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能找到另一个地球

一个地球早就不够用了。四十年前，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早已警告过：无限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我们迟早会耗尽这个星球的资源，对奠基于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理念之上的现代文明而言，这等于是敲响了丧钟，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么在到达极限之前转变模式，要么就一如既往，直到走向崩溃（有些激进者认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如今，当年这份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乔根•兰德斯，再度展望四十年后的世界：那个可能的未来将是什么样？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短短的四十年间，我们极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地球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因此，作者的基调在一开始就已奠定：他无疑坚信“增长的极限”那条隐隐约约的红线、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存在。指望他详尽描述2052年时中国人会吃些什么的人是会失望的，因为他无意作出“事件预报”（“我女儿到时是否会有一个男孩”），而是要作出一个“趋势预测”（“每个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将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之所以能够预见，是因为根据模型，它由一系列的不大可能突变的变量所决定的，这就是决策的依据所在。

大体而言，他的预见仍相信在很多方面会有临界点：即一旦我们越过某个极限，随之而来的就将是耗竭和崩溃。在1970年代关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of growth）后，1980年代曾开始关注“极限的增长”（growth of the limits），即相信“极限”本身并非没有弹性，一如新的石油资源不断被勘探出来。“增长的极限”所包含的系统稳定模型确实也有缺陷，它是某种不能学习、不能成长、也不能变化的静止的模型，但变化中的生命模型通常都必备有这三个复杂性。不可再生的资源或许会耗竭，但作为系统的一部分，至少应信任人类本身的学习、成长、变化能力。

显而易见，一个相信“增长的极限”的人，几乎不可能是乐观主义者，因此，他对未来的预测大体充满了卡桑德拉的味道——他有某种不祥的预感，感觉我们的文明将毁于自身的行为，然而却似乎少人倾听。一如他在书中开门见山就说的：“我的担忧一直徒劳无益，正是因为我的担忧自开始以来，在悠长岁月中，它似乎并未给全球演进带来多少正面的影响。”实际上，他但愿自己的预言和担忧是错误的，只是他觉得生态耗竭这样的全球议题实在太重要，而不能只交给目光短浅的政治家们——他们反正只有几年任期，下台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因此，他的2052年预言，并不仅是一份报告，而是在召唤行动。理由很简单：等灾难发生时再开始行动就太迟了。他似乎也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够充当水晶球的作用：如果人们事先看到未来将会如此可怕，就会事先做点什么来阻止它。在这一点上，他始终抱有信心，因为“不可持续是无法持续的”——换言之，眼下的模式早晚非改变不可。借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他“思想悲观”，但“并不代表意志悲观”。

既然问题的重心并不在于2052年如何，而在于我们现在该做点什么（因为他描述的2052年“绝对不是我想要的世界”，他想要一个我们本可拥有的更好的世界），那这实际上就不完全是一个生态问题了，因为任何共同的全球行动，都隐含着政治性。这也正是最难做的地方。首先，你得唤起人们的相应意识（用H.G. 威尔斯的话说，“我们在教育和灾难之间展开竞赛”）；其次，你得做某些不可能的事（“让193个国家同意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可能的”，气候政治已多次表明这一点），结果可能是无休止的争吵，却什么也没做成。最终，最好的可能大概也只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各地区各国管好自己这一片地球表面，这种地区决策无疑重要，但问题就在于，类似气候变迁等议题，天生就是跨国界的。

我们当下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就像一个老笑话中所说的，飞行员向旅客广播说他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是航班比计划飞得快，而坏消息则是“我们迷失了方向”。但更大的危险、也是很现实的一点在于：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会思考自己所属的文明是否“迷失了方向”，因为普通人不大可能关注这些责任分散、发生概率不确定、又非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生态学家经常哀叹世人之无动于衷，但世人的所作所为本身却是理性的。

看似令人惊愕的是：这位绿色和平主义者对未来政治的预测，是认为大政府将得到持续加强，而市场的作用将减少。这大概是他对根深蒂固的全球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一种逆反，想来因为他看到全球无法一致行动起来采取应有的措施遏制生态恶化，公众和政治家们既短视又争吵不休，因此才认为，一个“目光长远”、无须向民众咨询很多的精英官僚组成的大政府，更能强制推行超前于人民普遍看法的措施，或用书中的话说，“有能力迫使人民接受长期政策”。这在逻辑上有点像Sydney Smith说的，“人类就像孩子，他们总是朝着那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做鬼脸；有时非得掐着他们的鼻子把汤药灌下去。”然而历史上也有足够多的案例证明：很难确保这个“有远见”和宏伟蓝图的精英集团总是正确，而当他们犯错误时却又很难矫正。

这其中一个有问题的假设是：他假定了人民和民选政治家都是、并且总是目光短浅的。作为一个心急如焚的绿色和平主义者，他这么想必定基于多年来强烈的失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如桑斯坦在《最差的情形》一书中所言，人们对气候变化这类重大但并不迫在眉睫的危险，通常只有两种错误的极端反应：要么是过度反应、要么彻底忽视。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反应是前者，而对气候变迁则是后者——大概也因缓慢的气候变迁极难激起公众的危急感，《2012》、《后天》之类的好莱坞电影才故意将这些危险戏剧化为骤然爆发的大灾难，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引发人们强烈关注和讨论。

乔根•兰德斯似乎抱有一种观念，认为当前世代是地球环境的受托人，他们有义务遵守一项原则，即我们将这个星球转交给后代时，必须使它的环境至少不发生恶化。然而道德义务很难驱使人们自动为此倾注大量资源，而为了未来人民的收益将成本强加于当前选民，“这样的政治家很可能是史诗般的英雄，或很可能对历史有着卓越的判断力。然而，这样类型的政治家却是少之又少”（桑斯坦语），关键是，他们也不大可能被选上，除非他的选民发生了变化。人类的确是自私的，但他们同时也是可以教育和塑造的。有些人对人类的角色和作用甚至更为悲观，如麦克洛克就曾说：“我特别不喜欢人类，从没喜欢过。在我看来，人类是所有动物里最卑鄙最具破坏性的。”最激进者甚至认为人类灭绝了地球环境才有救，然而这不如说也是懦夫式的彻底逃避，因为，如果说是人类破坏了地球，那也只有人类能拯救地球，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将自身的整体命运与这个星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少人会在自己家里大搞破坏，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不能对地球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