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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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為事件的鴉片戰爭
整個文本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的大時代背景之下；19世紀以來，鴉片漸興，危害日趨嚴重，禍國殃民，朝野上下禁煙呼聲日趨高漲；光緒十八年，道光帝頒佈禁煙令并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二十年，戰爭爆發，英軍封鎖珠江口，佔領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相逼迫，清帝妥協，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二十一年初，英國攻大角、沙角炮臺，琦善被迫讓步，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1月27日，清政府終對英宣戰；直至5月，廣州附近要地盡失，奕山與義律簽訂《廣州條約》；后三月內寧波、鎮海、定海皆失；二十二年，揚威將軍奕經收復作戰失敗，英軍轉入江浙海域，乍浦失，平湖陷，吳淞口、寶山、上海相繼陷落，西上鎮江亦失守，8月29日與英簽訂《南京條約》，至此鴉片戰爭以清政府失敗而告終。作者所記十三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八至五月二十一 ，是為後期英軍攻入長江口以及上海被佔領這一時期。
作為事件的歷史乃是對過去的高度簡化和濃縮，歷史學家在諸多雜亂的信息中找出一些有意義的範式，將複雜的事件清楚而又完整地描述出來，並且對其自身以及前後事件的聯繫做出解釋。然而證據的數量與質量的缺陷，又使其解釋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復原歷史，“必須在現在與過去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撷取二者當中特別重要的內涵，在尋找平衡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觀念， ”歷史學家決定著這些記憶中，哪一部份是重要的、關鍵的、值得被記住的，哪一部份是從屬的。這個文本亦是那些雜亂的信息中的一個，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其構成了另一種解釋歷史的途徑，即當事人經歷的歷史——他們的想法、感受和行為。
二、 作為經歷的鴉片戰爭
相對於事件的直接經歷者，我們按照時間順序一天一天經歷當時的每一件事是做不到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種以日記形式記錄的個人經歷就能重現歷史本身——對於不同的人而言，在難以忘懷的經歷中，並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記住的，另外，由於無法對事件整體做出預見，將會產生許多“沒有用處”的經歷。然而，人們的歷史經歷是以感覺為基礎的，我們與真實的經歷越接近，人們的情感生活的地位就越突出。吳興錢在序中寫到：“…雖平鋪直敘，不假修飾，而當日之困守危城，竄伏叢莽，與夫可驚可愕可悲可憫之事，靡不羅列具載，讀者雖於數百年後一如身親目擊，為之忽驚忽愕忽悲忽憫”，我們仍可以憑個人主觀經驗想像出相關的歷史畫面，描述過去的某些方面；此外，獨特的歷史文化空間下人們所表現出的局限性與狹隘性，也為我們重塑過去提供了依據。
文本開頭即首先對英吉利進行了闡述，“英吉利，古荷蘭西國也。今之英人紅毛冒之耳”。紅毛，實最早用以指稱荷蘭人；17世紀起，荷蘭人多次來到中國，正史有載“紅毛夷者，海外雜種，紺眼，赤鬚髮，所謂和蘭國也” 。在此階段，相比之下，英人往來并不突出，國人對其不甚瞭解，只是根據這些人的外表特徵而將他們與荷蘭人混淆在一起，亦稱之為紅毛。至明清之交，英商在東南沿岸活動頻繁，此時國人已經瞭解英人之紅毛不同於和蘭紅毛。作者的時代，已經能明確地認識英人之與荷蘭人相異，這裡所給出的信息，乃是這個時期，人們如何看待和蘭與英國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係。乾隆年間的《皇清職貢圖》記載，“英吉利，亦和蘭屬國，夷人服飾相似”，而同時期《澳門紀略》中也提到“和蘭...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曰‘瑞’，曰‘璉’。 ”而到了作者這裡，在承認英吉利為“古和蘭國”的基礎上，又發展成為和蘭“為其所滅”且遭英吉利襲其舊號冒之。根據《澳門紀略》的編纂方式來看，其缺乏直接而準確的外來信息；由此推測平民百姓對於外國人的知識大部份是來源於本地的信息。17世紀後期，和蘭受到英國的挑戰；雙方在經過三次大戰之後，和蘭逐漸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海上世界中退居二線，英國則日益成為一個巨大的殖民帝國；對於這種地位以及貿易親疏的變化，沿海地區的人民自然會更加敏感，想像的產物逐漸演變了群體記憶，並從沿海向內陸擴展。這或許解釋了，作者所言英荷從同根生到取而代之，雖然并不符合歷史事實，然而卻是兩國在海上勢力盈虧的寫照。
十三日備嘗記記錄了在圍城之內各種各樣的人以及他們的活動，而當中涉及女性的內容，引起了我的興趣，這裡姑且從中挑出幾則以供討論說明。
十二日，有人對曹晟說，“學池有以女尸，身受數刃個，似拒奸死，惜莫知其氏族”，且有“北門趙氏母，昨洋人入其居，懼不免，赴井死，年已六十外矣”；十三日早，鄰人約曹晟前去換取護照，而其以“念室有妻子，且有鄰家二孀婦一孤女具在”為由，遂辭而不共往。十四日晚，洋人破門而入，曹晟“匿女而令四人由後戶逃”，且當晚，“聞後巷有婦女呼救命甚急…明日遍詢無知其事者”；洋人走後，曹晟從河邊居民口中得知，每日潮落后，支流處就會出現許多男女浮屍，便對此表示感歎，道：“若此女者，吾不知其節乎烈乎”。不難發現，作者的潛意識以及一系列反應，都是以“外國人都是淫蕩的”這一預設為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揭露了近代洋人入侵以來，普通群眾在此摩擦之下產生的排外情緒的構成概念與源頭。在始源這個問題上，即魏斐德所說的，“在中國，早期的排外與性的歇斯底裡是一致的。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源的意識有關，這種始原造成了我與他的不同，我們與他們的不同” 。而這種種族的差異，在社會和群眾情緒很緊張的時代，即會構成一種偏見，並且伴隨著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一系列概念，這裡的“外國人都是淫蕩的”這一概念，即是對洋人恐懼心理的外觀。女子的節操屬於忠貞的對象之一，貞操是對本源的一種堅持與維護，因而忠貞的對象可以有很多，事實上，近代的漢奸問題也是這個概念的內容，即一種縈繞于原始與“純潔”的問題，故而都能夠被劃入排外情緒的概念構成，成為民眾心中具有強烈威脅性的意識。
作者在序中寫道，“洋人入上邑，有生未歷之奇變也”；循其名，乃知本為備夷患所作，而在整個十三日中，作者所遭遇的“患”實并不僅僅指夷人的入侵破壞，混亂之中的洋人、兵、民、團練、賊、匪之間，存在著一個多邊的、立體的互動關係，其對這種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生動描述，正是此篇文章之最有趣所在。
首先，在這個特定的情境下，當中各個角色相互之間的界限是極其模糊的，故而斷不可將之概念化。初八日，有穿“中軍莊勇，或徐州鄉勇，或河標或漕標”的逃兵，“或十或五，橫行街市搶奪，與土匪等”，兵棄甲則可為民，持刃亦可為匪。初九日，“土匪如蟻塞街巷，毀縣署道署及督憲行轅，逃兵等亦乘勢滋事。土匪手不持械，遇兵與之爭，即受其擊，并有為兵戮者，人頗快之”。這裡則非常明顯，兵乘亂滋事則實則與匪同，然而即使是在這樣的實際身份中，當其與匪發生爭執並且殺掉了匪，那麼，兵就站在了匪的對立面上，又變成了兵。十三日，城内又出現一種搶掠者，“蓋鄉人數十成群，遍掠當鋪各鋪及殷戶”；這又是從民到匪的轉換，民與匪往往是難以鑒別的，“聚而抗拒則為賊，散而行走猶是民耳” 。若是能夠去瞭解個體對於自身的界定以及社會對於他們的定位比較著來看，定是十分有意思的，無奈這部分人很少在歷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跡，日記書信就算有也幾乎未能保存下來。另一方面，在一個群體的內部，又是多樣的，具有差異性的。譬如洋人，根據作者的說法，即有“白鬼”、“黑鬼”之分，在洋人佔領上海的最初幾日中，黑鬼與匪無異，或是單獨，或是三五成群闖入民宅，搜刮番餅以及柴米油鹽等。“白鬼”從一開始吹盂聚眾，“有人出入其側者，并無盤詰”，以至於后發放護照，在當地政府要員逃遁的情況下，扮演著類似西方黑手黨的角色。而在“白鬼”與“黑鬼”之間，又有著直接的上下關係。十三日晚，作者又遇黑鬼上門勒索，路人獻計，曰：“速往曹滄，叫喊白鬼，即來捉。”果真其大叫“速去曹滄叫白鬼來”，黑鬼立即逃遁。關於作者對黑鬼以及白鬼的看法，文中并沒有透露；然而我想起魏斐德在《大門口的陌生人》中寫到的一段話：“殘破、卑微、經歷了不能消除的變化的廣州城，最後被留給了她自己。沒有欣慰，沒有憤怒，沒有抗議，甚至也沒有希望，廣州城看著英法聯軍離去 ”。在怎麼去評估近代外來者對中國的影響這個問題上，我也贊成柯文所認為的，從中國的角度，即遭受衝擊的中國人的角度出發，而非一個簡單的衝擊—回應的機械模式。這也需要我們藉助第一經歷者的體驗，更細緻地、有層次地去剖析這些“外來者”。
