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企业，人类社会的新暴君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顾名思义，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包含众多学派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耶克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学派、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它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但生不逢时——恰逢大萧条席卷全世界，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的破产，新自由主义随之受到冷落，发展缓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对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滞涨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重视并崛起，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达到高潮，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1990年“华盛顿共识”形成，并向全世界推行，更使新自由主义从一种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体制。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行其事的市场是分配资源的最高效、最优越、最完善的机制，是实现人类福祉的最佳手段，能够自动的在许多领域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主张贸易自由化——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价格市场化——市场是效率的保证、企业私有化——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以及政府和政治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仅从《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这样的书名来看，科林·克劳奇象是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实质上，他却是在对其进行批判。他以2008与2009年交替之际爆发的金融危机为切入点，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统治西方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展开了批判：一是列举了无法解决的外部性、无法标价的商品、制造进入壁垒、重大信息障碍等种种市场失灵，批判了市场是有效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二是通过描述现实中企业对市场的控制，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关于政府干预的悖论，以及对于私人经济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相互纠合的忽视；三是通过对公共服务失灵的市场化策略及相应的问题的阐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战略实质导致了私人供应商权力的膨胀；四是通过解释穷人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信用市场的发展以及为极其富有的人群开发出的衍生品市场和期货市场这两种力量结合产生的“被私有化的凯恩斯模式”，使几家大的银行主导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批判了在新自由主义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下引发的巨大的道德风险，以及企业和政府利用“轻推一把”技巧所造成的企业与消费者、政府与公民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对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损害；五是通过阐述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所造就的巨型企业正在获得超越政府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能力，从而危及民主体制……所以，他总体上对新自由主义年代作负面的评价。
事实上，对于新自由主义开展的批判早已有之，科林·克劳奇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他在其中最大的亮点则在于对市场与企业的区分，在于对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三角关系的阐述，以及在肯定企业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展开了批判。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者故意将市场化和企业化混有为一谈，使人们相信，只有私有部门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就是市场，企业化就是市场化。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偏爱的是企业化，而不是市场化——让社会上的几乎一切机构——除政府以外，包括大学、医院和宗教机构全都象企业一样运作。然而，因为在契约磋商和缔结之后市场即不复存在，长时间内不受市场力量制约的、比较刚性的私人垄断催生了一大批业务庞大到覆盖各种公众服务的巨型企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它们主导了人们的公共生活，既是媾合市场与民主的桥梁，又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对抗的第三种力量，成为政治过程的内部参与者，在其中起着强大的、令人不安的作用，甚至在使民主成为一副空架子。显然，巨型企业已经成为统治社会，决定人们生活的新的暴君之一。
那么，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够经历多次失败而不死呢？科林·克劳奇认为，答案还在于企业——新自由主义使企业成长为巨型企业，介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一方面，信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符合富人利益，而富人，特别是掌握大型企业资源的富人，不但对公共决策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而且有些干脆直接进入政府任职，拥有直接的权力、影响和特殊待遇；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后者不但通过游说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通过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直接定义公共政策，通过大量的广告投放传达某种理念，影响人们的选择偏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综合来说，就是企业，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巨型企业使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空前的结合在一起，保证了它的主导地位在这场危机之后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反而在政治上会更加强大。这一点在金融业巨型企业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它已经成功的将我们所遭遇的这场金融危机重新界定为一场公共支出危机——由银行和银行的行为所引发的危机，解决措施竟然是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和公共支出，由公众来为其埋单——这不正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吗？
那么，人们又该如何抵抗这位暴君的统治呢？虽然，科林·克劳奇对新自由主义多有诟病，大加挞伐，但他仍然不赞成回到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而是主张通过建设公民社会来弥补新自由主义所存在的以上弊端，即通过在政府与企业之外参与公共事务的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来对企业权力进行制衡，以构建一个在政府、市场、企业和公民社会四种力量之间存在持续的、长久的、互相制衡的经济。他所谓的公民社会，指的是一个与经济、政府和私人生活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领域，它锁定促进集体和公共目标的价值观，以公共冲突、对话、妥协和理解为导向，承认多元性、差异和冲突的合法性，并以非暴力的形式存在和运行，对政府与巨型企业形成多重的监督，进而建立一种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多元对话，促进企业在政治领域发挥良性作用，避免政治党派与企业过从甚密，从而为企业提供创新动力，为集权行为提供约束。
是的，科林·克劳奇的分析的确很有道理，让我看到了企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对人们的生活拥有强大的定义和塑造能力，但我对他所谓的公民社会能够超越政府、市场与企业之上确实没有信心。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非政府间组织已经是一种社会力量，但它仅在于维持较低程度的对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制约，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制衡。同时可以试想，既然新自由主义能够以巨大的现实利益为诱惑，已经俘获了现在社会上除政府之外的几乎一切机构——使大学、医院、和宗教机构统统象企业一样运作，甚至通过捐献竞选资金的方式控制政党，为什么它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将“公民社会”斩于马下？就靠自身的道德约束？实际上，他也对此并不敢给予保证，正象他在考察了五种集团之后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证，为公民社会服务的人能够一直保持崇高的道德目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企业与政府为得到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果去干预公民社会。
