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重新分类
勒高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以时间为线索，围绕知识分子展开了多个主题。随着时间流淌，中世纪知识分子从萌芽至鼎盛再至消失，不过存在了短短三个世纪，但却伴随着文化与思想的改变。此书的涉及面不可谓不广泛，并非每一部分都和主题直接相关，但对于了解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状况有所帮助。书中涉及的主题过多，包括知识分子的生存保障、身份认同、思想沿革和大学的组织结构、变化趋势、与教廷的关系等，不一而足。在几乎可以称之为凌乱的材料中，笔者试图提炼出几个贯通全书的主题进行探究，以此理解知识分子发展的潮流。
主题一、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从手工艺人到贵族
12世纪时，知识分子仍将自己定位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工作者。“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 。“教授”这一专业也是逐渐兴起的。一开始，一些教授获取了以天主教名义颁布的“授课准许证”，在自家宅院开始授课。游学浪子经过沉淀也开始稳定的授课，比如阿贝拉尔讲授的哲学和神学课程就受到了好评，“由于其声誉，慕名而来者日众，小岛人满为患，师生们遂居住在连接小岛和塞纳河左岸的小桥上，以后逐渐向塞纳河左岸转移，形成了巴黎大学的拉丁区” 。就这样，个体营业的教授慢慢在中世纪的欧洲多起来。另一方面是团体性的教学组织，如沙特尔修道院。沙特尔修道院的知识分子们研习七艺：语法、诗歌、逻辑、修辞、数学、物理、哲学、伦理学，研究古代人的知识并试图形成自己的见解，通过教学的环节将知识继续传播。“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和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 沙特尔修道院将人类生活看做一个嘈杂的大工场，知识分子本身类似于手工工匠，学校是车间，研究和教学是工作，图书则是他们的工具。无论是通过巴黎知识界还是修道院团体，新的、先锋的知识传播开来，即使是温和派也开始吸收和消化革新派的一部分知识。总之，12世纪作为个体和团体的知识分子都仍以手艺人自居，传播“思想知识”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进入13世纪后，大学兴起，知识分子传道授业有了相应的组织，发展愈发壮大。但此时出现了自我定位的困难。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教学的收入产生了分歧。一边仍然支持和上个世纪一样，教师授课，学生付钱，完全依靠学生的酬金，不依靠其他来源；另一边则支持担任教会职务，依靠教会的薪俸养活自己，不向学生收钱。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3世纪的大学从属于教会，大学中的教授属于世俗性修士，这样的特殊角色可以和牧师一样继承一份领地。教皇支持教学无偿的原则。“这样做的最合法的理由，是希望对那些穷苦学生敞开大学的大门。另一理由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并与那时狭义地说只有宗教课程的时代有关，它把只是看成是上帝的赐予，出卖只是就是买卖圣职罪。” 第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仍然属于专业人员，是一个生产劳动者，而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为了获取俸禄而从事教师的职业，这决定了社会地位：劳动者或者特权阶层。13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仍摇摆不定，到了下个世纪，终于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14世纪的到来伴随着中世纪的衰落，增长的停滞和不断的战争使得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变化，而知识分子从此时开始，终于选择了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上的贵族化，加入了特权阶层。一方面，他们还是要求学生付钱，增加了关于赠礼的规定，使得穷苦大学生越来越难以支持一个学位。另一方面，大学教授主要依靠教会的领地，收取实物地租、利息和贷金，很好的抵御了通货膨胀。他们效仿其他富人放贷，创造性的将书籍作为抵押物，经营图书的借贷服务。这样，知识分子从大学被推向王侯的宫廷，推向教会和世俗资助者那里去，因此也越来越失去知识分子的特质。
知识分子也在谋求社会地位的贵族化。教授的后代可以免费读大学，并且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获得教职，这赋予了他们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知识分子也真正成为了特权阶层。“中世纪末期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等同起来，给博士头衔像给骑士头衔那样同等的权利。” 原本的知识分子过上了贵族化的生活，新富起来的他们把资本投入土地，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财力，建起别墅与宫殿，回归乡村，忙于业余的研究。就这样，兴起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又离开了城市，不再从事教学，而也因此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特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就此消亡。