另外，在這十三日所記錄的事件中，除了匪患搶掠，舉家搬遷，組織團練等之外，圍城內相互的信息交流作為一個十分複雜的日常活動貫穿著整個事變的始末。在信息封鎖的特殊環境中，難免會出現“假言”。然而，據其程度，又可分為謠言、流言、訛言、謊言；此篇文章中恰好把所有的類型都包括了進去。這裡暫不將之一一分類列舉說明，僅是提出個人關於這個話題的一點看法。相對於社會史學來說，我以為謠言是一個更值得注重的話題。我們所活動的環境不僅是現實的行為環境，並且還有我們所想像的環境。最重要的是行為具有社會性，行為環境、自我、行為都不能脫離社會的關係。謠言是一個集體無意識的反應，不同的文化模型塑造出不同的社會心態，即不同的謠言，而謠言的流傳取決於是否能與製造謠言的人產生心理共鳴；故而任何一個謠言的產生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該謠言所依託的心理場，二是每一個謠言都有它自己的群眾。對於後來的研究者而言，謠言是一種心理現象，因此謠言的內容可以揭示造謠之人真實的心理慾望——平日深藏在心，不易流露的真實思想。這種研究的方法在孔飛力的《叫魂》中有很好的體現，在叫魂案中，巫術和妖法成為社會壓力的標誌，而謠言和閒話會出現在緊張環境的早期階段，然後引發後期的懲罰，目的在於確認“罪惡肇事者”，不僅要懲罰他們，而且還要將他們從社會中清除，為的是去除“罪惡”或“污染”，重建“潔淨”，叫魂案中即把這種心理需求強加在社會邊緣人群上。
參考材料：
1.【美】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第1版
2.【美】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版
3.【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版
4.【美】孔飛力《叫魂》，上海，三聯出版社，2012年第1版
5.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上海，三聯出版社，1995年第1版
整個文本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的大時代背景之下；19世紀以來，鴉片漸興，危害日趨嚴重，禍國殃民，朝野上下禁煙呼聲日趨高漲；光緒十八年，道光帝頒佈禁煙令并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二十年，戰爭爆發，英軍封鎖珠江口，佔領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相逼迫，清帝妥協，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二十一年初，英國攻大角、沙角炮臺，琦善被迫讓步，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1月27日，清政府終對英宣戰；直至5月，廣州附近要地盡失，奕山與義律簽訂《廣州條約》；后三月內寧波、鎮海、定海皆失；二十二年，揚威將軍奕經收復作戰失敗，英軍轉入江浙海域，乍浦失，平湖陷，吳淞口、寶山、上海相繼陷落，西上鎮江亦失守，8月29日與英簽訂《南京條約》，至此鴉片戰爭以清政府失敗而告終。作者所記十三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八至五月二十一 ，是為後期英軍攻入長江口以及上海被佔領這一時期。
作為事件的歷史乃是對過去的高度簡化和濃縮，歷史學家在諸多雜亂的信息中找出一些有意義的範式，將複雜的事件清楚而又完整地描述出來，並且對其自身以及前後事件的聯繫做出解釋。然而證據的數量與質量的缺陷，又使其解釋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復原歷史，“必須在現在與過去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撷取二者當中特別重要的內涵，在尋找平衡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觀念， ”歷史學家決定著這些記憶中，哪一部份是重要的、關鍵的、值得被記住的，哪一部份是從屬的。這個文本亦是那些雜亂的信息中的一個，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其構成了另一種解釋歷史的途徑，即當事人經歷的歷史——他們的想法、感受和行為。
