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版的马可·波罗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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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江城》之后,接着读了这个老外关于中国的另一本著作——《寻路中国》,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前者而认识他的。单看《寻路中国》这个书名以及封面,还以为是一本普通的旅行指南。封面是一个塑胶模特做的“假警察”伫立在一条崭新的马路上,马路一直向远方延伸,貌似中国北方某条省道的场景,怎么看都不是很特别。不过因为看过《江城》的原因,对本书还是充满期待,这次何伟把目光从涪陵转向了中国更广阔的地方,并且通过自驾游的方式深入当地,甚至是与当地人同吃同住,以第一视角描写了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在变迁发展中的社会状态。
与何伟相比,也许一般人做不到的是,他从2001年开始用了7年的时间开车往返于中国许多乡村与城镇之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坚持观察中国底层社会的用心。北京郊区的农民、招手时像拍打无形狗的打工妹、开厂制造胸罩调解环的老板、会操作大型机器的技术工人、想吃回扣的政府官员、刚拿到驾照的司机、极不耐烦的医生、担任多个班级干部的学生、汽车租赁公司的大爷……都出现在他的笔下,个个人物形象都能在我们周围找到影子。何伟所选取的北方农村和南方城镇恰好都发生着大量的人口迁移,农村只剩下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与无人看管的小孩,城镇里挤满了刚坐火车从外地来的打工青年,这些都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真实面貌。由之而来的问题比比皆是,农村老人由谁来赡养,农村的小孩到哪里上学,中小型创业者如何与政府搞好关系,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找谁声讨,农民工群体中临时夫妻的存在是否合理,城市环境污染谁来负责,如何在春节买到一张回家的票……似乎挠到了这个国家多个痛痒之处。
本书的英文名叫Country Driving,表义更加言简意赅,翻译还有心地补了一个副标题——从农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说到翻译,更不得不提到书中一些亮点。因为本书的翻译仍是来自涪陵的李雪顺老师,他与何伟曾经是涪陵师范学院的同事,在书中李老师带来了大量具有涪陵特色的地方言子,例如称树枝为“枝桠”,称北方的饺子为“抄手”,指代一个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叫“说得轻巧”,这对于在涪陵生活过的孩子来说倍感亲切。每当看到这些涪陵言子,我都被逗乐了,可能其他读者还并不太习惯。当然这里并不是指翻译的水平不高,我反而认为由于李老师与何伟有共事的经历,对他的文章含义有更准确的把握,才能翻译出更有地方味的段子,同时也延续了《江城》的语言风格。希望何伟的下一本书还要由李老师来翻译。
与何伟相比,也许一般人做不到的是,他从2001年开始用了7年的时间开车往返于中国许多乡村与城镇之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坚持观察中国底层社会的用心。北京郊区的农民、招手时像拍打无形狗的打工妹、开厂制造胸罩调解环的老板、会操作大型机器的技术工人、想吃回扣的政府官员、刚拿到驾照的司机、极不耐烦的医生、担任多个班级干部的学生、汽车租赁公司的大爷……都出现在他的笔下,个个人物形象都能在我们周围找到影子。何伟所选取的北方农村和南方城镇恰好都发生着大量的人口迁移,农村只剩下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与无人看管的小孩,城镇里挤满了刚坐火车从外地来的打工青年,这些都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真实面貌。由之而来的问题比比皆是,农村老人由谁来赡养,农村的小孩到哪里上学,中小型创业者如何与政府搞好关系,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找谁声讨,农民工群体中临时夫妻的存在是否合理,城市环境污染谁来负责,如何在春节买到一张回家的票……似乎挠到了这个国家多个痛痒之处。
本书的英文名叫Country Driving,表义更加言简意赅,翻译还有心地补了一个副标题——从农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说到翻译,更不得不提到书中一些亮点。因为本书的翻译仍是来自涪陵的李雪顺老师,他与何伟曾经是涪陵师范学院的同事,在书中李老师带来了大量具有涪陵特色的地方言子,例如称树枝为“枝桠”,称北方的饺子为“抄手”,指代一个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叫“说得轻巧”,这对于在涪陵生活过的孩子来说倍感亲切。每当看到这些涪陵言子,我都被逗乐了,可能其他读者还并不太习惯。当然这里并不是指翻译的水平不高,我反而认为由于李老师与何伟有共事的经历,对他的文章含义有更准确的把握,才能翻译出更有地方味的段子,同时也延续了《江城》的语言风格。希望何伟的下一本书还要由李老师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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