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文本与历史反映论的双重实验
“长河沉寂地流向前去，流过夏娃和亚当的教堂，从弯弯的河岸流进，流经大弧形的海湾，沿着宽敞的大道，把我们带回霍斯堡和郊外。”
——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
绪论：文本与反映论的变革
从全球范围内看，小说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是来自外部的，它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生产化，把统一的技术形式嫁接到艺术领域，达到传统艺术无法企及的高度。正如摄像机的发明毁掉了写实主义绘画，留声机和电影的出现也使得小说独有的领域愈发狭小。场景描写，情节叙述，这些传统小说引以为豪的东西现在完全可以被电影替代，而且就真实性而言，新型叙述方式似乎有更大的优势。这使小说突然面对了一个艺术本体论的问题：什么是小说？那些东西是小说所独有的，无法被其他艺术形式取代的？小说的可能性限度是什么？
从这一点看，除去评论家神化的部分，乔伊斯的实质是实验家。他在《尤利西斯》中运用的神话平行结构，隐喻和转喻，乱序词和杜撰词，意识流中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手法，以及第十四章中三十几种文体轮番上阵，登峰造极般的文体实验，大大拓展了小说的维度。从这个程度上讲，带给文本根本性变革的《尤利西斯》确是开启小说新纪元的圣经。
德里达说，乔伊斯进行的是一种雄心万丈的尝试，就是用一本单独的著作、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一个孤立的事件包容他所理解的整个世界。乔伊斯的尝试早在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时期并没有任何难度。例如马克思曾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而我国也把红楼梦作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种反映论依据的是一种自明的哲学观念。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愈发难以捉摸和把握，世界从整体上展出一种混乱的复杂性，小说家们逐渐认识到生活的本质是无序的，荒诞的。在哲学家们依旧希望通过无歧义的，科学的纯粹语言抽象地把握世界时，乔伊斯却要通过“暗喻性语言、歧义和修辞的堆砌”，让世界在自己的文本中保持其无限的复杂性。乔伊斯对于反映论的变革也启示了德里达、巴特等人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尤利西斯》是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人类发展的模糊的预言之书。
就此，本文旨在探寻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人类社会晦涩的反映，以及对文本本身的变革。
先验反映：神话叙事的终结
《尤利西斯》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共十八章。第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斯蒂芬的行动和意识。在第一章里，斯蒂芬所租塔楼钥匙被其室友穆利根借走。他有家难归，只好四处游荡。与这一情节相对应的是，在第四章中，布卢姆一出门也发现自己没有带钥匙——“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摸了摸后裤兜，找大门钥匙。咦，不在这儿，在我脱下来的那条裤子里”。这样，两位主人公都成为了没有钥匙的人，随着情节发展，钥匙和人成了一组关键的隐喻。如果重新审视人类发展，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同样也是我们丢失钥匙的时期。在这里，钥匙意指贯穿整个人类思想史的逻各斯中心论，而二十世纪逻各斯中心论的消逝使人们面对一个愈发分裂的世界。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使小说失去了“内在远景”，本雅明称这个世界丧失了“统一性”，五月革命后西马的衰落更是说明了总体论的瓦解。
没有钥匙的两人开始一天的生活，这是乔伊斯对无中心的未来的敏锐洞察和预测，同样也奠定了整部意识流小说混乱与无序的基调。这很好地体现了意识的流动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也无法井井有条地组织起来，尤其以第十八章结尾为代表的潜意识，这种朦胧的状态只有通过混乱的笔调才能呈现。然而，如果一部意识流小说只有混乱的意识，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涉及到意识流小说的关键问题，即怎样为小说构造一个整体形式，在混乱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秩序。
