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令人难受的书？
泰奥多•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可能《古拉格：一部历史》的读者会更为领会这句名言，在啃完这部厚达700多页、甚至能算得上畅销的著作后，豆瓣上的评论竟然只有区区17篇，读书小组的小伙伴们也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好。仔细想想，好像也挺合乎情理，当我们被无法反抗的巨大痛苦所击中时，除了沉默，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应对法子吗？
安妮•阿普尔鲍姆的这部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远超出普通论文的注解数量可见），本身并无任何技巧或故事上的引人入胜之处。她只是整合公开的官方档案、幸存者回忆录和个人访谈等资料，对古拉格的前世今生作了力求全面的回顾和描述。和作为文学家的索尔仁尼琴不同，她很好地保持了历史学者冷静客观的职业素养，叙事必有所出，行文理性中立，论证也符合逻辑。在分析虐待囚犯的动机时，她甚至也考虑到看守和劳改营管理者的角度，少有的几句提到的对“那个恶魔”—斯大林—的诅咒，也全部来自于幸存者之口。换句话说，阿普尔鲍姆更多的只是让事实和资料说话，而不是她本人说话。也只有这样，它聪明地避免跌入意识形态争论不休的泥沼，秉持明显立场的著作，总是易受到像萨特这样的纠缠式反击，“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不能容忍”。那么，
一、 为什么会被这本枯燥的书轻易打动？
答案自然是因为我们是人。动物况且相互怜悯，何况作为同类的人。虽然苏维埃对于劳改营的囚犯视为能劳动的“工具”，在阿普尔鲍姆笔下，它们是，也本来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苏联公民，有自己的事业、家庭和尊严，却在一夜之间不明原因地来到地狱的最底层，所有的美好毁于一旦，除了绝望你将一无所有。抛开所有价值判断，不管什么道德宗教，就算是从人类最朴素的情感出发，某些片段也总能使你潸然泪下：
“我们三个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一个小牢房里。臭虫象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每天夜里，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默默地祈祷上帝，不要让我和女儿分开，祈祷将会和她一起获释，即使沦为乞丐或者残疾。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个词——妈妈——之后不久，在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分别转送到‘母亲劳改营’和只在规定时间允许探视的托儿所里。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短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都烂了。”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连拉带拽的把婴儿从冰冷的床上拽起来，用冰冷的水给她们洗漱，又打又骂。。。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她们像老人一样轻微的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这种让人难过的声音在保育室里此起彼伏。已经大的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小膝盖抵着肚子，像鸽子一样咕咕的叫。
“保育员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个盘子里。它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她的胳膊扳到背后，用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勺一勺把热粥灌进她的喉咙，也不给她时间下咽，就像在给火鸡填下饲料。
“我发现她的小身体上常带青肿。一见到我，女儿就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呜咽：妈妈，想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天堂，那间爬满臭虫的小牢房。
很快，15个月大的女儿意识到，对于家的向往是不现实的。渐渐的，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默默的转过身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抱着一捆送给保育员的木柴来到托儿所，小床上已经没人了，她被剥光了衣服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放在停尸房。 ”
“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一生最严重的罪行，我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上千万人的毁灭就是整个人类的悲剧，而更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悲剧不仅仅只是发生在苏联一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它一再重演。索尔仁尼琴和阿普尔鲍姆笔下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还称得上是幸运儿，毕竟，他们的故事还能通过复述获得表达和永生，而绝大多数的绝望和怨恨，只能无声无息地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二、应该对人类的命运绝望吗？
