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的两种写法

同样是写书评，因为经历的不同，所写出的文章会截然不同。小宝和谢泳就是风格十分鲜明的两位。前者作为季风书店的老板之一，又在电视台工作过，所以对时下的各类书籍很熟悉，举凡文学、历史、风月，无所不包，文字顺畅滑腻。点评各色书籍，总脱不了上海人“包打听”的派头。想找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籍，大家按图索骥，看看《老而不死是为贼》，总不会错的。

同样是书评结集，谢泳的《杂书过眼录二集：靠不住的历史》，倒也名副其实。不如小宝的书名那么抢眼。关于这一点，谢泳在《后记》里说的很明白：

     我们现在出书，总是喜欢市场。这没有错，但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显得俗。我已出过十几本书，但鲜有自己满意的。一是因为迁就书商，部要为市场考虑；再就是迁就现实，总以能出版为上，没有不删节的，没有不改动的，书名也没有过按自己设想安排的，总由出版商选择。

谢泳所评论的书籍，也杂。这些书名不见经传，多是作者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或是朋友赠予。这一点不同于作为书店老板的小宝。谢泳所评论的书籍包括私印的小册子、为纪念先辈不进入出版渠道的家传、20世纪留学日本的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和讲义、早期的英汉词典、老版的人名辞典、家印的纪念文集、名作家的佚文……评论的书籍虽然杂芜，却有贯穿其中的主题：希冀学者以这些杂书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且看谢泳的议论：

    中国治历史的学者，学术灵感多从二手文献中出来，其实这在学校研究中已低了一个层次。中国老辈学者的学术灵感，据我所知，多是从第一手文献或者实物中来的，所以他们的学术工作通常经得起时间考验，这恐怕是中国学术的新旧之别吧。

因为有了这样的感受，所以作为学者的谢泳才不把搜罗杂书作为生财之道，而是希望这些书流传到有用的人手里。

谢泳在《晚清的两本工业著作》里说：

    这两本书（《建筑新法》和《制丝新法》）出版较早，坊间已不易得到，所以特别介绍，以备将来想使用者可以方便寻找。

    这本书目（《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对我的工作没有用处，不过我有一个广州的朋友，虽然不在专门研究机构里，但他的学术趣味和功力我以为是一流的，他能以一人之力，笺证了陈寅恪全部的诗，而且完全凭学术兴趣，这非常不容易。我这本《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就是要送给他的，因为他的学术工作需要这个东西。

    这本书本来就是我朋友送的，我不敢据为私有，虽然期间保存期了我们的友谊，但能把一本与同济有关的史料，几十年后再送还同济，在我和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些书籍的并没有因为印数不多、流传不广，而湮没了它们的价值，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此皆因谢泳之功。

作者对一些书籍，独具慧眼，能发现它蕴含的学术价值。出身于京师大学堂的刘景晨，在1921年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和沈雁冰共同出版了《中国文学变迁史》。谢泳认为刘景晨论文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开启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研究传统，在刘景晨之后，北大中文系在文学史研究上的人物有王瑶、陈平原、钱理群、洪子诚。有一点要特别提出的，把民国以后的文学明确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是从刘景晨开始的。
还有李璜所写的《江西纪游》，不失为了解红军早期历史的文献资料。其它诸如关于“现象学”在中国的流传过程、解读“李约瑟难题”的初期文献、职业革命家高鲁跟随张闻天在晋西北农村调查时所写的日记等等，正如书名所说的，反映了谢泳的看法：历史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