对于这一点，汉弗莱曾经提出一种主导动机说，此处撇去高深的理论不谈，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初期每一章节的题目就是给批评家的巨大暗示。深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和《奥德赛》对应章节的人物、行为、情节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了“游动山崖”一章，此处不细谈原因）。这种对应关系给混乱的意识流小说营造了一个统一的情节，从而使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小说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小说中所有故事都发生在都柏林，一切情节和意识都是从三个主人公的角度出发，整部小说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天之内，乔伊斯精心设计的结构完全符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这也使小说在结构层面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
然而，一旦赋予小说情节和结构的统一，又会违背反映社会无中心化的初衷，这里就涉及《尤利西斯》中的戏仿手法。小说中对于《奥德赛》象征性的神话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如第四章中玛莉恩在读书时不认识古希腊文的灵魂转世（Metempsychosis）而去问布卢姆，从这一段之后，“灵魂转世”便频频在玛莉恩和布卢姆意识中出现。乔伊斯是想借此体现《尤利西斯》和《奥德赛》中人物形象的平行关系？绝非如此。乔伊斯越是突出布卢姆等人和古希腊人物的对应，读者越是发现两组人物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尤利西斯》是反神话的。现代生活只会有食动物下水的庸人布卢姆，玛莉恩式的荡妇，虚无主义者斯蒂芬，而不会有真正的英雄奥德修斯和他忠贞不渝的妻子以及他们勇敢的儿子。如《奥德修纪》卷二十二中，尤利西斯把向他妻子求婚的人统统杀死，恢复家庭安宁，而与之对应的第十七章中，布卢姆隐约感到玛莉恩有众多情人，用的却是阿Q精神胜利法，仅在心理上抹杀妻子的众多情人。
因此，乔伊斯在小说中努力构建的统一性是一种虚构，同钥匙的预言性质一样，这种虚构也直接指向了几十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构建的新型神话。对于这一点，罗兰·巴特《神话学》的解释是最通俗的，他指出大众文化运作和神话的类似性。由于工业发展和无神论的传播，宗教和神话的地位急剧下降，为了维护社会的内在秩序，以前由神和史诗来做的文化工作：教会公民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提供共同语言，现在成了电影明星和广告人的工作。然而这种秩序只是一种下作的洗脑，琐碎低俗的电视节目和宣传单，如何能取代神圣的赞美诗和纯净的精神洗礼，因此这种新型神话非但不能塑造出奥德修斯一样的英雄，反而让虚构的秩序显得更加混乱和荒诞。
同之后众多现代小说一样，《尤利西斯》对于人类社会的反映是一种暗喻性、歧义和模糊的，但这种反映更能体现我们存在着的世界的本质。它不再是对于过往时代的百科全书般的总结，而是一种带有先验性的预言。这种反映论的变革，为我们尝试着把握这个混乱的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同时也赋予了小说新时代的独特使命和其存在意义。
文体实验：延异与互文本
任何一个批评家在谈及《尤利西斯》时，都难以回避它极具实验性的多重文体和十几种文字。尤其是天书般的第十四章，用三十多种文体体现文字艺术的发展，来象征胎儿发育的过程。尽管内容晦涩难懂，但这种实验对于开拓小说维度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它使得对事件的描述变成从平面走向立体，让读者不仅从内容，更从阅读体验中感受事件发展的过程。除了在描写三个不同性格的主人公时运用不同的文体，对于同一主人公不同情绪的刻画时，文体也风格各样。比如同样是布卢姆的视角，在十三章海边与少女格蒂相遇时，运用的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恋爱小说的文体，借以暗示布卢姆心生情愫；而在第十七章察觉妻子不忠却无可奈何时，运用天主教《要理问答法》这种呆板的文体体现“精神胜利”的布卢姆的思绪，多少带有些灰色幽默的成分。
除了文体的变换，小说的晦涩更是来源于无尽的混成词和乱序词。例如由X和O排列成长串象征咀嚼过的食物在胃中的重新组合，或者是第十五章Dooooooooooog对God的暗讽。批评家对于每一个关键词的不同解读，必然带来整个语义上的差异，对于同一文本，就会形成截然不同的阐释。在《尤利西斯》中，索绪尔的四项对立已经完全不起作用，尤其是能指与所指的错位，使得语义不断派生、转义、交叉互文。即使是第一章短短一句“篡夺者”，都能引起乔学家之间的争锋相对。对此，德里达提出了延异（Diffêrance）的概念。
他说，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由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因此，意义永远是相互关联的，却不是可以自我完成的。《尤利西斯》产生的效果是，自全书出版以来，就有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地对其进行解读，但到今天为止，对于该书的评论不仅未达到统一，甚至解读的结论愈发多样。乔伊斯的文体实验赋予《尤利西斯》抗解读性，使其成为巴特所说的作家文本。不同于传统小说的读者文本，前者提倡自由想象，鼓励意义的产生，这一点上与德里达所提倡的“误读”合法化不谋而合。正如乔伊斯本人所说：“我在《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
