敌对势力大小而调整。即，主要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本地自然生态和经济形态，二是与定居群体关系。
  
　　　作者运用历史生态学的理论解释历史变迁，角度新颖，且貌似逻辑严谨。但事实上却存在着很大的漏洞。诚如前述，在作者理论分析时，指出影响游牧社会国家形态的两大因素是自然环境和外部影响。在这两大因素中，作者始终强调后者的更重要作用。如 “一个游牧社会内部个人群‘平等自主’的程度，与其环境资源之形态，多寡，稳定性以及该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关系之紧密程度，皆有密切关联。事实上资源问题最后仍归结于其对外关系，因此对外关系最能影响一个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程度”[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25页。]“愈是在不赖外界资源，而每一基本游牧社会单位皆自产自用之经济生产模式下的游牧人群，愈能够平等自主。相反的，愈需要由外界得到资源，因而与外界接触较多，如此的游牧社会需经常维持高层次政治结构以对付外在世界，因此其下游牧人群就愈不容易保有其‘平等自主’了”[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26页。]。作者指出，纷乱的历史事件，实际上背后有两个历史本相：“一是蒙古草原、东北森林草原与西北高原河谷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二是更基本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中原王朝所维持的资源边界”。[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43页。]
　　　诚如以上作者论述，“对外关系最能影响一个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程度”，外在资源边界是“更基本”的历史本相，类似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在论述游牧社会产生和华夏认同产生时也强调了相互互动关系和资源边界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我们重新回到本书主体，对匈奴、鲜卑、西羌不同政治形态的分析中，我们会惊讶发现，在这几个例子中，对外关系对他们国家的影响都很少，除了匈奴和南方资源边界息息相关外，其他鲜卑、西羌的形态，按照作者的论述并没有资源边界的影响，而几乎完全是因为自身地理环境的影响。
　　　作者对这三个地区的分析也是不平衡的，明显匈奴篇幅长且分析全面，西羌和鲜卑则很薄弱，而且更多的是根据史料对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客观主义描述，没有向匈奴一样很深入的逻辑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这暴露出作者在理论和现实弥合中出现的大漏洞。作者试图在本书中论述“边界”和“移动”在华夏边缘的巨大影响，特别是长城作为资源“边界”与边界两边的“互动”——“移动”。匈奴是这个理论的完美例子，作者大篇幅对其进行论述。而事实上鲜卑、西羌与汉王朝并没有存在一个明显的“边界”，也没有这种对双方产生很大形塑的“互动”。并不能笼罩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所以作者对它们的论述显得薄弱。
　 至于作者的两个历史本相的理论，特别是“中原王朝所维持的资源边界”的本相，对于鲜卑、西羌就不是那么“基本”或者重要了。西羌就是一个反例。东汉以来，羌地与中原的接触远远胜于西汉的匈奴，“在西汉中后期以后，汉帝国在河湟各河谷普设屯田，迁大量邻近汉郡县穷困农民罪犯来此开垦，如此当然改变了本地羌人的经济生态”。东汉对于羌人也进行大规模迁徙，强制改变其生产生活模式。因此，这些设在汉帝国郡县之下，受到东汉强制迁徙改造的羌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依赖程度，要比独立在漠北的匈奴帝国要紧密的多，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国家政权，这和作者说的，“愈是在不赖外界资源”，“愈能够平等自主”；“愈与外界接触较多”，“愈不容易保有其‘平等自主’了”的理论就自相矛盾了。同样，东汉政权对于羌族的打击，并不亚于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两次羌乱和接连不断的战争，几乎拖垮了东汉王朝，而这种长期战争中，羌族并没有受这些对外战争的影响，破坏自主平等的原则，这不能说不是其“对外关系最能影响一个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程度”观点的一个挑战。
　　笔者认为，这一逻辑上的缺陷表现出，作者还是有一些“理论先行”的倾向的。作者反复强调，要寻找历史表征背后的“本相”，这种寻找历史规律，提出理论以描述勾勒历史大势，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作者也有些对具体复杂历史事实的轻视和“化约论”嫌疑。姚大力先生就指出作者在关于匈奴“二十四长”和匈奴“大集团游牧”的地方，有夸大的地方，这是为了配合其匈奴国家内在矛盾的理论而出现的问题。历史事实是复杂的，某一现象也许是一个复杂“合力”的结果，需要我们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且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如果理论先行，抹杀历史事实的复杂性，甚至简单将复杂事实归为没有价值的“表征”，则有些不可取了。
　作者的研究，明显带着特纳“边疆学派”强调“移动的边疆”的史学方法的影子，也与以没有生命的“生态地理环境”的“结构”解释历史，重视“长时段”的年鉴学派第二代理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无论是边疆学派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观点，还是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三分法理论，虽然都曾经在史学界流行一时，但是七十年代以后逐渐遭到扬弃。关注个体、关注生命，关注复杂微妙的历史，逐渐成为史学界共同诉求。
　　　
2、深沉的人文情怀 强烈的现实关怀
   上述只是笔者对王先生大作的一点不成熟不全面的小小意见。王先生的著作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但是读完之后还是受益匪浅，除了新颖的观点，很有启发的研究方法外，更重要的是作者深深的人文情怀，现实关怀。
    这本书不是一本枯燥的理论或者历史著作，而是渗透着作者深深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对游牧部族的人文关怀。这本书的写作，正如作者所说，“促使我进行此研究的，不只是我与参普拉间的朋友感情，更因为我深深感受他以及其他蒙古朋友对于蒙古族人及其游牧文化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表现在作者在书中，对于游牧部族生活的细致描述，以及对匈奴、西羌等部族生活方式的理解上。作者没有像传统史书，甚至现在很多民族主义的著作，乃至当前中学教科书中对这些民族生性侵略的描述，而是在对其环境细致分析后指出“无论从人类学（人类生态）或历史（人类生态历史）的角度，匈奴人为了生计而行的掠夺，只是一种人类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在民族主义日趋高涨的今天，作者能大胆这样说，是难能可贵的。对游牧的理解，也表现在作者对游牧经济的肯定上。作者多次指出，游牧经济只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对游牧的理解：“游牧经济及其社会是一种非常精致敏感的人类生态体系，另一方面游牧经济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与相当大的内在差异，与农业生产是并列的，甚至产生更晚，并没有先后高低的线性发展之分。诚如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对本国历史往往是“以知之深，固爱之切”，作者对游牧研究越深入，其理解之情也越深切。
　　　基于这种对于游牧的深刻的理解和同情的人文关怀，作者多次流露出本书的现实主义关怀。当前游牧地区面临着生态恶化、贫困化和动乱化等问题，以及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也挑战着我国民族秩序。作者本书也不是一本为了研究而研究的著作，而是有很深的现实关怀。“我所期望的了解，建立在情境化的与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生态知识基础上，也是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我期盼此知识与理解，能有助于促进公平，和谐与合作共生的民族关系。”在经过作者的分析研究后，他指出：“以此而言，我们对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的互动的历史可有一种新理解，这绝非是一个孰胜孰负的历史，也非一个狼与龙争的历史。而是，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华夏资源边界。”
   作者更深情地说：“我希望如此借由人类经济生态角度所理解的过去，可以让不同地域文化经济模式之人群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体认现在，因而能规划、期盼更好的未来。”理解过去，了解彼此，体认现在，期盼未来，这不仅仅是这本书的目的，更应该是所有历史学仁投身史学研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