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的雷普利，困扰的Highsmith

        1955年，《天才雷普利》首版即引起轰动。各路人马的评论中，有一个词不断被提到：disturbing，令人不安的。这不难理解，1955年的侦探小说读者们习惯的仍然是天才警察追寻蛛丝马迹，一路捕捉罪犯的故事。而《天才雷普利》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以罪犯为主角，详细描述他的一举一动，他行凶的心理，他对付警察的策略。更令时人侧目的是：这家伙居然跑了，他没有被某个福尔摩斯先生抓到。撒了几句谎，伪造了几份证据，他便有惊无险的摆脱了其他小说奉之圭臬的善恶报应，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无怪乎当年金匕首奖评审时，一位评委扬言如果胆敢选这部小说，她就当场辞职。她如愿以偿了，《天才雷普利》落选金匕首，当年获奖的是Winston Graham的《The Little Walls》。
        58年过去了，《The Little Walls》已经只能在wiki上被查到了，但是《天才雷普利》却仍然一直有人在读，不断被人改编，电影、话剧……激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感。而更让人奇特的是，这种disturbing感如影随形般走过了58年。如果说对当年的读者而言，以罪犯为主角是全新体验的话，当代的读者可算是见多识广、百毒不侵了。他们见识过了把黑手党做主角的《教父》，以杀人狂为第一人称的《美国精神病人》。然而，disturbing这个词似乎仍然只能放在雷普利身上。它不同于恼怒，反感，甚至恶心或兴奋（很多读者声称《美国精神病人》让他们同时产生了这两种感觉），它只是一种不安，一种无所适从，一种让人模模糊糊的烦躁。《天才雷普利》就是那么的特别。
        这种特别的感觉来自于雷普利身上的某种缺失和因为缺失而造成的诡异的和谐。缺失的是善恶之间细细的道德红线，而失去了这条红线后，雷普利没有变成个怪物，相反，他生活的似乎更自信、更自由、更快乐了。他自然的穿梭在阳光和阴影之间，自如的把杀人列在“to do list”之中。Highsmith不厌其烦的详细描述法国乡间典型生活的细节：食物、音乐、美术、社交……，然后极其自然的，她在其中插入各式各样的罪行。车库摆着一具尸体？没问题，让我们晚上请朋友吃个便饭吧。酒窖地板血渍还未干？小意思，让我们为这美好的夜晚，倒上一杯皮诺吧。在《巴斯维克的猎犬》里，柯南道尔花了大力气来描述犯罪时那阴森的天气，空气中危险的征兆，以至于读者仿佛听到远处传来猎犬低低的吠声。但《雷普利》中，Highsmith却在努力弱化犯罪所带来的天然的紧迫感。尸体藏在车厢里所带来的紧张，被描述的只能和车子不够干净座位有点脏所带来的不便相提并论。这种让人难以觉察任何异常的“自然”状态，是雷普利最有威力的武器。如果说撒谎是雷普利的天赋，那么这种坦然更是谎言的威力强化剂。所有的受害人中，唯一能让雷普利感到些许不安的只有迪基一个，而其他受害者可就负罪感欠奉了。这个系列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在犯下杀人的罪行后，雷普利以为自己会失眠，然而最终却发现自己睡的香甜无比，完全不受困扰，一副内心平和、毫无愧疚的模样。

        对于犯罪，对于杀人，大部分人是愧疚的，小部分人是享受的，但是，极少有人能够像雷普利那样，是淡定的。昆西在他的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中提到，一声普通的清晨敲门声，却让正要杀人篡权的麦克白夫妇惊恐万状，也让所有的观众惊心动魄。昆西对此颇为不解，苦思多年得出的结论是：清晨敲门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代表了一种正常的生活，而正是这种正常的生活，反衬或者提醒了正沉浸在罪恶场景中的麦克白夫妇和观众。在这个设定中，麦克白和所有的观众，都把犯罪的场景和正常的生活截然分开，他们心中清楚的知道自己所行的是不义之事，他们想做的，是希望能够在罪恶的场景中做完这些肮脏的勾当，然后洗干净双手，调整好心态，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这是我们所理解，或者所想象的罪犯的生活。
        而雷普利之让人困扰，正是我们难以察觉这个男人在犯罪生活和正常生活之间情绪的不同。对他而言，杀死一个人，只是生活中的某种必要做的。他热爱在丽影（他别墅的名字）的生活，深爱自己美丽的太太，喜欢大键琴，发自内心的欣赏绘画的艺术。对任何试图破坏这种生活的人，只要他认为风险可以承受，他并不介意在酒窖里面多加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可能只是一个想要揭穿他底细的美国商人，也可能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想要破坏他安定生活的黑手党。你也许会觉得杀死后者在道德层面更让容易接受一些，更不容易产生负罪感，连雷普利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偶尔也会对自己强调“我只是杀了几个黑手党，这种人并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但事实是，黑手党和普通美国商人在他并没有什么区别，后者也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困扰，而雷普利自己也一再提及：杀死迪基，是唯一一次让他心中不安的罪恶，而其他人，就如同给丽影除白蚁一般，只是消除生活中的不便而已。
        雷普利是现代社会培养的一个野孩子。《四签名》中的小野人并不会令人不安，虽然他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但异族的特性如此明显的写在脸上，就一下子把这场景变成了欢快的freak show。雷普利可完全不一样，他受过教育，有过艺术的熏陶，但显然这些东西只是让雷普利了解了怎样的行为是“别人认同的”，而不是“我所认同的”。他就如同是道德长河中的鹅卵石，常年冲刷，外面已经湿漉漉，可里面却仍然是干的。这种人的存在简直是对社会道德影响体系的巨大打击。而更大的打击是，雷普利证明了道德感是一个负担而非祝福。
        所以在我看来，读者这58年来最大的不安，是对于有人竟可以完全撇开道德压力的不安，是对有人竟可以享受这种自由生活的不安，更是一种不知不觉被这种自由所吸引的不安。当你为雷普利可能被发现而担心的时候，你是否也潜移默化的被他这种内在的“自然和谐”所吸引？你是否开始有点羡慕他那轻松的表情？你是否隐约感到了道德感在肩膀上日益沉重的份量？
        
