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与神性

1913年10月，荣格独自一人在一列火车上，突然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幻觉镇住了，他看见了一场滔天洪水淹没了北部欧洲，黄色的浊流，漂浮的瓦砾，成千上万的尸身。这一幻觉持续了大约两分钟，荣格又是困惑又是恶心。两周后，相似的幻象在旅程中再度出现，黄色巨浪变成了一片血海。荣格深怕自己面临精神病的威胁，此前一年，他发觉弗洛伊德“有一种精神病”，并且“有着十分令人担心的症状”，这也是他与弗洛伊德决裂的原因之一。这一年，荣格年近四十，拥有名誉、权力、财富和知识，但是恐惧找上了他，他处于中年危机之中。


1.

 对于幻象，荣格其实并不陌生，在回忆文章《我一生中早年的事件》里，他讲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梦境、幻象和幻想。譬如三四岁的时候，他做了第一个意味深长的梦：草地上有一个黑色石头砌成的洞，一排石阶一直通下去，穿过一个圆形的拱门，揭开一道绿色幕布，出现了一间石屋，那里有一个金光灿烂的王座，其上一个十分高大的、由皮肉组成、像是树干样的东西，它的顶端有一只眼睛。他怕得全身都僵了，此时又听到母亲的声音：“看看它吧，那就是吃人的怪物！”这个梦给荣格留下深刻的心灵烙印，直到多年以后，他才认识到这个形象是宗教祭祀用的阳具，而背景是一座地下庙宇。有趣的是，如果按照弗洛伊德学说，这个梦必然与性欲相联系，但是在荣格这里，他排开力比多，指向更深层、更普遍的东西，也就是“原型”和“集体无意识”。

时至今日，对于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恩怨情仇，坊间有种种说辞，2011年根据同名著作改编的电影《危险方法》上映，指出两人之间有个叫萨宾娜·施皮尔赖因的女子，她是荣格的病人兼情人，也是弗洛伊德的密友兼同事。但是，抛开“三角关系”的噱头，归根结蒂，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除了理论方法的、精神心态的，更是世界观的，荣格对神秘主义和通灵学说一直深感兴趣，但是弗洛伊德对此大不以为然。按照荣格的自我陈述，他的一生充斥着幻视、幻听、预感成真和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从12岁那年夏天被小伙伴推倒从而引发长达数月的“精神官能症”，他在漫长的一生里既“见过”上帝、也“见过”魔鬼、还“见过”白日里的“鬼魂”，特别是1944年心脏病发作之际，他有一次刻骨铭心的“濒死体验”——他的“灵魂”在一千英里的高空中俯瞰地球，这种种体验和震撼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

  “洪水-血海”幻觉之后，荣格故意在清醒状态下关闭意识、诱发幻想、允许精神内容自由呈现。在一个黑皮的小笔记本里，他以日期为顺序，记下了一系列幻象、幻想以及思考。三年之内，这种“黑书”记满了六本，与其说它们是荣格的个人日记，更像是荣格将“积极想象”方法用在自己身上的实验记录。从1913年10月到1914年7月，是荣格濒于精神崩溃的时期，与“洪水-血海”相类似的幻觉一共出现了十一次，其它幻觉亦纷至沓来。1914年4月20日，他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职务；4月30日，他又辞去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院教师的职务。当此际，他正在准备报告《无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上的重要意义》，预备在英国医学学会举办的大会上宣读，而他不断担心，自己很可能在读完论文后疯掉。戏剧化的是，1914年8月1日，他宣读完论文，翻开报纸，发现世界大战爆发了，于是他“明白过来”，自己的十一次幻觉是“预言”性质的，也就是说，它们与外在的真实具有某种对应性。在晚年自传中他解释说：“我的职责现在明确了，我得竭力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自己的体验总的说来与人类的体验到底巧合到什么程度。因此，我的第一个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探究一下我自己的精神的深处。”


2.

大约从1915年开始，荣格开始把“黑书”上的内容扩展之后转录到“红书”上。此书的拉丁名字是“新书”，因为封皮是红色，所以又叫“红书”。如果说黑书是荣格的私人实验记录，《红书》则是荣格的个人“圣经”。此书古色古香，图文并茂，像中世纪的手抄本那样，将超过400页的羊皮纸装订为一个大开本，内部打有针孔以方便描线，用矿物颜料作画，以油墨书写，首写字母为花体，还有装饰性的花边和旁注。荣格的一生中有两大“手工作品”，一是以二十余年的时间、一砖一石构筑的波林根塔楼，那是他的石头圣殿，再就是以十六年的时间、一笔一划写成的《红书》，这是他的纸上圣殿。这两大作品类似于一种精神治疗方式，解救了一直有“双重人格”的心理分析大师。同时，塔楼和《红书》也是一种用特殊语言构成的另类宇宙，它们充满象征，不易解读。