二、 作為經歷的鴉片戰爭
相對於事件的直接經歷者，我們按照時間順序一天一天經歷當時的每一件事是做不到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種以日記形式記錄的個人經歷就能重現歷史本身——對於不同的人而言，在難以忘懷的經歷中，並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記住的，另外，由於無法對事件整體做出預見，將會產生許多“沒有用處”的經歷。然而，人們的歷史經歷是以感覺為基礎的，我們與真實的經歷越接近，人們的情感生活的地位就越突出。吳興錢在序中寫到：“…雖平鋪直敘，不假修飾，而當日之困守危城，竄伏叢莽，與夫可驚可愕可悲可憫之事，靡不羅列具載，讀者雖於數百年後一如身親目擊，為之忽驚忽愕忽悲忽憫”，我們仍可以憑個人主觀經驗想像出相關的歷史畫面，描述過去的某些方面；此外，獨特的歷史文化空間下人們所表現出的局限性與狹隘性，也為我們重塑過去提供了依據。
文本開頭即首先對英吉利進行了闡述，“英吉利，古荷蘭西國也。今之英人紅毛冒之耳”。紅毛，實最早用以指稱荷蘭人；17世紀起，荷蘭人多次來到中國，正史有載“紅毛夷者，海外雜種，紺眼，赤鬚髮，所謂和蘭國也” 。在此階段，相比之下，英人往來并不突出，國人對其不甚瞭解，只是根據這些人的外表特徵而將他們與荷蘭人混淆在一起，亦稱之為紅毛。至明清之交，英商在東南沿岸活動頻繁，此時國人已經瞭解英人之紅毛不同於和蘭紅毛。作者的時代，已經能明確地認識英人之與荷蘭人相異，這裡所給出的信息，乃是這個時期，人們如何看待和蘭與英國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係。乾隆年間的《皇清職貢圖》記載，“英吉利，亦和蘭屬國，夷人服飾相似”，而同時期《澳門紀略》中也提到“和蘭...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曰‘瑞’，曰‘璉’。 ”而到了作者這裡，在承認英吉利為“古和蘭國”的基礎上，又發展成為和蘭“為其所滅”且遭英吉利襲其舊號冒之。根據《澳門紀略》的編纂方式來看，其缺乏直接而準確的外來信息；由此推測平民百姓對於外國人的知識大部份是來源於本地的信息。17世紀後期，和蘭受到英國的挑戰；雙方在經過三次大戰之後，和蘭逐漸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海上世界中退居二線，英國則日益成為一個巨大的殖民帝國；對於這種地位以及貿易親疏的變化，沿海地區的人民自然會更加敏感，想像的產物逐漸演變了群體記憶，並從沿海向內陸擴展。這或許解釋了，作者所言英荷從同根生到取而代之，雖然并不符合歷史事實，然而卻是兩國在海上勢力盈虧的寫照。
十三日備嘗記記錄了在圍城之內各種各樣的人以及他們的活動，而當中涉及女性的內容，引起了我的興趣，這裡姑且從中挑出幾則以供討論說明。
十二日，有人對曹晟說，“學池有以女尸，身受數刃個，似拒奸死，惜莫知其氏族”，且有“北門趙氏母，昨洋人入其居，懼不免，赴井死，年已六十外矣”；十三日早，鄰人約曹晟前去換取護照，而其以“念室有妻子，且有鄰家二孀婦一孤女具在”為由，遂辭而不共往。十四日晚，洋人破門而入，曹晟“匿女而令四人由後戶逃”，且當晚，“聞後巷有婦女呼救命甚急…明日遍詢無知其事者”；洋人走後，曹晟從河邊居民口中得知，每日潮落后，支流處就會出現許多男女浮屍，便對此表示感歎，道：“若此女者，吾不知其節乎烈乎”。不難發現，作者的潛意識以及一系列反應，都是以“外國人都是淫蕩的”這一預設為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揭露了近代洋人入侵以來，普通群眾在此摩擦之下產生的排外情緒的構成概念與源頭。在始源這個問題上，即魏斐德所說的，“在中國，早期的排外與性的歇斯底裡是一致的。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源的意識有關，這種始原造成了我與他的不同，我們與他們的不同” 。而這種種族的差異，在社會和群眾情緒很緊張的時代，即會構成一種偏見，並且伴隨著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一系列概念，這裡的“外國人都是淫蕩的”這一概念，即是對洋人恐懼心理的外觀。女子的節操屬於忠貞的對象之一，貞操是對本源的一種堅持與維護，因而忠貞的對象可以有很多，事實上，近代的漢奸問題也是這個概念的內容，即一種縈繞于原始與“純潔”的問題，故而都能夠被劃入排外情緒的概念構成，成為民眾心中具有強烈威脅性的意識。