从上述可知，中世纪知识分子对身份的认知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自认为从事知识教学的手工艺人，最终转变为依附世俗权力的特权阶层的贵族。
主题二、知识分子的方法论：理智与信仰关系之变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从刚兴起时便将理性和信仰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知识领域。之后作为知识分子方法论的经院哲学更是就此深入进去，建立了“信仰寻找理智力”的学说，然而14世纪经院哲学的僵化和神秘主义、反唯智主义的渗透，使信仰与理智的坚固联盟被击碎，虔信与理智分成两个流派往下发展，不再紧密结合。
对信仰和理性关系的探究在知识分子未成大势的12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无论是巴黎知识界还是沙特尔修道院对此都有一定描述。巴黎知识界的代表阿贝拉尔被称为“第一名知识分子”。“他将逻辑理性批判、辩证式的科学方法与教学联系起来，专门以写书和讲论来传授思想。并以此维生。” 阿贝拉尔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创见。一是唯名论，对语言的内涵提出了问题；二是动摇了教会赎罪说的基础，从此罪人成为选择而不是命定，忏悔成为赎罪方法；三是提出信仰和理性结合，对之后的“信仰寻找理智力”起很大影响。他顺应学校认识的愿望，在神学的范围内试图理解，而不仅仅是宣读福音。沙特尔修道院的知识分子也有“理性化”的趋势。他们特别七艺中的四门，即算术、几何学、音乐学、天文学。由此使得他们更注重求新和观察研究。所罗门、亚历山大、维吉尔这些古代的观察者与研究者被他们奉为先驱。关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上帝创造了自然，给予自然规律，因此世界应是理性的，应当去神圣化。“理性理论”与“圣像理论”相对，批驳上帝随意造物的观点。
就这样，12世纪的知识分子们逐渐形成了信仰也需要理性的看法，这一观点在13世纪得到强化。作为知识分子方法论的经院哲学包含词汇学、辩证法、权威来源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通过“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的方法，经院哲学致力求索理性与科学的关系，经院哲学家阐释了圣经中的内涵，鼓励信徒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根据。“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 也因此勒高夫在书中将经院哲学评价为最少“蒙昧主义”的东西。
然而到了14世纪，经院哲学将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的学说遭到了不同方向的攻击。司各特主张“上帝意志自由论”，奥卡姆继承了他的学说，也支持理性应该从信仰中被驱逐出去，因为上帝是自由的，他远离人类的理性。自然和神恩之间的平衡打破了 ，理性无法支持，也无法证实信仰。反对的声音还来自权威主义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教义的权威是所有真理和全部知识的中心点，不需要理性的支持。神秘主义和反唯智主义大肆扩张。无知是神圣的，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博学则是罪恶的。理性的科学是无用的，只有充满感情的虔信是有用的。信仰与理性不再结合在一起。理性主义脱离神学的范畴，更多的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渐渐地导向后来的自然科学。而虔信不再需要理性，信仰的研究导向了“唯灵论”。
主题三、大学生：国际性到民族性
知识分子向求学者教授知识，而求学者在学得知识之后，有很大的几率变成知识分子。12世纪的求学者辗转于各地，具有“国际性”，随着地方大学的发展，逐渐以民族来划分群体，最后几乎固定为只有本民族的学生可以在本地区的大学求学，求学者的国际性消失了，民族性取而代之。
12世纪的哥利亚德是贫穷的游学者，是知识的流浪者。“哥利亚德是社会变动的产儿” 他们是“穷学生帮”，但也因此不受领地和教会的束缚，可以跟随着有声望的老师从一地辗转到另一地，将一种学说和另一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哥利亚德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国际化”求学者。
13世纪大学的潮流仍是兼容并包的，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巴黎的大学社团已经出现了将学生和老师按照民族组织起来的情况。“民族团比学院更直接地与大学的行会特定方面相关，就是说大学基本上是教室与学生互助和互卫的组织。它与同一原籍学生的自然愿望相关，在同胞间组织起来，以实现接纳、帮助和友爱。” “巴黎大学有四个民族同乡会：法兰西、皮卡尔德、诺曼底和英格兰。” 每个同乡会推选一位长者担任本团领袖维护成员的利益，文学院的院长也有同乡会共同选举产生，这四个以民族组织的同乡会当时巴黎大学的组织中心.
