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张面孔
尽管似乎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似乎才是他的成名作品，但最早看的还是他写的《坐天下很累》。感觉他的作品风格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些相像。把历史的事实和人物的分析都做的十分到位，感觉又从不同的角度感受了一次他所叙述的年代。还是记录一下他是怎样叙述这七张面孔的，我记住了些什么。
朱元璋
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农民出身，历史上仅有的一个乞丐皇帝，从小生活极其贫苦，经受过惨痛的经历，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朱元璋具有强烈的亲族观念，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以至最后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电袭击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在功臣们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内在的隐患。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他绝无声色之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点朱氏家业，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的节俭，在历朝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尽管他的很多措施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感觉是为了天下百姓，但生活在他统治时期的人和官员其实都不幸福。
朱棣
书中所说，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益作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朱棣和建文之间的争夺，既不是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圈内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只是统治集团顶部的内部斗争。所以，从一开始，没有多少南军将领肯为老朱家的内争拼命，特别是燕王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更没有多少人认真抵抗。对比一下朱棣和建文，还有他们的谋士集团，其实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加上建文的削藩政策本身就非常失败，这也注定了最后的失败。不过夺得天下之后，朱棣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他发明诛十族、瓜蔓抄，惩治对手手段十分之残忍。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利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残，明亡之后，许多人士把明朝灭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既已倾颓。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多。但作为君主，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利。他谋得帝位后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儿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海瑞
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因为不主动恭维上司，获得了海笔架的名声，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实意，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孤儿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别是那些早年丧父的人，母亲们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其严加管教，由于母亲的日夜灌输，他们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强烈，异常孝顺。海瑞的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又强化了这些倾向。明朝官俸微薄，海瑞任知县后公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革除所有常例。海笔架靠一个月五两银子，真还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因为给皇帝禁言而入狱的海瑞闻听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皇帝去世，于他，就是儿子失去了父亲，老马失去了主人，怎么能不有恸于心？新即位的皇帝隆庆在即位当天就释放了海瑞。不久在徐阶的推荐下，又一年三迁，升为大理寺左丞。海瑞遇到了政治生涯上最温暖的一个春天。隆庆三年，在徐阶的推荐下，海瑞被任命为位高权重的应天巡抚，登上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谁都无法不正视这个政治现实：海瑞已经成了一面旗帜，一种象征，成了帝国政治清流力量的总代表。不过，由于在应天府任上处理土地兼并问题上引起众怒，也被当权者高拱利用，成为攻击徐阶的利器，最后被取消巡抚衔，调任南京总督粮储。海瑞不知道，像他这样不明白游戏规则的人，只会被高明的玩家当作一枚冲锋陷阵的特殊棋子，发挥完作用之后，被抛弃是必然的命运。清官注定不能进入政治主流，无法引导政治航向。隆庆皇帝去世后，小皇帝万历即位，当权者张居正认为，海瑞的品质无可怀疑，然而办事不能通达，这样的人只能享受名誉上的尊重，不能任为实职。他没有徐阶的天真，认为海瑞能够为他的班子建立政绩，也没有高拱的阴险，想用海瑞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能用海瑞。他只能做一块官场的门面，用来装点朝廷，用来让大家学习其精神。不过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端，视为魔鬼的同时，在民间，海瑞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是传奇式的大英雄。从现有资料上，我们可以判断海瑞有强迫—强制型人格。对于海瑞的家庭我们知之甚少，海瑞前后娶妻多次，他对妻子和女儿感情冷淡，令人难以忍受，对妻子教育严厉。这个父亲不可爱。
魏忠贤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不过魏忠贤做太监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其实，净身的死亡率很高。三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最后魏成功净身，在全家投资的情况下（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用家里把女人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入宫。但从此，他就湮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一直到他五十三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不过这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 ，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下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魏忠贤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格讨人喜欢。小皇孙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玩。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忠贤。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万历四十八年，魏忠贤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是七月万历崩逝，随后的光宗登基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一转眼，皇孙朱由校变成了天子。转变还不止于此，魏忠贤和客氏形成了对食关系，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皇帝对政治十分厌恶，老太监魏忠贤成了其代言人，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虽然他一字不识，但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然后他发号施令。不懂硬要装懂，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让人哭笑不得。他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东林党人是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而由于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朝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事实证明，这些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再以皇帝名义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时不用魏氏罢免，自己就提出了辞职。这样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经被清洗殆尽。
