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阿伦特《人的境况》的若干翻译问题
为尊重知识产权，这里仅抄录陶先生文中的第一、第二则勘误，其他勘误请参见陶先生博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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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2ecnz.html
或
http://tao.dongfeng.blog.163.com/blog/static/12853671320135195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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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olis, which not without justification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talkative of all bodies politic, and even more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sprang from it, action and speech separated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activities. The emphasis shifted from action to speech, and to speech as a means of persuasion rather than the specifically human way of answering, talking back and measuring up to whatever happened or was done. (p.26)
王寅丽中译本（一下简称“中译本”）：在城邦经验（有理由把城邦称为所有政体中最健谈的一种）中，特别是起源于城邦经验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越来越成为相互独立的活动。政治的重心从行动转向言说，言说变成了一种说服的手段，而不再是人所特有的回答、劝说，与事件和行为相得益彰的方式。（第16页）
笔者[陶东风]试译：在城邦经验（将城邦称为所有政治体中最为健谈的一种并非没有道理）中，特别是在由此而来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了，它们越来越成为两种相互独立的活动。此时，强调的重心从行动转向了言说，并且是转向了作为一种说服手段的言说，而不是转向了作为一种回答、反驳或描述发生了什么或做出了什么的人类特有方式的言说。
错误分析：这段译文的错误主要出现在后半部分。从语法上看，“as a means of persuasion”后面的部分都是“speech”的定语，是对“speech”的进一步限定和说明，而中译文却把它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句子来处理。另外，“rather than” 后面省略了“to”，其宾语是“the specifically human way of answering, talking back and measuring up to whatever happened or was done。”整个结构就是：转向了……，而不是转向了……. 。“言说变成了”云云系中译者所加，阿伦特的原文中没有，而且在原文中也找不到这样加的理由。在此前的段落中，阿伦特提出：早在城邦建立之前，关于行动和言说这两种人类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且同属于最高的人类能力的观念就已经存在了；而这段话则进而提出，在城邦建立之后，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了，且人们强调的重心从行动转向了言说。在定语部分，阿伦特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言说，即“作为一种说服手段的言说”和“作为一种回答、反驳或描述发生了什么或做出了什么的方式的言说”，前者是指说服和争论，后者则是指叙述和描绘。阿伦特在此要表达的意思是，人们强调的重心不是转向了一般意义上的言说，而是转向了作为一种说服手段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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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In all these cases, it is the freedom (and in some instances so-called freedom) of society which requires and justifies the restraint of political authority. (p.31)
中译本：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都是社会的自由（有些情况下是所谓的自由）要求政治权威并证明着限制政治权威的正当性。（第19页）
笔者[陶东风]试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是社会的自由（有些情况下是所谓的自由）要求限制政治权威，并为这种限制提供了正当性。
错误分析：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其实比较简单，其中，“requires”和“justifies”是两个并列的谓语动词，它们的宾语都是“restraint”。而中译本却把“requires”的宾语误当成了“political authority”，如此一来，它就完全颠倒了原文的意思。根据上下文可知，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社会都内在地具有一种对自由的要求，而政治权威则表现为对自由的限制，因此，它与社会的自由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社会的自由要求限制政治权威，而不是要求政治权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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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olis, which not without justification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talkative of all bodies politic, and even more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sprang from it, action and speech separated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activities. The emphasis shifted from action to speech, and to speech as a means of persuasion rather than the specifically human way of answering, talking back and measuring up to whatever happened or was done. (p.26)
王寅丽中译本（一下简称“中译本”）：在城邦经验（有理由把城邦称为所有政体中最健谈的一种）中，特别是起源于城邦经验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越来越成为相互独立的活动。政治的重心从行动转向言说，言说变成了一种说服的手段，而不再是人所特有的回答、劝说，与事件和行为相得益彰的方式。（第16页）
笔者[陶东风]试译：在城邦经验（将城邦称为所有政治体中最为健谈的一种并非没有道理）中，特别是在由此而来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了，它们越来越成为两种相互独立的活动。此时，强调的重心从行动转向了言说，并且是转向了作为一种说服手段的言说，而不是转向了作为一种回答、反驳或描述发生了什么或做出了什么的人类特有方式的言说。
错误分析：这段译文的错误主要出现在后半部分。从语法上看，“as a means of persuasion”后面的部分都是“speech”的定语，是对“speech”的进一步限定和说明，而中译文却把它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句子来处理。另外，“rather than” 后面省略了“to”，其宾语是“the specifically human way of answering, talking back and measuring up to whatever happened or was done。”整个结构就是：转向了……，而不是转向了……. 。“言说变成了”云云系中译者所加，阿伦特的原文中没有，而且在原文中也找不到这样加的理由。在此前的段落中，阿伦特提出：早在城邦建立之前，关于行动和言说这两种人类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且同属于最高的人类能力的观念就已经存在了；而这段话则进而提出，在城邦建立之后，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了，且人们强调的重心从行动转向了言说。在定语部分，阿伦特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言说，即“作为一种说服手段的言说”和“作为一种回答、反驳或描述发生了什么或做出了什么的方式的言说”，前者是指说服和争论，后者则是指叙述和描绘。阿伦特在此要表达的意思是，人们强调的重心不是转向了一般意义上的言说，而是转向了作为一种说服手段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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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In all these cases, it is the freedom (and in some instances so-called freedom) of society which requires and justifies the restraint of political authority. (p.31)
中译本：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都是社会的自由（有些情况下是所谓的自由）要求政治权威并证明着限制政治权威的正当性。（第19页）
笔者[陶东风]试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是社会的自由（有些情况下是所谓的自由）要求限制政治权威，并为这种限制提供了正当性。
错误分析：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其实比较简单，其中，“requires”和“justifies”是两个并列的谓语动词，它们的宾语都是“restraint”。而中译本却把“requires”的宾语误当成了“political authority”，如此一来，它就完全颠倒了原文的意思。根据上下文可知，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社会都内在地具有一种对自由的要求，而政治权威则表现为对自由的限制，因此，它与社会的自由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社会的自由要求限制政治权威，而不是要求政治权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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