因此，《尤利西斯》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互文性，后人对其不断的评论解读，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循环阐释（类似于佛经的圆觉）。这种循环阐释在海德格尔四重总体（das Geviert）中初露端倪，经施莱尔马赫、伽达默的阐释学发扬光大，而在《尤利西斯》的批评史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可以断言，作为文本的《尤利西斯》为阐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式。除了对《尤利西斯》解读的循环阐释，小说本身也是一个循环阐释的文本。乔伊斯以荷马史诗作线，意识流作法，编织出流动的语义之网，包裹住我们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树，成为“小说的终结”。小说情节里也不断体现着其自我的循环阐释，例如第三章斯蒂芬的意识流：“抚摩我，温柔的眼睛。温柔的、温柔的、温柔的手。我在这儿很寂寞。啊。抚摩我，现在马上就摸。大家都晓得的那个字眼儿是什么来着？”乔伊斯并没立即点明这个字眼儿是什么，直到第九章才出现回答：“爱——是的，那是大家都晓得的字眼儿”。这种文本内部的遥相呼应在《芬尼根守灵夜》的开头与结尾运用的更加纯熟，可惜目前没有完整的中译本。但仅从《尤利西斯》中，我们依旧能看出乔伊斯“用一本单独的著作、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一个孤立的事件包容他所理解的整个世界”的雄心壮志。
不难看出，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混成词和乱序词的运用启发了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等人在结构主义中的突破；而文体的转变及隐喻和转喻的运用，则引发了克娃互文性革命，这种互文性引起的循环阐释更是极大地促进了符号学和阐释学的发展。乔伊斯的文体实验不仅开拓了小说的维度，同样也为二十世纪中后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结语：循环的文本和循环的历史
如果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叙事内容上的灵魂转世（Metempsychosis）主题和文本结构上的循环阐释相比较，我们就会惊叹于《尤利西斯》内部高度的一致性，小说对文本和反映论的同步变革也是构建在这种一致性之上的。奥德修斯等人的经历在现代人身上循环的同时，文本本身也在进行着自己的循环。也就是说，循环阐释的文本和人类历史的循环也是一致的，人类的存在本身就被置于一个循环的文本中（有点类似海德格尔存在场的概念）。从这一点上看，胡塞尔晚年手稿中提出所谓活的当下（Lebendige Gegenwart）和尼采永恒轮回之说恰是循环的文本和循环的历史的相互补充。世界就这样在“流动与恒定”中行进着，一如把我们带回霍斯堡和郊外的长河沉寂地流向前去。
——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
绪论：文本与反映论的变革
从全球范围内看，小说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是来自外部的，它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生产化，把统一的技术形式嫁接到艺术领域，达到传统艺术无法企及的高度。正如摄像机的发明毁掉了写实主义绘画，留声机和电影的出现也使得小说独有的领域愈发狭小。场景描写，情节叙述，这些传统小说引以为豪的东西现在完全可以被电影替代，而且就真实性而言，新型叙述方式似乎有更大的优势。这使小说突然面对了一个艺术本体论的问题：什么是小说？那些东西是小说所独有的，无法被其他艺术形式取代的？小说的可能性限度是什么？
从这一点看，除去评论家神化的部分，乔伊斯的实质是实验家。他在《尤利西斯》中运用的神话平行结构，隐喻和转喻，乱序词和杜撰词，意识流中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手法，以及第十四章中三十几种文体轮番上阵，登峰造极般的文体实验，大大拓展了小说的维度。从这个程度上讲，带给文本根本性变革的《尤利西斯》确是开启小说新纪元的圣经。
德里达说，乔伊斯进行的是一种雄心万丈的尝试，就是用一本单独的著作、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一个孤立的事件包容他所理解的整个世界。乔伊斯的尝试早在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时期并没有任何难度。例如马克思曾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而我国也把红楼梦作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种反映论依据的是一种自明的哲学观念。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愈发难以捉摸和把握，世界从整体上展出一种混乱的复杂性，小说家们逐渐认识到生活的本质是无序的，荒诞的。在哲学家们依旧希望通过无歧义的，科学的纯粹语言抽象地把握世界时，乔伊斯却要通过“暗喻性语言、歧义和修辞的堆砌”，让世界在自己的文本中保持其无限的复杂性。乔伊斯对于反映论的变革也启示了德里达、巴特等人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尤利西斯》是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人类发展的模糊的预言之书。
就此，本文旨在探寻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人类社会晦涩的反映，以及对文本本身的变革。