魏忠贤执政后，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的捷径。其实在意识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每天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为了拯救自己，他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加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当时恐怖气氛深入人心，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动乱说的时候，对魏忠贤的颂扬却越来越响，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帝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如此情况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的进一步劣化。
1627年，天启七年，朱由检去世，由于无子，其弟朱由校即位，他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救大明王朝，权奸魏忠贤最后落得一个上吊而死的结局。
张献忠
农民起义军的作风和军纪，是历史阅读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和我们在课本上和电视里所看到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农民起义军，真正秋毫无犯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起义军所过之处，难免玉石俱焚。其实，农民军自己并不讳言自己的暴力和残酷。其实对于起义军的军纪也不能苛求，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相像，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他们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别无选择。也许是一场天灾让他破产，也许是一次仇杀让他逃离家乡，也许是被过路的农民军烧了房子，挟裹而来。然而，战场往往使人丧失人性，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中国社会最老实本分的农民角色，转化为一个杀人为乐的暴徒。人性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一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即使人道精神的缺失。另一个严重缺失是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后成功。底层文化毫不掩饰物质欲望。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一是消灭人口，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
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国号大西。因为过于一直奉大顺军名义，一时不好回避，遂以大顺为纪年，改元大顺，张献忠称大西王。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如果说张献忠是杀人魔头其实并不过分，关于他杀人的历史记录非常之多。在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顺二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对读书人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他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一个月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了行动。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幼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大顺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汉中前线连连失利，清军节节进川东，川南又逐渐为南明军队攻占。张献忠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二十二日，张献忠剿洗全城居民。他也许是疯了，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数万部下居然依旧对这个疯子俯首帖耳，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个疯子的任何疯狂指令？这就是东方集权体制的威力。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张献忠控制地区内的各地城民剿灭净尽，他又从郊区强迫村民们入城。毕竟，城里还需要有人为军队服务。不过接连的失败让张献忠挺不住了，他无比怀念起了当日的流寇生涯。放弃四川，到他出重新开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然而他又不甘心这样走，因为实在太恨四川人了，他决定屠蜀，这是古往今来最最宏伟的屠杀计划，执行得也相当坚决。他发出了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张献忠开始撤退。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吃没喝，如何行军？张献忠想到了屠杀自己的部下。当然，要杀必先杀那些掳来的四川人，他们虽然被征入伍，心却不附，却经常有人开小差。张献忠还认为，随营妇女是自己行军作战的累赘。在杀过自己士兵以后，把屠刀探向军中妇女。顺治三年，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三百嫔妃杀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伺候自己。收拾干净后，他率部启程。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此时被杀剩二十五名，忠心耿耿跟在身边。士兵人数亦只剩三分之一。可惜行至凤凰山，遭遇清兵被杀，死时方四十一岁。
张献忠的死，并不意味着四川人灾难的结束。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以后的连续不断的灾难。第一重灾难是饥荒。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清朝的军队，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靠抢粮为生。第四重灾难是瘟疫。第五重灾难是虎灾。这就是所谓的定业难逃。佛也管不了定业呀。
吴三桂
吴三桂武举出身，堪称美男子，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三十一岁，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用高富帅来形容他似乎都一点也不合适了。明末的辽东烽烟不断。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帝国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