14世纪的大学生组成则从国际化走向了民族化。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建立，注重从本民族和本地区招生，这些大学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借助于封建王侯和教会的帮助，它们要么是为了增加王国的光彩，要么就是为教皇作装饰。原先的国际化大学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改变成民族化大学。布拉格大学就是在波西米亚国王的诏令下，让学生比例向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改变；而巴黎大学在布满障碍的民族化路上，最终还是和民族君主制度融为一体。虽然很难说有多少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大学数量的剧增，使得原先的那些重要的大学失去了不同地区的生源。“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
就这样，求学者从满世界游荡，渐渐的固定为在本民族的大学求学，国际性转变为民族性。
主题一、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从手工艺人到贵族
12世纪时，知识分子仍将自己定位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工作者。“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 。“教授”这一专业也是逐渐兴起的。一开始，一些教授获取了以天主教名义颁布的“授课准许证”，在自家宅院开始授课。游学浪子经过沉淀也开始稳定的授课，比如阿贝拉尔讲授的哲学和神学课程就受到了好评，“由于其声誉，慕名而来者日众，小岛人满为患，师生们遂居住在连接小岛和塞纳河左岸的小桥上，以后逐渐向塞纳河左岸转移，形成了巴黎大学的拉丁区” 。就这样，个体营业的教授慢慢在中世纪的欧洲多起来。另一方面是团体性的教学组织，如沙特尔修道院。沙特尔修道院的知识分子们研习七艺：语法、诗歌、逻辑、修辞、数学、物理、哲学、伦理学，研究古代人的知识并试图形成自己的见解，通过教学的环节将知识继续传播。“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和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 沙特尔修道院将人类生活看做一个嘈杂的大工场，知识分子本身类似于手工工匠，学校是车间，研究和教学是工作，图书则是他们的工具。无论是通过巴黎知识界还是修道院团体，新的、先锋的知识传播开来，即使是温和派也开始吸收和消化革新派的一部分知识。总之，12世纪作为个体和团体的知识分子都仍以手艺人自居，传播“思想知识”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进入13世纪后，大学兴起，知识分子传道授业有了相应的组织，发展愈发壮大。但此时出现了自我定位的困难。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教学的收入产生了分歧。一边仍然支持和上个世纪一样，教师授课，学生付钱，完全依靠学生的酬金，不依靠其他来源；另一边则支持担任教会职务，依靠教会的薪俸养活自己，不向学生收钱。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3世纪的大学从属于教会，大学中的教授属于世俗性修士，这样的特殊角色可以和牧师一样继承一份领地。教皇支持教学无偿的原则。“这样做的最合法的理由，是希望对那些穷苦学生敞开大学的大门。另一理由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并与那时狭义地说只有宗教课程的时代有关，它把只是看成是上帝的赐予，出卖只是就是买卖圣职罪。” 第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仍然属于专业人员，是一个生产劳动者，而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为了获取俸禄而从事教师的职业，这决定了社会地位：劳动者或者特权阶层。13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仍摇摆不定，到了下个世纪，终于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14世纪的到来伴随着中世纪的衰落，增长的停滞和不断的战争使得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变化，而知识分子从此时开始，终于选择了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上的贵族化，加入了特权阶层。一方面，他们还是要求学生付钱，增加了关于赠礼的规定，使得穷苦大学生越来越难以支持一个学位。另一方面，大学教授主要依靠教会的领地，收取实物地租、利息和贷金，很好的抵御了通货膨胀。他们效仿其他富人放贷，创造性的将书籍作为抵押物，经营图书的借贷服务。这样，知识分子从大学被推向王侯的宫廷，推向教会和世俗资助者那里去，因此也越来越失去知识分子的特质。
知识分子也在谋求社会地位的贵族化。教授的后代可以免费读大学，并且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获得教职，这赋予了他们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知识分子也真正成为了特权阶层。“中世纪末期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等同起来，给博士头衔像给骑士头衔那样同等的权利。” 原本的知识分子过上了贵族化的生活，新富起来的他们把资本投入土地，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财力，建起别墅与宫殿，回归乡村，忙于业余的研究。就这样，兴起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又离开了城市，不再从事教学，而也因此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特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就此消亡。
