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三个关键词

    如何用一本书的篇幅，向西方读者介绍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文明在27个世纪里的发展历程，对任何一位历史学者来说都是“极为困难的挑战” ，樊德米尔鲁普为此颇费了一番周折。在导言中，作者首先厘清了“古代近东”这一历史地理概念；同时介绍了学界对古代近东文明分期的基本看法，并开宗明义地表明他将把古代近东文明分为“城邦”（city-state）、“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s）和“帝国”（empires）三个阶段 。作者对全书的架构，由此基本确立。
在导言中，作者借鉴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ee）的做法，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做了简单勾勒 。历史学家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其着眼点在于自然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具体到古代近东地区，作者特别提示了两点问题：首先，古代近东若干极度干旱的历史时期对人类活动的遏制；其次是古代近东的自然地理边界对人类活动范围的限制。
除去对基本情况的介绍，作者还试图让读者对古代近东研究这个研究领域的基本方法和材料有所了解。因此，作者对古代近东研究的材料（sources），尤其是考古材料问题作了专门的阐释，并通过介绍学者对古代近东地区史前文明的研究，展现了考古学对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
虽然作者讲近3000年的时间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但仅仅如此，显然仍不足以构建起完备的叙述框架。因而，作者在具体叙述每一个阶段时还运用了两个策略。首先，作者在三个阶段的开始，都会单独介绍这一时期的整体特征，包括政治结构、地缘版图以及遗留的考古材料等。（如3.2，7.1，13.1等，第三部分因为分别介绍不同的帝国，所以这项内容留在了每个帝国的第一节）这样的安排，类似于年鉴学派所提倡的 “中时段”，使人能够对每个阶段的“局势”（即布罗代尔所谓的conjuncture）有所把握。其次，笔者以为，作者介绍每一个阶段时，为了组织叙述，分别围绕了一个关键点进行展开，这三个关键点分别可以总结为：集权化（centralization）的进程、互动（interactions）的过程和帝国的兴衰。
在叙述城邦时代时，作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权力是如何集中的这一问题上。早王朝（Early Dynastic Period）时期的苏美尔（Sumer）众城邦分立，彼此相互竞争；在此过程中，城邦的政治体系逐渐完善，集权的程度不断加强。到公元前24世纪，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北方和南方相继出现了阿卡德（Akkad）王朝和乌尔第三王（Ur III）朝两个集权程度远超前代的城市王朝（city dynasties）。为适应新的统治局面，阿卡德王朝的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做了不少改变。政治上，原来各城邦的统治者（恩西 énsi）大部分仍然在位，但恩西的意义已转变成为阿卡德王朝各省的总督 ；此外，阿卡德王朝还建立年名（year name）制度，对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历法和纪年做了统一 。经济上，阿卡德王朝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各地都需向中央上缴一定的赋税，为此，阿卡德王朝还颁行了新的度量体系 。文化上，阿卡德王朝用阿拉德语取代了苏美尔语。在意识形态上 阿卡德对两河流域的宗教信仰保持了一种延续性。但是由于帝国的形成，阿卡德国王们对自己的认知却是迥异于前代，国王对自己的认知已不仅仅只是基什（Kish）之王，而且也是“世界之王” ，对国王进行神化（glorification）在此时表现的十分明显。
在阿卡德王朝崩溃之后崛起的乌尔第三王朝，虽然在统治疆域上没有阿卡德王朝广阔，但其集权程度则比阿卡德王朝更胜一筹 。乌尔第三王朝的管理形式有着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民事官僚与军事管理有着各自不同的系统 ；另一方面，乌尔第三王朝对核心区域与边缘地带的统治方式也不尽相同 。而随着稳定王朝的建立，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社会经济繁荣起来，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远胜以往。
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进入到作者设定的“领土国家”时期。随着古代近东研究的进展，作者将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存在于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地区，而且向东扩展到亚述，向西扩展到小亚细亚半岛的马里（Mari）等地。这一广泛的范围内存在着众多的政权 ，并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形成了“大国俱乐部”式的格局。随着作者关注地域的扩大，古代近东的历史已无法画出一条前后相继的时间线索。巴比伦尼亚地区和亚述等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征。在此情况下，作者以两河流域为关注中心，同时兼顾周边地区，并着重强调不同区域政权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在讲述这8个世纪时，作者把古代近东的历史划分为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这一时期出现了数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比如统一上美索不达米亚（Upper Mesopotamia）的Shamshi Adad，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权，并将控制疆域迅速扩大，但这种依靠个人的军事霸权往往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
古巴比伦王国的发展占据了作者的主要篇幅 。汉谟拉比在位时期的古巴比伦王国臣服了马里（Mari）、埃兰（Elam）、拉尔撒（Larsa）等一些列政权，但其统治中心仍然是繁荣的巴比伦尼亚地区 。汉谟拉比王国在内政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汉谟拉比法典》（Laws of Hammurabi）。虽然这部法典的实际功用，学术界仍多有争论 ，但它无疑为学界了解古巴比伦王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除此之外，作者也提及了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古巴比伦人数学知识的进展。相较于古巴比伦王国的辉煌，作者对这一时期的其他政权则着墨不多，无论是亚述、古赫梯王国还是马里，由于材料缺乏，作者都只做了简单概述。