从洪承畴的角度来说，他不是腐儒，清和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代朱明。而是他最后下了决心投降的，还是这个满洲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但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开朝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北京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当然他也不能按兵不动。所以，他选择了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吴三桂的算盘打得很准，三月十九，农民军贡献北京城，崇祯煤山自杀。得到这个消息，吴三桂刚刚走到河北丰润，距京城尚有数百里之遥。他忙撤兵返辔，率领大军奔回山海关。后面的事情就很耳熟能详了，吴冲冠一怒为红颜（书中所说陈圆圆又回到吴三桂手中，不过其父吴襄及其全家被杀），投奔了满清，帮助清朝打江山。顺治十七年，在为满洲人卖了十七年命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报酬，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处处察觉到了满洲人的防范心理，察觉到他们目光中隐藏着的一丝轻蔑和不信任。
满洲人对吴三桂失去信任，应该是吴三桂亲身入缅甸擒杀永历的那一刻起。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也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为了讨好新主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即位的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长大的，他与自己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就把三藩作为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伦理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吴三桂的后话自不必说了。或许一开始他就无奈的走错了路，也注定这个结局。
郑成功
郑成功出身海盗之家，二十二岁入南京国子监，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而喜，伟其器，因给别字大木。收复台湾之战，荷兰人的兵器占绝对优势，但郑军人数是荷兰军队的二十倍，此外郑军具有惊人的战斗力，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盗遗风，一是郑成功的个人风格。郑军也具有突出的学习能力。
郑成功起兵后，重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商业力量，郑成功由此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商，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利润大概在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数目十分惊人。如此庞大的利润来源于武力支持，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郑成功也不可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占据垄断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纳高额的保护费，以获得海上安全，不听从他的命令的中国商船，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郑成功是当时海上最大的海盗集团。
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生命尊严和生命质量已经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只有郑成功重新接续起了春秋传统，把荣誉放在了生命之前。不过他也有性格上的弱点，在中国史学家眼中，他“不成熟”、“急躁”、“冲动”、“不沉稳”，嫉恶如仇，执法过严，许多将领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纷纷投奔清人。后来替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本书作者认为郑成功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少年性。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当清军南下时，他才会做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我不知道张宏杰老师是如何选择这七个人作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为何没有王阳明、于谦、张居正，不过这也并不重要，可能这七个人和我们当时的民族、国家很多地方紧密相连，还是喜欢从人性和历史的真实写的书，这样的书看着很有兴趣，和真实的生活贴近的书当然有兴趣，并不像我们的历史书本所说，伟人是如此伟大，一点瑕疵都没有，小人就烂得透彻，这不是历史。
用了一个月才断断续续写完书评，惭愧了。
朱元璋
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农民出身，历史上仅有的一个乞丐皇帝，从小生活极其贫苦，经受过惨痛的经历，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朱元璋具有强烈的亲族观念，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以至最后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电袭击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在功臣们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内在的隐患。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他绝无声色之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点朱氏家业，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的节俭，在历朝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尽管他的很多措施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感觉是为了天下百姓，但生活在他统治时期的人和官员其实都不幸福。
朱棣
书中所说，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益作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朱棣和建文之间的争夺，既不是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圈内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只是统治集团顶部的内部斗争。所以，从一开始，没有多少南军将领肯为老朱家的内争拼命，特别是燕王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更没有多少人认真抵抗。对比一下朱棣和建文，还有他们的谋士集团，其实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加上建文的削藩政策本身就非常失败，这也注定了最后的失败。不过夺得天下之后，朱棣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他发明诛十族、瓜蔓抄，惩治对手手段十分之残忍。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利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残，明亡之后，许多人士把明朝灭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既已倾颓。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多。但作为君主，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利。他谋得帝位后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儿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海瑞