作者在序中寫道，“洋人入上邑，有生未歷之奇變也”；循其名，乃知本為備夷患所作，而在整個十三日中，作者所遭遇的“患”實并不僅僅指夷人的入侵破壞，混亂之中的洋人、兵、民、團練、賊、匪之間，存在著一個多邊的、立體的互動關係，其對這種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生動描述，正是此篇文章之最有趣所在。
首先，在這個特定的情境下，當中各個角色相互之間的界限是極其模糊的，故而斷不可將之概念化。初八日，有穿“中軍莊勇，或徐州鄉勇，或河標或漕標”的逃兵，“或十或五，橫行街市搶奪，與土匪等”，兵棄甲則可為民，持刃亦可為匪。初九日，“土匪如蟻塞街巷，毀縣署道署及督憲行轅，逃兵等亦乘勢滋事。土匪手不持械，遇兵與之爭，即受其擊，并有為兵戮者，人頗快之”。這裡則非常明顯，兵乘亂滋事則實則與匪同，然而即使是在這樣的實際身份中，當其與匪發生爭執並且殺掉了匪，那麼，兵就站在了匪的對立面上，又變成了兵。十三日，城内又出現一種搶掠者，“蓋鄉人數十成群，遍掠當鋪各鋪及殷戶”；這又是從民到匪的轉換，民與匪往往是難以鑒別的，“聚而抗拒則為賊，散而行走猶是民耳” 。若是能夠去瞭解個體對於自身的界定以及社會對於他們的定位比較著來看，定是十分有意思的，無奈這部分人很少在歷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跡，日記書信就算有也幾乎未能保存下來。另一方面，在一個群體的內部，又是多樣的，具有差異性的。譬如洋人，根據作者的說法，即有“白鬼”、“黑鬼”之分，在洋人佔領上海的最初幾日中，黑鬼與匪無異，或是單獨，或是三五成群闖入民宅，搜刮番餅以及柴米油鹽等。“白鬼”從一開始吹盂聚眾，“有人出入其側者，并無盤詰”，以至於后發放護照，在當地政府要員逃遁的情況下，扮演著類似西方黑手黨的角色。而在“白鬼”與“黑鬼”之間，又有著直接的上下關係。十三日晚，作者又遇黑鬼上門勒索，路人獻計，曰：“速往曹滄，叫喊白鬼，即來捉。”果真其大叫“速去曹滄叫白鬼來”，黑鬼立即逃遁。關於作者對黑鬼以及白鬼的看法，文中并沒有透露；然而我想起魏斐德在《大門口的陌生人》中寫到的一段話：“殘破、卑微、經歷了不能消除的變化的廣州城，最後被留給了她自己。沒有欣慰，沒有憤怒，沒有抗議，甚至也沒有希望，廣州城看著英法聯軍離去 ”。在怎麼去評估近代外來者對中國的影響這個問題上，我也贊成柯文所認為的，從中國的角度，即遭受衝擊的中國人的角度出發，而非一個簡單的衝擊—回應的機械模式。這也需要我們藉助第一經歷者的體驗，更細緻地、有層次地去剖析這些“外來者”。
另外，在這十三日所記錄的事件中，除了匪患搶掠，舉家搬遷，組織團練等之外，圍城內相互的信息交流作為一個十分複雜的日常活動貫穿著整個事變的始末。在信息封鎖的特殊環境中，難免會出現“假言”。然而，據其程度，又可分為謠言、流言、訛言、謊言；此篇文章中恰好把所有的類型都包括了進去。這裡暫不將之一一分類列舉說明，僅是提出個人關於這個話題的一點看法。相對於社會史學來說，我以為謠言是一個更值得注重的話題。我們所活動的環境不僅是現實的行為環境，並且還有我們所想像的環境。最重要的是行為具有社會性，行為環境、自我、行為都不能脫離社會的關係。謠言是一個集體無意識的反應，不同的文化模型塑造出不同的社會心態，即不同的謠言，而謠言的流傳取決於是否能與製造謠言的人產生心理共鳴；故而任何一個謠言的產生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該謠言所依託的心理場，二是每一個謠言都有它自己的群眾。對於後來的研究者而言，謠言是一種心理現象，因此謠言的內容可以揭示造謠之人真實的心理慾望——平日深藏在心，不易流露的真實思想。這種研究的方法在孔飛力的《叫魂》中有很好的體現，在叫魂案中，巫術和妖法成為社會壓力的標誌，而謠言和閒話會出現在緊張環境的早期階段，然後引發後期的懲罰，目的在於確認“罪惡肇事者”，不僅要懲罰他們，而且還要將他們從社會中清除，為的是去除“罪惡”或“污染”，重建“潔淨”，叫魂案中即把這種心理需求強加在社會邊緣人群上。
參考材料：
1.【美】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第1版
2.【美】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版
3.【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版
4.【美】孔飛力《叫魂》，上海，三聯出版社，2012年第1版
5.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上海，三聯出版社，1995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