举例而言，《红书》第一卷里，当荣格“沉思神的本质”，他遇见了年老的先知以利亚和一位年轻美丽的盲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一条黑色的大蛇。悖谬的是，这个女子叫莎乐美，也就是传说中向希律王要施洗约翰头颅的莎乐美。更荒诞的是，以利亚和莎乐美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夫妻，同时，莎乐美不仅是以利亚的女儿，也是圣母玛利亚的女儿，还是“我”的妹妹。如此一来，“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就是基督！荣格说，“走进地狱就是自己成为地狱”，可是这个地狱也太异端了，足以让基督教世界的读者目瞪口呆。好在，荣格给他的弟子们写了一篇《解说》，又在晚年回忆录里旧话重提，对第一卷里形象的象征性进行了解释，使这一卷成了整部《红书》里最易懂的部分。原来，以利亚是聪明的老先知的形象，代表荣格理论中的“自性”，也就是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他象征着逻各斯（智慧）。而莎乐美则是“阿尼玛”，是男性心灵中的女性意向，因为她不明白事物的含义，因此是盲目的，她象征着厄洛斯（情欲）。厄洛斯朝向肉体的活动将走向夏娃，厄洛斯走向精神的活动则走向圣母玛利亚，如果排除肉体和精神的两种极端，第三种可能性则是亲子关系，即以利亚作为父亲、莎乐美作为妹妹，自我是儿子和哥哥。当莎乐美宣布说玛利亚是他们的母亲，这意味着自我就是基督。关于最后一步，荣格语焉不详。但是从以利亚身上，荣格发展出腓力门，即精神导师的形象，也是理想人格的象征。


3.

 荣格一生号称解过八万个梦，可是写在《红书》里的“梦”，留给分析心理学派的后继者一个庞大的迷宫，也给了他们一个“解析”祖师爷的大好机会。荣格在自传中说过：“我追溯我那些内心意象的年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月——一切根本性的东西都在其中确定了。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的细节详情不过是这一材料的补充和详述而已；这材料是从无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并在开头时把我完全淹没了。这，便是那可供终生进行研究的‘原始素材’”。不知何故，《红书》虽然有数种流传于弟子间的不完整抄本，但是荣格生前并没有将它付梓，一个看过原本的弟子说，此书假若出版，大家可能会认为荣格“完全地精神失常”。荣格自己可能也担心，如果就这样面世，他会“永远离开理性科学世界的战场”。1961年荣格逝世后，《红书》书稿由家族保存，追随者渴望一睹真容，视其为心理学界的“圣杯”。经过异常漫长的过程，《红书》终于在2009年出版，原色原大，装帧精美，虽然索价高昂，依然数次脱销，并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荣格自己可能想不到的是，专家们抢购《红书》是为了一睹为快、为了解读天书，而《红书》吸引普通读者的，却是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不难发现，荣格笔下的腓力门与尼采著作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和但丁的维吉尔极为相似。事实上，荣格的确从经典著作中借鉴良多，他从《圣经》里借来先知书的语言，从《神曲》里借来三界游历的结构，从《浮士德》里借来诗剧的体裁，还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借来宣喻体的风格。1922年荣格写有论文《从分析心理学到诗意的艺术作品的关系》，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著作，第一种是作者意图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种则是作品完全占据了作者，后者的例子便是《浮士德》的第二部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创作过程中，包含着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意象被激活，而不管是谁以原始意象的形式说话，势必直指人心。即便对于荣格理论了解不深，《红书》里的“黑暗神秘诗剧”依然诱人。

荣格的手绘功夫出乎人们的意料，《红书》的英译本序言作者索努·山达萨尼（Sonu Shamdasani）指出，早在荣格的青年时代，他经常游览巴塞尔的艺术博物馆，尤为喜欢荷尔拜因、勃克林和荷兰画派的作品。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他学业的最后时光，他醉心于绘画几乎有一年之久，此时的画作有具象主义风格，技法娴熟。1902到1903年，荣格在巴黎和伦敦逗留，花大量的时间专注于绘画和参观博物馆。《红书》共有205页绘有图像，十分工细，美轮美奂，图文对照的方式使人联想起威廉·布莱克。荣格画了曼荼罗、面具、红轮、大蛇、蛙、火神、巨树和其它神秘符号，画中的视觉元素来自巴比伦、埃及、印度、各古老文明以及想象的王国，融合变异了柏拉图主义、诺斯替、炼金术、印度教还有基督教的大量意象。荣格本人不承认《红书》是艺术，认为它是象征符号的大集成，但是它的视觉效果实在太好，美国出版商初见书稿即“魂飞魄散”，说它“美得令人无法释手”。


按照荣格的观念，人是无边世界的映像，由于人的语言并不完备，用图像来讲述灵魂是可行之道。“拥有一件事物的图像，我们就拥有了这事物的一半。这世界的图像也就是这世界的一半。”在这种意义上，当今读者捧着这本《红书》，也就拥有了荣格的“一半”。只是，正如书中所说，“留意图像的长老教会我们：疯狂是神性的”，反转过来，这里的“神性”看上去亦是“疯狂”的。自2009年《红书》在多国出版以来，它引起的追捧和争议都是世界性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12年推出《红书》的手稿本，全彩影印，布面精装。2013年又推出译文本，卷一、卷二根据德文版翻译，《审视》和附录内容译自英文版。两相对照，对于这本天书或可略有心得。





《红书》（手稿本），荣格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3月。
《红书》（翻译本），荣格著，林子钧、张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
The Red Book: Liber Novus. C. G. Jung (Author), Sonu Shamdasani (Editor), John Peck/W.W.Norton & Co. October19, 2009.
《荣格自传》，刘国彬、杨德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6月。
《危险方法：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的真实传奇》，约翰·克尔著，成颖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