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思想市场不需要民主
文/左页
科斯去世了，很多人又重提起它对中国的忠告：中国需要思想市场。思想市场，说实话，初听起来，其实是一个满奇怪的概念。思想如何成市场？难道思想也能按斤两卖吗？难道思想也遵循价格规律吗？它不是由科斯首创，科斯说的思想市场，也不是专门为中国而提的，它最早出现在他1973年提交给美国经济学年会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讨论的主题是“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
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当科斯说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位老人说的是什么，就会先赞同它的这个说法。理由主要在于，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实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停滞的思想创新形成巨大的悖论；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思想、精神领域迅速的空虚形成不可思议的对立。所以，谁要说中国缺思想、缺灵魂，他一定会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
但是，当我仔细阅读科斯1973年论述这个概念的文章时，我却发现，可能科斯给中国的建议，还会有更深的含义，而不是从表面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仔细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实话，让我吃惊。我最初以为，“思想市场”所主张的，可能大概和当初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主张的“思想市场”一样，即与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含义应该不会相差太大，而且科斯在提出“思想市场”时，所讨论的对象也正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而这个法案正是对于言论自由最为著名的保障法案。但实际上，在这篇叫做《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文章中，科斯论述的出发点却是：思想市场是否和商品市场一样需要政府的管制？
在文章中，科斯说道：“我要考察的总体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商品市场中需要政府管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经过一番论证，科斯最终认为，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没有本质性的差异，所以，“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我们应该采用相同的方法来对待所有的市场。”
为了说明两个市场没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利用了早在几百年前亚当·斯密留下来的概念“自利”。他相信，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经营的市场，同样遵循着“自利”的原则，知识分子的“自尊”感比较强，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夸大自己的工作，认为别人应该受到管制，但却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百分之百的自由，而不应受到任何管制。科斯举例说，在报纸工作的知识分子会赞成报纸应该自由化，但是从来不会关心广播媒体是否自由，说明其实他们所谓的自由，也就是自利而已，而不是真正关心自由的价值。他又特别引用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以证明弥尔顿是多么自恋！他引用了弥尔顿作为诗人又作为普通写作者充满自恋的话：“给我知的自由、说的自由、凭良心坦率争论的自由，这是高于一切的自由。”
总之，事实已经很清楚。知识分子，他们卖自己的思想，和羊毛商人卖羊毛，以及手机生产商卖手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没有理由在面对两个市场时，采取不一样的政策，该管的还得管，当然不该管的还是不应该管。当然，科斯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像管理商品市场一样管理思想市场。而对于不受政府管制的思想市场是否能够促进民主制度，科斯则明确表示，“这个宽泛的话题我不想多作评论。”
真的不想多作评论吗？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没有做评论。但是，在写给中国人那本《变革中国》里，他可是没少提。（由于这本书是由科斯和王宁合著的，我姑且认为，书中所有的思想都是他们共同赞成的。）在这本书中，他写到：“思想市场未必是民主的同义词。”他明确表示，思想市场不需要民主也可以形成。他举了亚当·斯密的例子，说他就没有投票权，但是却享受自由演说和表达的权利。他还说：“在民主社会里，大多数的暴政危害思想市场。”
由此可见，科斯说中国缺乏一个思想市场，不是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争取西方社会那样的言论自由，也不是要中国改变现有的法制理念，以及政治体制。其实，对于科斯而言，无论市场也好，民主也罢，又或者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他们固有的价值是否值得追求，完全取决于它们在促进人类幸福或者物质财富的增长时，是否可以降低“成本”，而不是它们本身是否多么吸引人，是否显得瑰丽。从这点来说，的确像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科斯的精神气质和中国近年来实用主义的改革思维很契合。实际上，在科斯和王宁合写的《变革中国》一书中，“实用主义”也正是被他们赞美最多的中国改革经验。
那么，如果中国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思想市场，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科斯告诉我们，没有思想市场，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钱学森之问”也就永远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没有思想市场，就不会有创新，就不会形成最顶尖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那中国就永远只是一个二流国家，一个大的加工厂，一个山寨大国。在《变革中国》中，他特意讲到了中国大学每年生产数量世界第一的博士和论文，但是鲜有产生世界影响的，还讲到中国大学以计件方式激励论文写作的畸形管理方式。
另外，形成了健康的思想市场，还能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当然，科斯并没有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一定是往民主政治的方向改。他认为的思想市场能够促进政治改革，还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只有有了思想市场，才能有利于人们去辨别哪种政治制度，可以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也只有有了思想市场，我们才不会对任何政治制度产生悲观或者乐观主义的极端情绪。他在书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细细咂摸：“因为中国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中国的政治体制往往是悲观主义者悲观的原因。但悲观主义者习惯于忘记，同样的现实也是谨慎乐观主义者乐观的理由。”——这话说明，如果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和繁荣，那思想市场，反而有利于人们去认同现有的体制，而不是相反。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科斯说思想市场有利于人们去辨别哪种政治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也就是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同时，他又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并不伴随开放的思想市场，可见，言下之意，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繁荣还真有点“瞎猫撞上死耗子”的意思。当然，科斯不会像我这么粗俗，他用了比较文雅的词汇：“边缘革命”。