如果说对史书中“坑杀赵卒四十万”，“屠城七日”之类的记载难以感同身受的话，近代史的细节描述更易使人冷水浇背，弥生出绝望和恐惧，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相隔不远的祖辈生活的时代，大街的熙熙攘攘中，我们甚至可能遇上当年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退回动物世界的同类，所施加的不可理喻的暴力和疯狂，自然易使良善未泯的人们，走向对整个人生和族类的绝望，就如南京大屠杀之于张纯如、纳粹的暴行之于茨威格一样。
人类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以至走向毁灭？我想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这个答案只能由人类自身来书写，而这种书写又离不开我们对于过往的评价和总结。如果我们无法控制自身的欲望，不管这种欲望是欲壑难填的物欲，还是貌似高尚的彻底改造社会的权力欲和控制欲，释放以至纵容自身灵魂的邪恶部分，让不堪入目的悲剧一再重演，那我们的文明，终究有一天将会自我毁灭。
幸运的是，那些死去的生命还是唤起了某种程度的反思，世界大多数地方，总体来讲，比古拉格时代要好上许多，虽然这种进步也许并不是总是那么稳定。前几天，刚参观了某所大型的监狱，犯人们除了必须通过中等强度的劳动实现惩罚外，生存和生活条件还是比往前的岁月进步不少。世界的这种进步在普通人身上更是明显。但又有一个可能的悖论是，我们因为反思而进步，但又会因为进步而忘了反思，从而很难根除魔鬼再度吞噬我们的可能。这样，阅读《古拉格》这样的作品就变得非常有必要。
三、为什么要读这本令人难受的书？
在书的最后，阿普尔鲍姆估计，1929至1953年间，1700万苏联人被关进劳改营，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之多，而1991年苏联的人口也不过2.8亿而已。在一个号称民主和平等的现代国家，竟然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被作为奴隶使用，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而在这样一个政府崩溃数十年之后，它的功过是非还有数不清的争论而难盖棺论定，以至阿普尔鲍姆在俄罗斯旅行时，大多数的居民都对古拉格的历史表现出冷漠和沉默，这能算得上对于几千年智慧史的反讽么？
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未来总比现在要好。但既使是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认为，历史是螺旋式的上升，它总是存在倒退的可能，既使这种倒退是为了进一步上升。茨威格从来没有想过，童话般的维也纳会被野蛮所征服。伊拉克和阿富汗，也都有过一段富足平安的岁月。明白我们的过去，我们才能理解现在，也有可能真正知道我们要去的方向。
某些人从来不希望人民真正了解他们自己。阿普尔鲍姆认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对古拉格的集体沉默，不能不归功于继续掌握权柄的前共产党人出于自身私利的考虑。但这种持续的失忆，最终可能延续古拉格的阴魂，使这个国家最终“成为今天的扎伊尔，那是一个由贫因的农民和亿万富翁政客组成的国家，政客把他们的财产存放在瑞士银行的金库里，让他们的私人飞机停在机场的跑道上，引擎始终保持着转动”。再往前看，人间的那些撒旦从来没有三头六臂，他们的法力无边只能来自于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普通公民，当每个人了解和思考古拉格越多，古拉格就越难在现实中复活。
安妮•阿普尔鲍姆的这部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远超出普通论文的注解数量可见），本身并无任何技巧或故事上的引人入胜之处。她只是整合公开的官方档案、幸存者回忆录和个人访谈等资料，对古拉格的前世今生作了力求全面的回顾和描述。和作为文学家的索尔仁尼琴不同，她很好地保持了历史学者冷静客观的职业素养，叙事必有所出，行文理性中立，论证也符合逻辑。在分析虐待囚犯的动机时，她甚至也考虑到看守和劳改营管理者的角度，少有的几句提到的对“那个恶魔”—斯大林—的诅咒，也全部来自于幸存者之口。换句话说，阿普尔鲍姆更多的只是让事实和资料说话，而不是她本人说话。也只有这样，它聪明地避免跌入意识形态争论不休的泥沼，秉持明显立场的著作，总是易受到像萨特这样的纠缠式反击，“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不能容忍”。那么，
一、 为什么会被这本枯燥的书轻易打动？
答案自然是因为我们是人。动物况且相互怜悯，何况作为同类的人。虽然苏维埃对于劳改营的囚犯视为能劳动的“工具”，在阿普尔鲍姆笔下，它们是，也本来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苏联公民，有自己的事业、家庭和尊严，却在一夜之间不明原因地来到地狱的最底层，所有的美好毁于一旦，除了绝望你将一无所有。抛开所有价值判断，不管什么道德宗教，就算是从人类最朴素的情感出发，某些片段也总能使你潸然泪下：
“我们三个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一个小牢房里。臭虫象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每天夜里，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默默地祈祷上帝，不要让我和女儿分开，祈祷将会和她一起获释，即使沦为乞丐或者残疾。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个词——妈妈——之后不久，在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分别转送到‘母亲劳改营’和只在规定时间允许探视的托儿所里。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短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都烂了。”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连拉带拽的把婴儿从冰冷的床上拽起来，用冰冷的水给她们洗漱，又打又骂。。。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她们像老人一样轻微的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这种让人难过的声音在保育室里此起彼伏。已经大的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小膝盖抵着肚子，像鸽子一样咕咕的叫。