先验反映：神话叙事的终结
《尤利西斯》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共十八章。第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斯蒂芬的行动和意识。在第一章里，斯蒂芬所租塔楼钥匙被其室友穆利根借走。他有家难归，只好四处游荡。与这一情节相对应的是，在第四章中，布卢姆一出门也发现自己没有带钥匙——“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摸了摸后裤兜，找大门钥匙。咦，不在这儿，在我脱下来的那条裤子里”。这样，两位主人公都成为了没有钥匙的人，随着情节发展，钥匙和人成了一组关键的隐喻。如果重新审视人类发展，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同样也是我们丢失钥匙的时期。在这里，钥匙意指贯穿整个人类思想史的逻各斯中心论，而二十世纪逻各斯中心论的消逝使人们面对一个愈发分裂的世界。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使小说失去了“内在远景”，本雅明称这个世界丧失了“统一性”，五月革命后西马的衰落更是说明了总体论的瓦解。
没有钥匙的两人开始一天的生活，这是乔伊斯对无中心的未来的敏锐洞察和预测，同样也奠定了整部意识流小说混乱与无序的基调。这很好地体现了意识的流动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也无法井井有条地组织起来，尤其以第十八章结尾为代表的潜意识，这种朦胧的状态只有通过混乱的笔调才能呈现。然而，如果一部意识流小说只有混乱的意识，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涉及到意识流小说的关键问题，即怎样为小说构造一个整体形式，在混乱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秩序。
对于这一点，汉弗莱曾经提出一种主导动机说，此处撇去高深的理论不谈，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初期每一章节的题目就是给批评家的巨大暗示。深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和《奥德赛》对应章节的人物、行为、情节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了“游动山崖”一章，此处不细谈原因）。这种对应关系给混乱的意识流小说营造了一个统一的情节，从而使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小说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小说中所有故事都发生在都柏林，一切情节和意识都是从三个主人公的角度出发，整部小说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天之内，乔伊斯精心设计的结构完全符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这也使小说在结构层面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
然而，一旦赋予小说情节和结构的统一，又会违背反映社会无中心化的初衷，这里就涉及《尤利西斯》中的戏仿手法。小说中对于《奥德赛》象征性的神话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如第四章中玛莉恩在读书时不认识古希腊文的灵魂转世（Metempsychosis）而去问布卢姆，从这一段之后，“灵魂转世”便频频在玛莉恩和布卢姆意识中出现。乔伊斯是想借此体现《尤利西斯》和《奥德赛》中人物形象的平行关系？绝非如此。乔伊斯越是突出布卢姆等人和古希腊人物的对应，读者越是发现两组人物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尤利西斯》是反神话的。现代生活只会有食动物下水的庸人布卢姆，玛莉恩式的荡妇，虚无主义者斯蒂芬，而不会有真正的英雄奥德修斯和他忠贞不渝的妻子以及他们勇敢的儿子。如《奥德修纪》卷二十二中，尤利西斯把向他妻子求婚的人统统杀死，恢复家庭安宁，而与之对应的第十七章中，布卢姆隐约感到玛莉恩有众多情人，用的却是阿Q精神胜利法，仅在心理上抹杀妻子的众多情人。
因此，乔伊斯在小说中努力构建的统一性是一种虚构，同钥匙的预言性质一样，这种虚构也直接指向了几十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构建的新型神话。对于这一点，罗兰·巴特《神话学》的解释是最通俗的，他指出大众文化运作和神话的类似性。由于工业发展和无神论的传播，宗教和神话的地位急剧下降，为了维护社会的内在秩序，以前由神和史诗来做的文化工作：教会公民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提供共同语言，现在成了电影明星和广告人的工作。然而这种秩序只是一种下作的洗脑，琐碎低俗的电视节目和宣传单，如何能取代神圣的赞美诗和纯净的精神洗礼，因此这种新型神话非但不能塑造出奥德修斯一样的英雄，反而让虚构的秩序显得更加混乱和荒诞。
同之后众多现代小说一样，《尤利西斯》对于人类社会的反映是一种暗喻性、歧义和模糊的，但这种反映更能体现我们存在着的世界的本质。它不再是对于过往时代的百科全书般的总结，而是一种带有先验性的预言。这种反映论的变革，为我们尝试着把握这个混乱的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同时也赋予了小说新时代的独特使命和其存在意义。