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因为不主动恭维上司，获得了海笔架的名声，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实意，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孤儿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别是那些早年丧父的人，母亲们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其严加管教，由于母亲的日夜灌输，他们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强烈，异常孝顺。海瑞的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又强化了这些倾向。明朝官俸微薄，海瑞任知县后公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革除所有常例。海笔架靠一个月五两银子，真还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因为给皇帝禁言而入狱的海瑞闻听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皇帝去世，于他，就是儿子失去了父亲，老马失去了主人，怎么能不有恸于心？新即位的皇帝隆庆在即位当天就释放了海瑞。不久在徐阶的推荐下，又一年三迁，升为大理寺左丞。海瑞遇到了政治生涯上最温暖的一个春天。隆庆三年，在徐阶的推荐下，海瑞被任命为位高权重的应天巡抚，登上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谁都无法不正视这个政治现实：海瑞已经成了一面旗帜，一种象征，成了帝国政治清流力量的总代表。不过，由于在应天府任上处理土地兼并问题上引起众怒，也被当权者高拱利用，成为攻击徐阶的利器，最后被取消巡抚衔，调任南京总督粮储。海瑞不知道，像他这样不明白游戏规则的人，只会被高明的玩家当作一枚冲锋陷阵的特殊棋子，发挥完作用之后，被抛弃是必然的命运。清官注定不能进入政治主流，无法引导政治航向。隆庆皇帝去世后，小皇帝万历即位，当权者张居正认为，海瑞的品质无可怀疑，然而办事不能通达，这样的人只能享受名誉上的尊重，不能任为实职。他没有徐阶的天真，认为海瑞能够为他的班子建立政绩，也没有高拱的阴险，想用海瑞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能用海瑞。他只能做一块官场的门面，用来装点朝廷，用来让大家学习其精神。不过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端，视为魔鬼的同时，在民间，海瑞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是传奇式的大英雄。从现有资料上，我们可以判断海瑞有强迫—强制型人格。对于海瑞的家庭我们知之甚少，海瑞前后娶妻多次，他对妻子和女儿感情冷淡，令人难以忍受，对妻子教育严厉。这个父亲不可爱。
魏忠贤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不过魏忠贤做太监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其实，净身的死亡率很高。三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最后魏成功净身，在全家投资的情况下（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用家里把女人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入宫。但从此，他就湮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一直到他五十三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不过这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 ，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下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魏忠贤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格讨人喜欢。小皇孙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玩。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忠贤。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万历四十八年，魏忠贤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是七月万历崩逝，随后的光宗登基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一转眼，皇孙朱由校变成了天子。转变还不止于此，魏忠贤和客氏形成了对食关系，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皇帝对政治十分厌恶，老太监魏忠贤成了其代言人，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虽然他一字不识，但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然后他发号施令。不懂硬要装懂，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让人哭笑不得。他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东林党人是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而由于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朝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事实证明，这些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再以皇帝名义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时不用魏氏罢免，自己就提出了辞职。这样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经被清洗殆尽。
魏忠贤执政后，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的捷径。其实在意识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每天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为了拯救自己，他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加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当时恐怖气氛深入人心，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动乱说的时候，对魏忠贤的颂扬却越来越响，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帝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如此情况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的进一步劣化。
1627年，天启七年，朱由检去世，由于无子，其弟朱由校即位，他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救大明王朝，权奸魏忠贤最后落得一个上吊而死的结局。
张献忠
农民起义军的作风和军纪，是历史阅读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和我们在课本上和电视里所看到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农民起义军，真正秋毫无犯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起义军所过之处，难免玉石俱焚。其实，农民军自己并不讳言自己的暴力和残酷。其实对于起义军的军纪也不能苛求，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相像，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他们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别无选择。也许是一场天灾让他破产，也许是一次仇杀让他逃离家乡，也许是被过路的农民军烧了房子，挟裹而来。然而，战场往往使人丧失人性，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中国社会最老实本分的农民角色，转化为一个杀人为乐的暴徒。人性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一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即使人道精神的缺失。另一个严重缺失是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后成功。底层文化毫不掩饰物质欲望。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一是消灭人口，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
