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与“文存”系列

文/王观泉


在谈《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时，首先要谈一谈亚东图书馆。《独秀文存》的出版是亚东图书馆介入“赤潮文化”的第一本书。此后，这家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进步书刊。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它在整理国故弘扬文化上的不可磨灭的勋业。
亚东图书馆最早标点《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皆汪原放的标点）等等古典名著，并得到胡适、陈独秀作序文予以肯定，出版后又受广大读者欢迎，开标点古典文籍风气之先河。鲁迅就表扬说，汪原放“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缪误，但大体是有助于作者和读者的。”（《热风•望勿“纠正”》）这里，大学教授胡适和中共领袖陈独秀合作默契。
《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在1921年和1922年相继出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旧向新转化之交的象征之一。对千方百计复辟封建制度的清朝遗老遗少到北洋军政府来说，两部文存都是在意识形态上危及其生存的舆论压力。
《独秀文存》的生存与胡适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三者：一个出版社和两位学者，不是作家与出版社、稿酬与出版商的关系，其关系要深得多。可以说亚东馆老少叔侄两代汪孟邹和汪原放，与胡适、和陈独秀，是共求新文化出版生存权的三位一体。亚东馆主人、胡适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去世。
亚东图书馆的前身是1903年创办于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它的创始人汪孟邹是前清秀才，胡适的绩溪老乡，世有乡谊。由于亚东图书馆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是绩溪老乡，其中不乏博古通今的学士。因此与胡适的关系就非同一般。直到1949年胡适从北平经上海离开大陆前夕汪原放去告别，关系维持了四十年。从五四时期到大革命失败，到陈独秀1932年入狱到1942年病逝，汪家一直是胡适和陈独秀事务联系的桥梁。
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的友谊，比胡适还要早还要密切。陈独秀早在1901年就与汪原放的父亲汪希颜结识，汪希颜曾在给其弟汪孟邹的信中称新朋友陈仲甫为“皖南名士”（安庆时为安徽省府）。令人惋惜的是，抱着“努力求学，努力做事，务养成二十世纪上一个人之资格”的汪希颜于次年英年早逝。陈独秀与汪希颜的友谊就与孟邹之间得到继续。陈独秀小孟邹一岁。其时汪孟邹正在芜湖筹备科学图书社。1904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就奔向芜湖科学图书社，编辑出版他的《安徽俗话报》。《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年纪念》序中记载：“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的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命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的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据汪原放回忆科学图书社内进一客堂里曾悬挂着陈独秀手写的小中堂：
推到一时豪杰
扩展万古心胸
生动记录了年少气盛的革新伟业的穷开心生活。这是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最早的出版关系。被保守派视为“洪水猛兽”的《安徽俗话报》出版到第二十三期，陈独秀突然只身去了上海，人莫知其所往，后来始知他是投入蔡元培制造炸弹的秘密活动。此路不通，陈独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与亚东第二次联系。次年，陈独秀又突然只身返回上海与亚东第三次联系。这次是他走向辉煌的开始——创办《青年》杂志。
与此同时，亚东老板也有个转型时机。辛亥革命后，汪孟邹激动不已，以为革命终于成功，革新大业已结硕果，于是就到安庆找到坐在都督府中的陈独秀和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安徽都督柏文蔚，表示不再纸上谈兵，欲重新找回当年“弃书学剑亦英雄”的感觉。哪知事与愿违，陈独秀已经看出安徽时局不靖，南京临时政府疲软，孙中山手无兵丁也不想励行“金铁主义”（武装斗争）。袁世凯欲独吞辛亥果子等等迹象，遂与柏文蔚力促汪孟邹继续书业，动员并资助他到当时书报业印刷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去创业。
1913年上海就有了亚东图书馆，后来受到了胡适、陈独秀，甚至蔡元培的支持和北京大学出版部的襄助。陈独秀1916年去北京，接受蔡元培先生的礼聘加盟北京大学。
据汪孟邹回到上海与亚东同仁回叙蔡元培礼聘陈独秀的故事，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听者无不感叹，视之为“现代三顾茅庐”。但是陈独秀仍不为所动，因为他放心不下《新青年》这个已经在全国知识界引起莫大反响的刊物，于是蔡元培立即拍板，《新青年》编辑部随独秀迁京，列入北京大学出版部。于是汪孟邹带着北京大学出版部委托书，皮包鼓鼓地回到上海。陈独秀则安家箭杆胡同开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伟业。
《新青年》则确立了全国性传布新潮文化刊物的地位。不久胡适从美国归来出任文科教授。一个是《文学改良刍议》，一个是《文学革命论》。前者的“八不”和后者的“三个推倒”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钱玄同刘半农等与林琴南等保守派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从言语和文学发难。然而当时又有谁能想到两年后碰上巴黎和会使中国再次受辱而发生五四运动呢！陈独秀，甚至胡适，都在这场运动中从单纯的学者成为介入社会革命的先行者。蔡元培则从北京大学校长一跃而成为立场鲜明的政治革新家。
亚东图书馆不仅从此受到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的支持，连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新锐如傅斯年等，把《新潮》出版权也交给了亚东！亚东派员常驻北京，汪原放则京沪两地联络，不久就有了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的出版，一书唤起了新兴诗歌运动，不久东瀛就交来了郭沫若、田寿昌（汉）和宗白华的《三叶集》，汪静之吹来了《蕙的风》、蒋光慈出版了《鸭绿江上》和反映四一二国共从合作到分裂的小说《短裤党》、杨之华《妇女运动概况》，名译家里李季交出了《通俗资本论》……本来还有为瞿秋白集1926年前的论文编《瞿秋白文存》的计划，因“四一二”急转的政治风云，放弃了。
亚东在新文化领域新锐作家和学者群中名声大噪。从那时起，胡适每到上海多住在亚东主人为其所设的居室或亚东为他设的办事处所。出版界名人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成为胡适在亚东居住期的常客，在亚东整理出版古典文学的全部运作过程（1920~1926年）中，教授的胡适与政治家的陈独秀密切配合优势互补，不只关注古典小说的普及，还深入经史书册策划。有一次胡适为汪原放开列一份提供出版参考的“中国古代哲学文论系列丛书”目录，陈独秀看过后首肯并加上《神灭论》和《非神灭》两部著作，在出版西方哲学、历史著作方面两个政治上异途的安徽老乡，进入亚东馆就多有共识，胡适称道陈独秀是“心直口快的朋友”，诚是知己之言。有时候，胡适与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里争得面红耳赤，然而共同语言仍然超越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双双办成了一些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书，其中就包括文存系列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