文体实验：延异与互文本
任何一个批评家在谈及《尤利西斯》时，都难以回避它极具实验性的多重文体和十几种文字。尤其是天书般的第十四章，用三十多种文体体现文字艺术的发展，来象征胎儿发育的过程。尽管内容晦涩难懂，但这种实验对于开拓小说维度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它使得对事件的描述变成从平面走向立体，让读者不仅从内容，更从阅读体验中感受事件发展的过程。除了在描写三个不同性格的主人公时运用不同的文体，对于同一主人公不同情绪的刻画时，文体也风格各样。比如同样是布卢姆的视角，在十三章海边与少女格蒂相遇时，运用的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恋爱小说的文体，借以暗示布卢姆心生情愫；而在第十七章察觉妻子不忠却无可奈何时，运用天主教《要理问答法》这种呆板的文体体现“精神胜利”的布卢姆的思绪，多少带有些灰色幽默的成分。
除了文体的变换，小说的晦涩更是来源于无尽的混成词和乱序词。例如由X和O排列成长串象征咀嚼过的食物在胃中的重新组合，或者是第十五章Dooooooooooog对God的暗讽。批评家对于每一个关键词的不同解读，必然带来整个语义上的差异，对于同一文本，就会形成截然不同的阐释。在《尤利西斯》中，索绪尔的四项对立已经完全不起作用，尤其是能指与所指的错位，使得语义不断派生、转义、交叉互文。即使是第一章短短一句“篡夺者”，都能引起乔学家之间的争锋相对。对此，德里达提出了延异（Diffêrance）的概念。
他说，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由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因此，意义永远是相互关联的，却不是可以自我完成的。《尤利西斯》产生的效果是，自全书出版以来，就有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地对其进行解读，但到今天为止，对于该书的评论不仅未达到统一，甚至解读的结论愈发多样。乔伊斯的文体实验赋予《尤利西斯》抗解读性，使其成为巴特所说的作家文本。不同于传统小说的读者文本，前者提倡自由想象，鼓励意义的产生，这一点上与德里达所提倡的“误读”合法化不谋而合。正如乔伊斯本人所说：“我在《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
因此，《尤利西斯》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互文性，后人对其不断的评论解读，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循环阐释（类似于佛经的圆觉）。这种循环阐释在海德格尔四重总体（das Geviert）中初露端倪，经施莱尔马赫、伽达默的阐释学发扬光大，而在《尤利西斯》的批评史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可以断言，作为文本的《尤利西斯》为阐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式。除了对《尤利西斯》解读的循环阐释，小说本身也是一个循环阐释的文本。乔伊斯以荷马史诗作线，意识流作法，编织出流动的语义之网，包裹住我们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树，成为“小说的终结”。小说情节里也不断体现着其自我的循环阐释，例如第三章斯蒂芬的意识流：“抚摩我，温柔的眼睛。温柔的、温柔的、温柔的手。我在这儿很寂寞。啊。抚摩我，现在马上就摸。大家都晓得的那个字眼儿是什么来着？”乔伊斯并没立即点明这个字眼儿是什么，直到第九章才出现回答：“爱——是的，那是大家都晓得的字眼儿”。这种文本内部的遥相呼应在《芬尼根守灵夜》的开头与结尾运用的更加纯熟，可惜目前没有完整的中译本。但仅从《尤利西斯》中，我们依旧能看出乔伊斯“用一本单独的著作、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一个孤立的事件包容他所理解的整个世界”的雄心壮志。
不难看出，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混成词和乱序词的运用启发了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等人在结构主义中的突破；而文体的转变及隐喻和转喻的运用，则引发了克娃互文性革命，这种互文性引起的循环阐释更是极大地促进了符号学和阐释学的发展。乔伊斯的文体实验不仅开拓了小说的维度，同样也为二十世纪中后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结语：循环的文本和循环的历史
如果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叙事内容上的灵魂转世（Metempsychosis）主题和文本结构上的循环阐释相比较，我们就会惊叹于《尤利西斯》内部高度的一致性，小说对文本和反映论的同步变革也是构建在这种一致性之上的。奥德修斯等人的经历在现代人身上循环的同时，文本本身也在进行着自己的循环。也就是说，循环阐释的文本和人类历史的循环也是一致的，人类的存在本身就被置于一个循环的文本中（有点类似海德格尔存在场的概念）。从这一点上看，胡塞尔晚年手稿中提出所谓活的当下（Lebendige Gegenwart）和尼采永恒轮回之说恰是循环的文本和循环的历史的相互补充。世界就这样在“流动与恒定”中行进着，一如把我们带回霍斯堡和郊外的长河沉寂地流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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