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向北回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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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给正派人和流氓都出了一个难题。这本小说1934年在法国面世的时候，正派的评论家都忍不住给予它谨慎的赞扬，但又生怕别人会以为自己在欣赏书中的色情描写。而流氓们出于猎奇的需要，贪婪地阅读着那些触目惊心的词句，却感受到了一种他们从未理解过的失落。
我去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心里糅杂着流氓的坦诚和正派人的虚荣。在这个年代里，“禁书”的噱头无疑是最吸引人的营销方式，更何况是一本在世界范围内“臭名远扬”的禁书。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攻下被纳粹占领的巴黎后，这群兵痞们的首要任务便是搜罗在美国禁掉的《北回归线》。迫不及待地偷吃禁果是人类的天性，而米勒就是那条吐着信子的蛇。
米勒坦承，《北回归线》就是一本小说形式的自传。这就好比坦承书中那些酗酒、嫖妓、乞讨等不光彩的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让读者更加蠢蠢欲动。作家把作品和自己的生活捆绑在一起是危险的，我不止一次看到一些作家在被问到“您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您自己吗”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而米勒大大方方承认《北回归线》的真实性，对，我在巴黎曾经为了喝上最后一杯茴香酒而花光身上最后一个生丁，我上过各色各样的巴黎姑娘，我也曾为了讨口饭吃流落巴黎的街头，该死的，我就是我！
但无论生活糟糕成什么样子，那毕竟是在巴黎啊。对海明威来说，这里是处处是“流动的盛宴”；对菲茨杰拉德来说，这里是前所未有的名利场；对乔治•奥威尔来说，这里落魄却荒谬得可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分外拥挤，那是所有作家和艺术家的冒险乐园，而“一夜成名”便是对他们最大的犒赏。巴黎也是他们的灵感缪斯，让这群过江之鲫甘愿挤在满是臭虫和虱子的隔间里度过漫漫长夜，甘愿和老鼠争夺垃圾桶果腹，甘愿搂着最廉价的女人嬉皮笑脸。但一天天都是这样绝望的日子，米勒终于忍无可忍：“巴黎像一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进怀里。可是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受骗了。”
无数例子证明，贫穷是作家们的好帮手。倒不是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胡话，只是当作家饿着肚子、可怜兮兮地写作时，确实能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处境。也许没有一屁股的赌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啃着笔头思索着人生中的罪与罚。米勒的一生也不缺没钱的困境，他自嘲自己是“流氓无产者的游吟诗人”，丝毫没有羞怯的味道。贫穷给予米勒如肌肤般的生活感受，他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肮脏、冷漠、卑微、低贱，如同一桶泔水迎头浇下。他似乎永远与快乐绝缘了。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描摹着自己私人的感受，谁知竟越写越痛苦，最后慢慢演变为悲观主义的吼叫。他骂骂咧咧地诅咒人类，尽情地诋毁着现代文明，恨不得炸了整个世界。
比如，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摆脱不掉的虱子就像是恼人的人类。他们钻在皮肤下无处不在，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他们让四周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这个世界里一块好皮肤都不剩。米勒这个疯子开始胡言乱语：“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挠死。”没错，一切都是因为一只虱子。
米勒的悲观主义像霉菌一样扩散。他开始厌恶这个曾让他魂牵梦绕的巴黎，厌恶整个横尸遍野的欧洲，厌恶垂垂老朽的西方世界。他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里找到了支撑，看吧，每个既成的事物都是必死的。文化、语言、民族、种族都是要死的，没有什么文明长生不老。在这样绝望的论调里，那些发明家和创造者都在做着无用功。西方不会再闪闪发光了，它已经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不如索性把它砸个粉碎，让它在垃圾和灰烬中寻求另一个涅槃！
但奇妙的是，《北回归线》的结尾没有一点悲观的乱吠。这个结局类似《猜火车》，主人公背叛狐朋狗友，揣着一兜不义之财，头也不回地开始一段新生活。这像是一种启示，只有横下心来与旧世界彻底决裂，才能完成自我的脱胎换骨。善良的优柔寡断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要用谎言这把利斧一刀两断。但究竟主人公出走之后能不能洗心革面？我想丹尼•博伊尔和亨利•米勒都给观者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要是生活真那么简单直线就好了。事实证明，无论是物欲之上的美国，还是浪漫无边的欧洲，甚至是神秘莫测的东方，哪里的生活都是泥沼。人类的结局一定是深深地陷在烂泥里，从来没有自以为是的逃脱。那些挂在主人公脸上的希望和安详无一例外都是暂时的，新一轮糟糕透顶的生活在别处等待着他们。
书名Tropic of Cancer中的Cancer别意还有“巨蟹座”和“癌症”。《北回归线》的初版封面是一只丑陋狰狞的巨蟹用它的双螯捞起一个落水的人类，背景是简单勾勒的地球。难道是意旨只有怪力乱神才能搭救执迷不悟的世界吗？而多数评论家赞同“癌症”之意，西方世界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掠夺和耗竭，最终像被报复似的染上不可治愈的癌症。米勒在小说开头便以预报天气的口气，昭示那这不可逆转的结局：