从上述可知，中世纪知识分子对身份的认知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自认为从事知识教学的手工艺人，最终转变为依附世俗权力的特权阶层的贵族。
主题二、知识分子的方法论：理智与信仰关系之变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从刚兴起时便将理性和信仰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知识领域。之后作为知识分子方法论的经院哲学更是就此深入进去，建立了“信仰寻找理智力”的学说，然而14世纪经院哲学的僵化和神秘主义、反唯智主义的渗透，使信仰与理智的坚固联盟被击碎，虔信与理智分成两个流派往下发展，不再紧密结合。
对信仰和理性关系的探究在知识分子未成大势的12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无论是巴黎知识界还是沙特尔修道院对此都有一定描述。巴黎知识界的代表阿贝拉尔被称为“第一名知识分子”。“他将逻辑理性批判、辩证式的科学方法与教学联系起来，专门以写书和讲论来传授思想。并以此维生。” 阿贝拉尔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创见。一是唯名论，对语言的内涵提出了问题；二是动摇了教会赎罪说的基础，从此罪人成为选择而不是命定，忏悔成为赎罪方法；三是提出信仰和理性结合，对之后的“信仰寻找理智力”起很大影响。他顺应学校认识的愿望，在神学的范围内试图理解，而不仅仅是宣读福音。沙特尔修道院的知识分子也有“理性化”的趋势。他们特别七艺中的四门，即算术、几何学、音乐学、天文学。由此使得他们更注重求新和观察研究。所罗门、亚历山大、维吉尔这些古代的观察者与研究者被他们奉为先驱。关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上帝创造了自然，给予自然规律，因此世界应是理性的，应当去神圣化。“理性理论”与“圣像理论”相对，批驳上帝随意造物的观点。
就这样，12世纪的知识分子们逐渐形成了信仰也需要理性的看法，这一观点在13世纪得到强化。作为知识分子方法论的经院哲学包含词汇学、辩证法、权威来源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通过“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的方法，经院哲学致力求索理性与科学的关系，经院哲学家阐释了圣经中的内涵，鼓励信徒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根据。“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 也因此勒高夫在书中将经院哲学评价为最少“蒙昧主义”的东西。
然而到了14世纪，经院哲学将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的学说遭到了不同方向的攻击。司各特主张“上帝意志自由论”，奥卡姆继承了他的学说，也支持理性应该从信仰中被驱逐出去，因为上帝是自由的，他远离人类的理性。自然和神恩之间的平衡打破了 ，理性无法支持，也无法证实信仰。反对的声音还来自权威主义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教义的权威是所有真理和全部知识的中心点，不需要理性的支持。神秘主义和反唯智主义大肆扩张。无知是神圣的，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博学则是罪恶的。理性的科学是无用的，只有充满感情的虔信是有用的。信仰与理性不再结合在一起。理性主义脱离神学的范畴，更多的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渐渐地导向后来的自然科学。而虔信不再需要理性，信仰的研究导向了“唯灵论”。
主题三、大学生：国际性到民族性
知识分子向求学者教授知识，而求学者在学得知识之后，有很大的几率变成知识分子。12世纪的求学者辗转于各地，具有“国际性”，随着地方大学的发展，逐渐以民族来划分群体，最后几乎固定为只有本民族的学生可以在本地区的大学求学，求学者的国际性消失了，民族性取而代之。
12世纪的哥利亚德是贫穷的游学者，是知识的流浪者。“哥利亚德是社会变动的产儿” 他们是“穷学生帮”，但也因此不受领地和教会的束缚，可以跟随着有声望的老师从一地辗转到另一地，将一种学说和另一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哥利亚德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国际化”求学者。
13世纪大学的潮流仍是兼容并包的，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巴黎的大学社团已经出现了将学生和老师按照民族组织起来的情况。“民族团比学院更直接地与大学的行会特定方面相关，就是说大学基本上是教室与学生互助和互卫的组织。它与同一原籍学生的自然愿望相关，在同胞间组织起来，以实现接纳、帮助和友爱。” “巴黎大学有四个民族同乡会：法兰西、皮卡尔德、诺曼底和英格兰。” 每个同乡会推选一位长者担任本团领袖维护成员的利益，文学院的院长也有同乡会共同选举产生，这四个以民族组织的同乡会当时巴黎大学的组织中心.
14世纪的大学生组成则从国际化走向了民族化。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建立，注重从本民族和本地区招生，这些大学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借助于封建王侯和教会的帮助，它们要么是为了增加王国的光彩，要么就是为教皇作装饰。原先的国际化大学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改变成民族化大学。布拉格大学就是在波西米亚国王的诏令下，让学生比例向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改变；而巴黎大学在布满障碍的民族化路上，最终还是和民族君主制度融为一体。虽然很难说有多少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大学数量的剧增，使得原先的那些重要的大学失去了不同地区的生源。“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
就这样，求学者从满世界游荡，渐渐的固定为在本民族的大学求学，国际性转变为民族性。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