从所周知，一个物种，必须能够不断的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才能长期生存；一种思想，必须能够不断调整以解释日益复杂的世界，才能持久存在。新自由主义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强大自我调适能力的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它之所以迭遭危机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它拥有一种强大的调适能力——不但通过培植企业、控制政党使政府和市场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特别是使巨型企业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暴君，不但控制了公共政策走向，而且每每能够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新解释、新对策、新思路。以至于科林·克劳奇也只能无奈的提出，所谓的公民社会也只能是对其有所制衡，甚至是有所修补，而这恰恰又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获得新生的另一个开始……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行其事的市场是分配资源的最高效、最优越、最完善的机制，是实现人类福祉的最佳手段，能够自动的在许多领域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主张贸易自由化——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价格市场化——市场是效率的保证、企业私有化——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以及政府和政治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仅从《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这样的书名来看，科林·克劳奇象是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实质上，他却是在对其进行批判。他以2008与2009年交替之际爆发的金融危机为切入点，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统治西方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展开了批判：一是列举了无法解决的外部性、无法标价的商品、制造进入壁垒、重大信息障碍等种种市场失灵，批判了市场是有效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二是通过描述现实中企业对市场的控制，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关于政府干预的悖论，以及对于私人经济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相互纠合的忽视；三是通过对公共服务失灵的市场化策略及相应的问题的阐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战略实质导致了私人供应商权力的膨胀；四是通过解释穷人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信用市场的发展以及为极其富有的人群开发出的衍生品市场和期货市场这两种力量结合产生的“被私有化的凯恩斯模式”，使几家大的银行主导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批判了在新自由主义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下引发的巨大的道德风险，以及企业和政府利用“轻推一把”技巧所造成的企业与消费者、政府与公民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对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损害；五是通过阐述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所造就的巨型企业正在获得超越政府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能力，从而危及民主体制……所以，他总体上对新自由主义年代作负面的评价。
事实上，对于新自由主义开展的批判早已有之，科林·克劳奇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他在其中最大的亮点则在于对市场与企业的区分，在于对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三角关系的阐述，以及在肯定企业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展开了批判。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者故意将市场化和企业化混有为一谈，使人们相信，只有私有部门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就是市场，企业化就是市场化。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偏爱的是企业化，而不是市场化——让社会上的几乎一切机构——除政府以外，包括大学、医院和宗教机构全都象企业一样运作。然而，因为在契约磋商和缔结之后市场即不复存在，长时间内不受市场力量制约的、比较刚性的私人垄断催生了一大批业务庞大到覆盖各种公众服务的巨型企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它们主导了人们的公共生活，既是媾合市场与民主的桥梁，又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对抗的第三种力量，成为政治过程的内部参与者，在其中起着强大的、令人不安的作用，甚至在使民主成为一副空架子。显然，巨型企业已经成为统治社会，决定人们生活的新的暴君之一。
那么，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够经历多次失败而不死呢？科林·克劳奇认为，答案还在于企业——新自由主义使企业成长为巨型企业，介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一方面，信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符合富人利益，而富人，特别是掌握大型企业资源的富人，不但对公共决策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而且有些干脆直接进入政府任职，拥有直接的权力、影响和特殊待遇；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后者不但通过游说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通过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直接定义公共政策，通过大量的广告投放传达某种理念，影响人们的选择偏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综合来说，就是企业，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巨型企业使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空前的结合在一起，保证了它的主导地位在这场危机之后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反而在政治上会更加强大。这一点在金融业巨型企业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它已经成功的将我们所遭遇的这场金融危机重新界定为一场公共支出危机——由银行和银行的行为所引发的危机，解决措施竟然是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和公共支出，由公众来为其埋单——这不正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吗？
那么，人们又该如何抵抗这位暴君的统治呢？虽然，科林·克劳奇对新自由主义多有诟病，大加挞伐，但他仍然不赞成回到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而是主张通过建设公民社会来弥补新自由主义所存在的以上弊端，即通过在政府与企业之外参与公共事务的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来对企业权力进行制衡，以构建一个在政府、市场、企业和公民社会四种力量之间存在持续的、长久的、互相制衡的经济。他所谓的公民社会，指的是一个与经济、政府和私人生活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领域，它锁定促进集体和公共目标的价值观，以公共冲突、对话、妥协和理解为导向，承认多元性、差异和冲突的合法性，并以非暴力的形式存在和运行，对政府与巨型企业形成多重的监督，进而建立一种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多元对话，促进企业在政治领域发挥良性作用，避免政治党派与企业过从甚密，从而为企业提供创新动力，为集权行为提供约束。
是的，科林·克劳奇的分析的确很有道理，让我看到了企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对人们的生活拥有强大的定义和塑造能力，但我对他所谓的公民社会能够超越政府、市场与企业之上确实没有信心。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非政府间组织已经是一种社会力量，但它仅在于维持较低程度的对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制约，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制衡。同时可以试想，既然新自由主义能够以巨大的现实利益为诱惑，已经俘获了现在社会上除政府之外的几乎一切机构——使大学、医院、和宗教机构统统象企业一样运作，甚至通过捐献竞选资金的方式控制政党，为什么它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将“公民社会”斩于马下？就靠自身的道德约束？实际上，他也对此并不敢给予保证，正象他在考察了五种集团之后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证，为公民社会服务的人能够一直保持崇高的道德目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企业与政府为得到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果去干预公民社会。
从所周知，一个物种，必须能够不断的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才能长期生存；一种思想，必须能够不断调整以解释日益复杂的世界，才能持久存在。新自由主义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强大自我调适能力的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它之所以迭遭危机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它拥有一种强大的调适能力——不但通过培植企业、控制政党使政府和市场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特别是使巨型企业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暴君，不但控制了公共政策走向，而且每每能够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新解释、新对策、新思路。以至于科林·克劳奇也只能无奈的提出，所谓的公民社会也只能是对其有所制衡，甚至是有所修补，而这恰恰又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获得新生的另一个开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