啥叫“边缘革命”呢？说白了，就是核心区的那些政府推动的主动的改革失败了，反而那些没有被这些改革所裹挟、所涵盖的领域与地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和创造，然后进一步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变革。
具体而言，边缘革命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以及经济特区。科斯论证说，这些变革无一不是出现于中国改革的边缘地带，但是恰恰是这些当初并不为人所看好，甚至受到当时政策限制、阻扰的变革才真正促进了中国的繁荣。反而，与之相对，在改革之初，由政府推动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由此而形成的“双轨制”，反而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甚至形成积重难返的阻碍。而在1988年，中国政府启动的紧急财政紧缩政策，更是让中国经济改革陷入停滞。从1988年到1992年，四年的改革停摆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一直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才又重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这么几十年成功经验中，中国政府的作用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在书中，作者说中国的成功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它不是由中国政府主导或者政党主导的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而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期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它主导推动的经济政策，而在于它在改革之初，或者说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教训中走来而形成的某种“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包括宽容、不争论的实践主义、不断学习的心态和试验性改革、讲究效果的实用主义，以及一个没有利益倾向而大度无私的政府。这种精神气质，从毛泽东的《实践论》，一直延续到胡耀邦推进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论。而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成“革命”成气候，也正是因为与中国政府这种“精神气质”的上下联动，以及由此而所形成的“双规结构”才有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延续这种“精神气质”，一个开放、自由、公平的思想市场，也就显得颇为迫切了。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认为市场经济繁荣之后，这是一条必然的道路。这种判断或许是正确的，没有人可以可以否认这点。但是，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刻意”，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实践证明，我们的很多失败，正是源自这种“理性的自负”。我觉得科斯提倡“思想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思想市场这个词本身是反对“刻意”的，他所说的“思想市场”更像是一片肥沃的土壤，科斯会主张由这片土壤自然地“孕育”出文明，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拔苗助长。
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
科斯去世了，很多人又重提起它对中国的忠告：中国需要思想市场。思想市场，说实话，初听起来，其实是一个满奇怪的概念。思想如何成市场？难道思想也能按斤两卖吗？难道思想也遵循价格规律吗？它不是由科斯首创，科斯说的思想市场，也不是专门为中国而提的，它最早出现在他1973年提交给美国经济学年会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讨论的主题是“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
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当科斯说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位老人说的是什么，就会先赞同它的这个说法。理由主要在于，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实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停滞的思想创新形成巨大的悖论；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思想、精神领域迅速的空虚形成不可思议的对立。所以，谁要说中国缺思想、缺灵魂，他一定会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
但是，当我仔细阅读科斯1973年论述这个概念的文章时，我却发现，可能科斯给中国的建议，还会有更深的含义，而不是从表面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仔细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实话，让我吃惊。我最初以为，“思想市场”所主张的，可能大概和当初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主张的“思想市场”一样，即与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含义应该不会相差太大，而且科斯在提出“思想市场”时，所讨论的对象也正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而这个法案正是对于言论自由最为著名的保障法案。但实际上，在这篇叫做《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文章中，科斯论述的出发点却是：思想市场是否和商品市场一样需要政府的管制？
在文章中，科斯说道：“我要考察的总体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商品市场中需要政府管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经过一番论证，科斯最终认为，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没有本质性的差异，所以，“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我们应该采用相同的方法来对待所有的市场。”
为了说明两个市场没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利用了早在几百年前亚当·斯密留下来的概念“自利”。他相信，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经营的市场，同样遵循着“自利”的原则，知识分子的“自尊”感比较强，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夸大自己的工作，认为别人应该受到管制，但却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百分之百的自由，而不应受到任何管制。科斯举例说，在报纸工作的知识分子会赞成报纸应该自由化，但是从来不会关心广播媒体是否自由，说明其实他们所谓的自由，也就是自利而已，而不是真正关心自由的价值。他又特别引用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以证明弥尔顿是多么自恋！他引用了弥尔顿作为诗人又作为普通写作者充满自恋的话：“给我知的自由、说的自由、凭良心坦率争论的自由，这是高于一切的自由。”
