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而封闭的“家”社会

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两种不搭调的物事来形容矛盾的日本人。她的著作《菊与刀》服从于二战后美国在东亚发展的需要，以西方人的立场先入为主地将日本定义为“特殊”的民族，将其置于对立面，大谈特谈东西方两种民族的不同特性。其后，由此发展出的一整套日本观，更是将这种“特殊性”的论调发挥到极致。

日本人橘玲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并不认同时下流行的日本观。在他看来，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并不了解，基于西方视角的人性研究实际只是隔岸观花，何况美国人从未到日本做过田野调查。所谓的特性又从何而来？橘玲认为，“日本异质论”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日本人的“特性”其实并无特殊的品性，大部分都只是人的本性。在其著作《（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里，他将“日本人”的概念放入括号之中，以“反传统”的视角观之，并从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历史诸方面探究国民的本性，也就出现了另一种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曾断言，战后的日本能够轻易地“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里，橘玲发现，二战的惨败并没有使日本文化断为两截，他们一直保有相同的民族性。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的自私和矛盾性显然更胜一筹。从平安时代至今，日本国内从上到下流传着一种“利己原则”：得失是做与不做的权衡标准，每个人只做有利于自己的事，只接受符合自己认知结构内的思想。这种“利己主义”观念根植于民族的思维之中，由此形成的日本社会更是一种以“利己”作为出发点的“私”社会。顺着这样的逻辑推衍下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明确无疑地打上了“实际”的烙印。比如，在上世纪初，资源不丰的日本四处侵略、掠夺、瓜分别国资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到了战后，普通民众从穷兵黩武变为厌恶战争，除了国际制裁的原因，大概也和实用原则无不关系。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小叙事”时代，对自我的关注取代了对社会的关注度，成为时代的主流。这种“私”与“小”恰恰与日本盛行的“私文化”不谋而合。作者认为，日本社会从来是“无缘的社会”。虽然地处东亚儒家文化圈，但在日本，以血缘作为传承的观念并不浓烈。东亚社会（尤以中国为代表）盛行着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和盘根错节的裙带网络，在日本几乎没有存在的土壤。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形成了“一个人生活”的“超未来”社会，也是“自私社会”的又一具体例证。在以独立为大的社会模式里，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独立存在，人们不必拥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人情的冷淡与家庭关系的疏远，也就成了难以避免的结果。

然而，无论利己的日本人多么乐于孤独，他们还是离不开社会的荫蔽。于是，所谓的“家社会”也就应运而生。“家”的规则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统治着日本人。对他们而言，“家”不只是狭义上的家庭，也包括像学校、公司、社团一类的集体：原本互不相识的几个人在偶然的机缘里（结婚、升学、入职）聚到同一场所（家、学校、公司、社团），这样就有了“家”，进而又以“家”为中心衍生出一系列并不牢固的人际纽带。由此可见，日本人并不是像《菊与刀》里所说的那样“无条件”信奉“忠”。所谓的“忠”自有其先决条件，不是一味的“愚忠”，而是现实的日本人出于现实的折中。

无论从哪种方面来看，橘玲眼里的日本人都是矛盾的。常识告诉我们，“家”的前提是稳定的结构，而稳定意味着停留在原地不流动，也意味着规则与约束。出于现实，他们需要“家”的稳定来维系脆弱的社会关系，但在内心又痛恨“家”的不自由。不仅如此，终身雇佣制给了普通人稳定的保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凝滞不前，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使劳动力市场形同虚设，同时也埋下了不安的隐患：终身为同一家公司服务的日本人一旦遭遇意外被提前解雇，他的一生也就提前结束了。归根结底，日本人信奉的“家”社会其实是封闭的、利己的，其中不乏由各方利益权衡所产生的矛盾。而日本和日本人，也就在这个现实与不现实的社会大“家”中共生共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