“保育员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个盘子里。它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她的胳膊扳到背后，用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勺一勺把热粥灌进她的喉咙，也不给她时间下咽，就像在给火鸡填下饲料。
“我发现她的小身体上常带青肿。一见到我，女儿就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呜咽：妈妈，想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天堂，那间爬满臭虫的小牢房。
很快，15个月大的女儿意识到，对于家的向往是不现实的。渐渐的，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默默的转过身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抱着一捆送给保育员的木柴来到托儿所，小床上已经没人了，她被剥光了衣服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放在停尸房。 ”
“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一生最严重的罪行，我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上千万人的毁灭就是整个人类的悲剧，而更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悲剧不仅仅只是发生在苏联一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它一再重演。索尔仁尼琴和阿普尔鲍姆笔下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还称得上是幸运儿，毕竟，他们的故事还能通过复述获得表达和永生，而绝大多数的绝望和怨恨，只能无声无息地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二、应该对人类的命运绝望吗？
如果说对史书中“坑杀赵卒四十万”，“屠城七日”之类的记载难以感同身受的话，近代史的细节描述更易使人冷水浇背，弥生出绝望和恐惧，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相隔不远的祖辈生活的时代，大街的熙熙攘攘中，我们甚至可能遇上当年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退回动物世界的同类，所施加的不可理喻的暴力和疯狂，自然易使良善未泯的人们，走向对整个人生和族类的绝望，就如南京大屠杀之于张纯如、纳粹的暴行之于茨威格一样。
人类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以至走向毁灭？我想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这个答案只能由人类自身来书写，而这种书写又离不开我们对于过往的评价和总结。如果我们无法控制自身的欲望，不管这种欲望是欲壑难填的物欲，还是貌似高尚的彻底改造社会的权力欲和控制欲，释放以至纵容自身灵魂的邪恶部分，让不堪入目的悲剧一再重演，那我们的文明，终究有一天将会自我毁灭。
幸运的是，那些死去的生命还是唤起了某种程度的反思，世界大多数地方，总体来讲，比古拉格时代要好上许多，虽然这种进步也许并不是总是那么稳定。前几天，刚参观了某所大型的监狱，犯人们除了必须通过中等强度的劳动实现惩罚外，生存和生活条件还是比往前的岁月进步不少。世界的这种进步在普通人身上更是明显。但又有一个可能的悖论是，我们因为反思而进步，但又会因为进步而忘了反思，从而很难根除魔鬼再度吞噬我们的可能。这样，阅读《古拉格》这样的作品就变得非常有必要。
三、为什么要读这本令人难受的书？
在书的最后，阿普尔鲍姆估计，1929至1953年间，1700万苏联人被关进劳改营，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之多，而1991年苏联的人口也不过2.8亿而已。在一个号称民主和平等的现代国家，竟然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被作为奴隶使用，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而在这样一个政府崩溃数十年之后，它的功过是非还有数不清的争论而难盖棺论定，以至阿普尔鲍姆在俄罗斯旅行时，大多数的居民都对古拉格的历史表现出冷漠和沉默，这能算得上对于几千年智慧史的反讽么？
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未来总比现在要好。但既使是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认为，历史是螺旋式的上升，它总是存在倒退的可能，既使这种倒退是为了进一步上升。茨威格从来没有想过，童话般的维也纳会被野蛮所征服。伊拉克和阿富汗，也都有过一段富足平安的岁月。明白我们的过去，我们才能理解现在，也有可能真正知道我们要去的方向。
某些人从来不希望人民真正了解他们自己。阿普尔鲍姆认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对古拉格的集体沉默，不能不归功于继续掌握权柄的前共产党人出于自身私利的考虑。但这种持续的失忆，最终可能延续古拉格的阴魂，使这个国家最终“成为今天的扎伊尔，那是一个由贫因的农民和亿万富翁政客组成的国家，政客把他们的财产存放在瑞士银行的金库里，让他们的私人飞机停在机场的跑道上，引擎始终保持着转动”。再往前看，人间的那些撒旦从来没有三头六臂，他们的法力无边只能来自于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普通公民，当每个人了解和思考古拉格越多，古拉格就越难在现实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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