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框架过于简化

商业写作的弊病是很容易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浅，给读者一个看似简明清晰，实则似是而非、而且有些武断的框架。

在本书中，吴晓波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变革史归之于大一统之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国有官僚资本与民间私营资本之间的进退博弈，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分析框架实在是太过完美，在当前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又极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引来一片叫好之声。吴晓波果然深谙商业写作之技，从容之间，轻轻巧巧，一个深刻的经济思想家形象跃然而出。
 
读导言部分，看到吴引经据典，从科斯、克鲁格曼到黄亚生、熊彼特、汤因比，一个个大师的言论令人目眩神迷，“高水平停滞”、“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等等术语扑面而来，原本让我对正文颇有些期待。也许正因为这种期待，一旦进入正文，失望也愈加明显。
 
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但并不是包打天下。历史上的几个割据分裂时期，往往都是思想文化最为活跃自由、经济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即使到了中国当代，大一统是不是底线和边界，也并不是一个绝对无可置疑的问题。吴近乎武断地将大一统视为改革的最后底线，自然迎合了民粹与民族情绪，但对于一个严肃的思想者而言，无疑是自己给自己套上了一条思想的枷锁。
 
此外，他的这个框架让人们聚焦表面上的现象，而忽视了经济演进中的其他因素，比如法治意识与精神的培育，比如有效市场的形成，比如跨国贸易的促进（即使在大一统时期，跨国贸易也从未间断过，包括中华帝国与其附庸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历史上的每一个所谓“盛世”，不是在每一次变革之后，而是在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才会出现。这其实与现代的自由放任精神是暗合的。吴晓波对极左的民粹和极右的自由主义都加以抨击，不过他的观点显然还是自由市场取向的。他最后给出的所谓判断，“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更像是一句毫无作用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