“天气会持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时光之癌正在吞噬我们。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赴后继地朝死亡的牢狱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化。”
我去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心里糅杂着流氓的坦诚和正派人的虚荣。在这个年代里，“禁书”的噱头无疑是最吸引人的营销方式，更何况是一本在世界范围内“臭名远扬”的禁书。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攻下被纳粹占领的巴黎后，这群兵痞们的首要任务便是搜罗在美国禁掉的《北回归线》。迫不及待地偷吃禁果是人类的天性，而米勒就是那条吐着信子的蛇。
米勒坦承，《北回归线》就是一本小说形式的自传。这就好比坦承书中那些酗酒、嫖妓、乞讨等不光彩的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让读者更加蠢蠢欲动。作家把作品和自己的生活捆绑在一起是危险的，我不止一次看到一些作家在被问到“您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您自己吗”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而米勒大大方方承认《北回归线》的真实性，对，我在巴黎曾经为了喝上最后一杯茴香酒而花光身上最后一个生丁，我上过各色各样的巴黎姑娘，我也曾为了讨口饭吃流落巴黎的街头，该死的，我就是我！
但无论生活糟糕成什么样子，那毕竟是在巴黎啊。对海明威来说，这里是处处是“流动的盛宴”；对菲茨杰拉德来说，这里是前所未有的名利场；对乔治•奥威尔来说，这里落魄却荒谬得可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分外拥挤，那是所有作家和艺术家的冒险乐园，而“一夜成名”便是对他们最大的犒赏。巴黎也是他们的灵感缪斯，让这群过江之鲫甘愿挤在满是臭虫和虱子的隔间里度过漫漫长夜，甘愿和老鼠争夺垃圾桶果腹，甘愿搂着最廉价的女人嬉皮笑脸。但一天天都是这样绝望的日子，米勒终于忍无可忍：“巴黎像一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进怀里。可是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受骗了。”
无数例子证明，贫穷是作家们的好帮手。倒不是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胡话，只是当作家饿着肚子、可怜兮兮地写作时，确实能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处境。也许没有一屁股的赌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啃着笔头思索着人生中的罪与罚。米勒的一生也不缺没钱的困境，他自嘲自己是“流氓无产者的游吟诗人”，丝毫没有羞怯的味道。贫穷给予米勒如肌肤般的生活感受，他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肮脏、冷漠、卑微、低贱，如同一桶泔水迎头浇下。他似乎永远与快乐绝缘了。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描摹着自己私人的感受，谁知竟越写越痛苦，最后慢慢演变为悲观主义的吼叫。他骂骂咧咧地诅咒人类，尽情地诋毁着现代文明，恨不得炸了整个世界。
比如，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摆脱不掉的虱子就像是恼人的人类。他们钻在皮肤下无处不在，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他们让四周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这个世界里一块好皮肤都不剩。米勒这个疯子开始胡言乱语：“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挠死。”没错，一切都是因为一只虱子。
米勒的悲观主义像霉菌一样扩散。他开始厌恶这个曾让他魂牵梦绕的巴黎，厌恶整个横尸遍野的欧洲，厌恶垂垂老朽的西方世界。他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里找到了支撑，看吧，每个既成的事物都是必死的。文化、语言、民族、种族都是要死的，没有什么文明长生不老。在这样绝望的论调里，那些发明家和创造者都在做着无用功。西方不会再闪闪发光了，它已经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不如索性把它砸个粉碎，让它在垃圾和灰烬中寻求另一个涅槃！
但奇妙的是，《北回归线》的结尾没有一点悲观的乱吠。这个结局类似《猜火车》，主人公背叛狐朋狗友，揣着一兜不义之财，头也不回地开始一段新生活。这像是一种启示，只有横下心来与旧世界彻底决裂，才能完成自我的脱胎换骨。善良的优柔寡断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要用谎言这把利斧一刀两断。但究竟主人公出走之后能不能洗心革面？我想丹尼•博伊尔和亨利•米勒都给观者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要是生活真那么简单直线就好了。事实证明，无论是物欲之上的美国，还是浪漫无边的欧洲，甚至是神秘莫测的东方，哪里的生活都是泥沼。人类的结局一定是深深地陷在烂泥里，从来没有自以为是的逃脱。那些挂在主人公脸上的希望和安详无一例外都是暂时的，新一轮糟糕透顶的生活在别处等待着他们。
书名Tropic of Cancer中的Cancer别意还有“巨蟹座”和“癌症”。《北回归线》的初版封面是一只丑陋狰狞的巨蟹用它的双螯捞起一个落水的人类，背景是简单勾勒的地球。难道是意旨只有怪力乱神才能搭救执迷不悟的世界吗？而多数评论家赞同“癌症”之意，西方世界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掠夺和耗竭，最终像被报复似的染上不可治愈的癌症。米勒在小说开头便以预报天气的口气，昭示那这不可逆转的结局：
“天气会持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时光之癌正在吞噬我们。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赴后继地朝死亡的牢狱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