公元前15至12世纪则是领土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见证了“集权制国家诞生、全盛和衰败的循环” 作者称这一时期存在着五个大国：米坦尼（Mittani）、凯喜特（Kassites）、亚述（Assyria）、赫梯（Hittite）与埃及，此外还有如埃兰等一些小的政权。（作者在介绍完整体局势后，分别介绍了这些政权各自的发展，在此由于篇幅原因，不做展开。）很显然，埃及并不能算两河流域文明的成员，作者之所以将埃及放入，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埃及与两河流域交往密切，埃及王室成为了这一时期“国际精英集团”（international elite group，P144）中的一方。这五个大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上均有诸多相似之处，近东地区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他们处在同一个系统中，这个系统指引着整个地区” 。
这种统一的认同感是何以产生的呢？根据作者之后的介绍，笔者以为是频繁的互动，尤其是政治层面的相互往来。政治层面的互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和平性的，作者用阿马尔那书信为例介绍了古代近东各方的长途贸易、政治联姻和外交条约。战争则是交流与竞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巨变彻底打破了这一大国竞技式的政治图景。由于留存材料的缺乏，学界并不十分了解产生这样变化的具体原因，不同学者对此的解释也各不相同。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黑暗时代使得古代近东经历了一次大的民族迁徙，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大的改变，而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如冶金等新技术的使用。
公元前1000左右，随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古代近东的政治发展开始进入“帝国时代”。这一阶段，作者着重介绍了亚述帝国，也简要地介绍了米底、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如何介绍这一系列帝国的兴衰了，笔者以为，从作者的行文中可以看到汤因比文明史观的影子。依照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文明（汤因比将新巴比伦、赫梯等均视为文明）的成长取决于四个要素：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 。而本书的作者在叙述亚述的兴起时也基本按照了这一脉络：公元前12世纪的混乱促使亚述不断通过军事手段向叙利亚地区扩张 ，在扩张成为帝国后，亚述建立了高度依赖军事力量的中央集权体制 ，这一体制使得亚述能够应对内外挑战者的挑战，也出现了雄才大略的君主。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 。亚述帝国的兴起缘于其在大变革的时期改变了政治结构，加强了中央权力，因而成功地因对了挑战，并在取得内部的稳定之后逐步向外扩张 ；而亚述的衰落也正是在沙耳玛乃色三世（Shalmaneser III）统治后期，政局分裂，亚述从内部遭受重创后 ，在内部瓦解和外部势力攻击的合力作用之下崩溃的。
波斯等其他几个帝国，虽然作者使用的篇幅较少，但也都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分别勾勒其兴衰的过程。
笔者以为，用这三个关键词概述作者在此书中的叙述逻辑，所有缺漏，但也大体能反映出作者关注的重点，和不同章节间递进的关系。此外，读者也能从这样的安排中看出作者对年鉴学派以及汤因比的文明史观等宏大历史理论和书写方法的娴熟掌握。樊德米尔鲁普对大历史理论的灵活运用使其能够在统一的框架下叙述整个古代近东历史，并着重关注到古代近东的交流互动情况，其许多优点，在上文的叙述中都已涉及。此处想涉及的是这种安排在另一些问题上有产生的缺憾。
大体而言，本书的内容在两个方面存有一定遗憾。首先，本书对古代近东的社会生活、科技文化和某些制度层面的介绍不太成体系，处于政治叙述的附庸地位。举例而言，作者对两河流域法律的介绍只是在对汉谟拉比王国内政建设的介绍中谈及了《汉谟拉比法典》的颁行，但古代近东的成文法典远不止这一部，此外还有《乌尔纳木法典》（Laws of Ur-Nammu）、《赫梯法典》（Laws of Hittite）、《中亚述法典》等多部成文法，并且还有许多不成文的习惯法 。由于体例限制，作者未能就法律问题专章讨论，使得读者无法对古代近东地区成文法的发展情况有完整的了解，更无法从中获知习惯法与成文法的关系，成文法在实际运作中的执行情况等内容，极容易使读者对两河流域有关法律的政治文化产生误解。
另外，由于作者以政治发展作为主线带动对古代近东地区经济文化的介绍，使得作者在行文中有一种“政治决定论”的潜在倾向。在介绍公元前1200年的黑暗时期时，这一倾向表现地尤为明显。 作者在这一章中认为，由于原有政治体系的崩溃，古代近东地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甚至倒退，贸易衰败，民族成份也发生变化；甚至由于小亚的铜和锡的供应中断，古代近东原因的青铜生产陷于困顿，并使得人们转向了新的金属——铁。笔者认为，作者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变动全然归因于政治变换，以至于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条是值得商榷的。在材料缺乏的黑暗时期，是否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系列的变化、不同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可能都可以进一步探讨。以铁的使用为例，科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内史”与“外史”之争 ，前者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后者强调社会环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作者对铁器使用的这一论点，全然倒向了“科技外史”的论点。虽然具体情况，笔者无从详细考证，但仍可以简单问一句：为什么不是之前或之后的政治动乱导致铁器的出现，而偏偏是这一次？
总体而言，作者能用一种“以一贯之”的体系将古代近东纷繁复杂的历史串联起来，并对政治史有十分精彩的叙述，实属匠心独运，虽然在另一些方面存在可以探讨的问题，也仍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