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国号大西。因为过于一直奉大顺军名义，一时不好回避，遂以大顺为纪年，改元大顺，张献忠称大西王。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如果说张献忠是杀人魔头其实并不过分，关于他杀人的历史记录非常之多。在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顺二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对读书人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他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一个月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了行动。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幼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大顺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汉中前线连连失利，清军节节进川东，川南又逐渐为南明军队攻占。张献忠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二十二日，张献忠剿洗全城居民。他也许是疯了，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数万部下居然依旧对这个疯子俯首帖耳，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个疯子的任何疯狂指令？这就是东方集权体制的威力。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张献忠控制地区内的各地城民剿灭净尽，他又从郊区强迫村民们入城。毕竟，城里还需要有人为军队服务。不过接连的失败让张献忠挺不住了，他无比怀念起了当日的流寇生涯。放弃四川，到他出重新开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然而他又不甘心这样走，因为实在太恨四川人了，他决定屠蜀，这是古往今来最最宏伟的屠杀计划，执行得也相当坚决。他发出了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张献忠开始撤退。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吃没喝，如何行军？张献忠想到了屠杀自己的部下。当然，要杀必先杀那些掳来的四川人，他们虽然被征入伍，心却不附，却经常有人开小差。张献忠还认为，随营妇女是自己行军作战的累赘。在杀过自己士兵以后，把屠刀探向军中妇女。顺治三年，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三百嫔妃杀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伺候自己。收拾干净后，他率部启程。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此时被杀剩二十五名，忠心耿耿跟在身边。士兵人数亦只剩三分之一。可惜行至凤凰山，遭遇清兵被杀，死时方四十一岁。
张献忠的死，并不意味着四川人灾难的结束。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以后的连续不断的灾难。第一重灾难是饥荒。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清朝的军队，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靠抢粮为生。第四重灾难是瘟疫。第五重灾难是虎灾。这就是所谓的定业难逃。佛也管不了定业呀。
吴三桂
吴三桂武举出身，堪称美男子，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三十一岁，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用高富帅来形容他似乎都一点也不合适了。明末的辽东烽烟不断。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帝国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
从洪承畴的角度来说，他不是腐儒，清和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代朱明。而是他最后下了决心投降的，还是这个满洲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但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开朝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北京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当然他也不能按兵不动。所以，他选择了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吴三桂的算盘打得很准，三月十九，农民军贡献北京城，崇祯煤山自杀。得到这个消息，吴三桂刚刚走到河北丰润，距京城尚有数百里之遥。他忙撤兵返辔，率领大军奔回山海关。后面的事情就很耳熟能详了，吴冲冠一怒为红颜（书中所说陈圆圆又回到吴三桂手中，不过其父吴襄及其全家被杀），投奔了满清，帮助清朝打江山。顺治十七年，在为满洲人卖了十七年命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报酬，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处处察觉到了满洲人的防范心理，察觉到他们目光中隐藏着的一丝轻蔑和不信任。
满洲人对吴三桂失去信任，应该是吴三桂亲身入缅甸擒杀永历的那一刻起。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也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为了讨好新主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即位的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长大的，他与自己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就把三藩作为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伦理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吴三桂的后话自不必说了。或许一开始他就无奈的走错了路，也注定这个结局。
郑成功
郑成功出身海盗之家，二十二岁入南京国子监，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而喜，伟其器，因给别字大木。收复台湾之战，荷兰人的兵器占绝对优势，但郑军人数是荷兰军队的二十倍，此外郑军具有惊人的战斗力，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盗遗风，一是郑成功的个人风格。郑军也具有突出的学习能力。
郑成功起兵后，重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商业力量，郑成功由此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商，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利润大概在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数目十分惊人。如此庞大的利润来源于武力支持，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郑成功也不可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占据垄断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纳高额的保护费，以获得海上安全，不听从他的命令的中国商船，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郑成功是当时海上最大的海盗集团。
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生命尊严和生命质量已经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只有郑成功重新接续起了春秋传统，把荣誉放在了生命之前。不过他也有性格上的弱点，在中国史学家眼中，他“不成熟”、“急躁”、“冲动”、“不沉稳”，嫉恶如仇，执法过严，许多将领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纷纷投奔清人。后来替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本书作者认为郑成功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少年性。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当清军南下时，他才会做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我不知道张宏杰老师是如何选择这七个人作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为何没有王阳明、于谦、张居正，不过这也并不重要，可能这七个人和我们当时的民族、国家很多地方紧密相连，还是喜欢从人性和历史的真实写的书，这样的书看着很有兴趣，和真实的生活贴近的书当然有兴趣，并不像我们的历史书本所说，伟人是如此伟大，一点瑕疵都没有，小人就烂得透彻，这不是历史。
用了一个月才断断续续写完书评，惭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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