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的趣味

　　　——漫说《胡适文存》中的趣味
　　　
　　　《胡适文存》是典型的学者作品，篇章大多为学术类专文。然而，胡适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学术文章严谨，直白流畅，最善举例，同时也充满了趣味。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谈及教材选古典小说：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部分，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1）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本的，删去了最精彩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依旧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胡适文存》卷一）
　　　
　　　这个例子可谓直入我辈心胸。少年时代，虽则老师父母一再告诫，某些书是不允许看的，因为怕读了坏书“中毒”，但还是和同学们忍不住去偷看。当然，那时读书已经十分驳杂，似乎也有了些免疫力，倒也没有“中毒”。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明确的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理论，并成为其一生的治学理念。他认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他以清代学者戴震（东原）考据《尚书·尧典》中“光被四表”的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蔡沈解“光”为“显”，这是最普通的解法。但是孔安国《传》说，“光，充也”。光字作显解，何等近情近理？为什么古人偏要解作“充”字呢？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但是戴震说：《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义《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颍，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桄，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以《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
　　　戴震是不信伪《孔传》的人，但他却要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话做辩护士。我们且看他的说法：
　　　《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日，“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 ,'《释文》曰，“横，古旷反”。《孔子闲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注日，“横，充也”。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
　　　《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雾广远之义。 这真是大胆的假设。他见郭本《尔雅》的桄字在孙本作光，又见《说文》有“桄充也”的话，又见《唐韵》读桄为古旷反，而《礼记》的横字既训为充，又读古旷反，——他看了这些事实，忽然看出他们的关系来，遂大胆下一个假设，说《尧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横字。但是《尚书》的各本明明都作“光”字。戴震于是更大胆的提出一个很近于武断的假设，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话是乾隆乙亥(一七五五)年《与王内翰凤喈书》里说的。过了两年(一七五七)钱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寻着一个证据：　　（证一）（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证二）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过了七年多(一七六二)，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寻着两个证据：　　（证三）《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证四）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过了许多年，他的弟子洪榜又寻得一证：　　（证五）《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他的弟子段玉裁又寻得一证：　　（证六）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今本《东京赋》作“惠风广被”，后人妄改也。　　这一个字的考据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学者做学问的真精神。假使这个光字的古本作横已无法证实了，难道戴震就不敢下那个假设了吗？我可以断定他仍是要提出这个假设的。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
　　　这一个字的故事引得虽然长了些，但却可以看出胡适在“考据”上下的功夫。他是毕业于欧美的大学者，但却丝毫没有漠然于自己祖国的学术。他将科学的方法引入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他曾在《国语文法概论》里讲过一个故事，以说明“历史的研究法”。
　　　
　　　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时，有一天他改了装，独自出门游玩。他走到一条巷口，看见一个小孩子望着墙上写的“此路不通”四个字。皇帝问他道：“你认识这几个字吗？”那孩子答道：“第二个字是‘子路’的‘路’字，第三个是‘不亦乐乎’的‘不’字，第四个是‘天下之通丧’的‘通’字。只有头一个字我不曾读过。”皇帝心里奇怪，便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论语》。皇帝心里更奇怪，了：难道一部《论语》里没有一个“此”字吗？他回到行宫，翻看《论语》细看，果然没有一个“此”字。皇帝便把一班随驾的翰林叫来，问他们《论语》里共有几个“此”字。他们有的说七八十个，有的说三四十个，有的说二三十个！皇帝大笑。
　　　《论语》里有“斯”而没有“此”，这正是语言本身所表露出来的语境的不同。在翻看其他同时代的典籍，就能较为明确的求证出文法特点。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也可看出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另一面。胡适先生写学术论文，却能写的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也可见其功夫之深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