总之，事实已经很清楚。知识分子，他们卖自己的思想，和羊毛商人卖羊毛，以及手机生产商卖手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没有理由在面对两个市场时，采取不一样的政策，该管的还得管，当然不该管的还是不应该管。当然，科斯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像管理商品市场一样管理思想市场。而对于不受政府管制的思想市场是否能够促进民主制度，科斯则明确表示，“这个宽泛的话题我不想多作评论。”
真的不想多作评论吗？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没有做评论。但是，在写给中国人那本《变革中国》里，他可是没少提。（由于这本书是由科斯和王宁合著的，我姑且认为，书中所有的思想都是他们共同赞成的。）在这本书中，他写到：“思想市场未必是民主的同义词。”他明确表示，思想市场不需要民主也可以形成。他举了亚当·斯密的例子，说他就没有投票权，但是却享受自由演说和表达的权利。他还说：“在民主社会里，大多数的暴政危害思想市场。”
由此可见，科斯说中国缺乏一个思想市场，不是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争取西方社会那样的言论自由，也不是要中国改变现有的法制理念，以及政治体制。其实，对于科斯而言，无论市场也好，民主也罢，又或者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他们固有的价值是否值得追求，完全取决于它们在促进人类幸福或者物质财富的增长时，是否可以降低“成本”，而不是它们本身是否多么吸引人，是否显得瑰丽。从这点来说，的确像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科斯的精神气质和中国近年来实用主义的改革思维很契合。实际上，在科斯和王宁合写的《变革中国》一书中，“实用主义”也正是被他们赞美最多的中国改革经验。
那么，如果中国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思想市场，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科斯告诉我们，没有思想市场，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钱学森之问”也就永远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没有思想市场，就不会有创新，就不会形成最顶尖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那中国就永远只是一个二流国家，一个大的加工厂，一个山寨大国。在《变革中国》中，他特意讲到了中国大学每年生产数量世界第一的博士和论文，但是鲜有产生世界影响的，还讲到中国大学以计件方式激励论文写作的畸形管理方式。
另外，形成了健康的思想市场，还能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当然，科斯并没有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一定是往民主政治的方向改。他认为的思想市场能够促进政治改革，还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只有有了思想市场，才能有利于人们去辨别哪种政治制度，可以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也只有有了思想市场，我们才不会对任何政治制度产生悲观或者乐观主义的极端情绪。他在书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细细咂摸：“因为中国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中国的政治体制往往是悲观主义者悲观的原因。但悲观主义者习惯于忘记，同样的现实也是谨慎乐观主义者乐观的理由。”——这话说明，如果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和繁荣，那思想市场，反而有利于人们去认同现有的体制，而不是相反。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科斯说思想市场有利于人们去辨别哪种政治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也就是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同时，他又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并不伴随开放的思想市场，可见，言下之意，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繁荣还真有点“瞎猫撞上死耗子”的意思。当然，科斯不会像我这么粗俗，他用了比较文雅的词汇：“边缘革命”。
啥叫“边缘革命”呢？说白了，就是核心区的那些政府推动的主动的改革失败了，反而那些没有被这些改革所裹挟、所涵盖的领域与地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和创造，然后进一步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变革。
具体而言，边缘革命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以及经济特区。科斯论证说，这些变革无一不是出现于中国改革的边缘地带，但是恰恰是这些当初并不为人所看好，甚至受到当时政策限制、阻扰的变革才真正促进了中国的繁荣。反而，与之相对，在改革之初，由政府推动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由此而形成的“双轨制”，反而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甚至形成积重难返的阻碍。而在1988年，中国政府启动的紧急财政紧缩政策，更是让中国经济改革陷入停滞。从1988年到1992年，四年的改革停摆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一直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才又重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这么几十年成功经验中，中国政府的作用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在书中，作者说中国的成功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它不是由中国政府主导或者政党主导的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而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期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它主导推动的经济政策，而在于它在改革之初，或者说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教训中走来而形成的某种“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包括宽容、不争论的实践主义、不断学习的心态和试验性改革、讲究效果的实用主义，以及一个没有利益倾向而大度无私的政府。这种精神气质，从毛泽东的《实践论》，一直延续到胡耀邦推进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论。而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成“革命”成气候，也正是因为与中国政府这种“精神气质”的上下联动，以及由此而所形成的“双规结构”才有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延续这种“精神气质”，一个开放、自由、公平的思想市场，也就显得颇为迫切了。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认为市场经济繁荣之后，这是一条必然的道路。这种判断或许是正确的，没有人可以可以否认这点。但是，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刻意”，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实践证明，我们的很多失败，正是源自这种“理性的自负”。我觉得科斯提倡“思想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思想市场这个词本身是反对“刻意”的，他所说的“思想市场”更像是一片肥沃的土壤，科斯会主张由这片土壤自然地“孕育”出文明，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拔苗助长。
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