        如果要理解这种设定，恐怕最好的方式就是求助于他的创造者：Patricia Highsmith。钱钟书说“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别传就是自传。”对于Highsmith而言，雷普利的生活、成长、困扰多多少少来自作者的个人生活体验。Highsmith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萨斯，父母在她出生10天后离异。12岁时，她皆为艺术家的母亲和继父搬去纽约，留下她和外祖母同住。感到被抛弃的年轻的姑娘把这一年形容为“saddest year of my life”。终其一生她都同母亲关系紧张，并把这种失败的关系部分归咎于继父。这意味着Highsmith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机会同父母探讨自己复杂的双性恋取向，她只有艰难的从写作，辗转于不同的男女关系中寻找自己。
        Andrew Wilson 2004年给她写的传记名叫《Beautiful Shadow》——美丽的阴影。她无疑是美丽的，照片中，你可以看到她精致的五官，窈窕的身躯，兼具优雅和淘气的眼神。然而她也是一个阴影般的存在，不笑的照片里，她带着深深的法令纹，直愣愣的盯着镜头，一副冷漠的气派。时人对她的评价也是如此，既有人说她“残忍、尖刻、既不懂得爱别人，也完全不值得去爱，是我见过最丑陋的人”，也有人说她“美丽，虽然难以相处，但是却有一种冷幽默，有她在周围总是让人愉快的”。
        这种自我陶醉和否认的矛盾，带着Highsmith一路从《火车怪客》走向了《雷普利》。她向往平和，却无法压抑内心的挣扎；她追求平静，却无法忽视自己天生的复杂。在她的想象中，雷普利或者正是的双面人生最终的统一。在这个完美统一中，拥有关系稳定妻子，名叫“丽影”的豪宅，称职的管家，日常生活包括学大键琴，绘画，园艺，购物。她甚至模拟了暗示正常生活可能遇到的各种小小麻烦：尖刻的岳父，爱评判别人的邻居，而让生活更加真实。而她也渴望并享受着自己的另外一重身份。雷普利的麻烦和冒险至少有一半是他自己带来的，他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引入到麻烦之中，一个走失的年轻人，一个在绝症前充当了一把杀手的中年男人，都可以让这个过着舒适生活的男人一步步合理却又怪异的介入到黑暗的一面中。这个敏感的女人，她终于发现，唯一能够让两者和谐存在的，不是某种“切换状态”的能力，而是从来不区分彼此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是切换的能力。有人能够既是罪犯，又是好丈夫——毕竟拥有这种特质的人我们都见惯不怪，比如你那个上班时粗鲁而直接，回家后温和而有趣的老板。我们很容易从中引申出行凶时是心狠手辣的黑手党，回家后是安静沉默的父亲这种设定。大量的小说探讨的恰恰是对立生活互相之间的入侵，《麦克白》中谋杀的体验最终让麦克白夫人疯狂，黑暗吞噬了正常的生活；而相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993年的电影《完美的世界》则是正常世界对黑暗世界的侵袭，当凯文.科斯特纳爱上了那个作为人质的小男孩儿，正常的父子生活便侵入了黑暗的一面，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在这种设定中，清晰的割裂两种生活是生存的关键。
        而在Highsmith的设定中，清晰的割裂只不过一种幻象，如《雷普利的游戏》中那个中年男子，最终无法持续两种不同的生活。雷普利的世界中，割裂必然带来反噬，只有双方的融合才是生存之道，而这种融合的前提就是模糊的道德感，能有多难，所谓的道德感不就是一群人以为是对的东西吗，你完全可以像雷普利一样：知道它的存在，但是不为所动。

        然而Highsmith终于还是没能够做到这点，无数人爱上他，包括那些给她留下美丽影像的摄影师们，那些爱上她才华的男女艺术家们。然而繁华过去，她终于还是只能独自面对凋零的容颜。她想象中的雷普利能够连打两个电话，先请朋友来帮忙搬运尸体，再请另一个邻居过来一起喝个下午茶。而Highsmith却终于只能说“我不喜欢与人交流，独处更能激发我的想象力……比起人类，我更喜欢和动物呆在一起”。这个来自得克萨斯的女孩终于还是没有办法甩开她的童年，摆脱她道德的负担。她会一直困扰下去，如同她的读者们一样，困扰而着迷于雷普利的自由，背负着诸多的规则，迷惑、不齿、却又有些羡慕的看着那个天才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