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历史的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本质是国家力量以强权推动发展，实现落后国家超越战略，这种战略的采取需要联系其历史背景和政治层面去看才能看得透彻。
      市场经济分两种形态，一种是原生市场经济，即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由农业经济慢慢演变而来，如英国、美国及其他英语系国家。另一种是移植性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外扩张，将市场经济带到落后国家。这种经济的发展特点是形成农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
      被移植的过程是破坏性的，甚至是残酷的，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形成，有一种“被侵略”的心态，一旦获得独立，就会形成想要赶超发达国家的心态，这里的赶超有两种必要，第一种是民族主义与乌托邦的愿望，如社会主义是比较激进的例子。第二种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原始积累，是效率不一定很高，也极为残酷，需要强权进行压制。
       第一种情况就如我国。我一直对194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有所疑问，即当时形成了一种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模式，怎么后来就猛进到了全盘公有制，农业集体化的阶段了？这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心态的体现，发展经济学必须要遵循一般规律，即从农业到轻工业，再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每一步需要的资本都要多，所以需要一步步积累资本。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使中国走了一个直接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而资本积累甚少，对外环境恶劣，与苏联关系破裂后更是全无外国投资，只能从农业夺取和压低工业价格。
       农业夺取体现在“统销统购”中的剪刀差，而为了更快进行统销统购，就发展为从农业合作社，到集体农庄，同时也解决了农村水利工程问题。
       压低工业产品价格导致价格信号畸形，这时私有业者肯定有投机倒把的人，严打就这么来了，再加上意识形态，直接取消了私有制，转为全盘公有。
       因此，中国走向公有制的一系列逻辑就在赶超战略下产生了。
       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如果在早期实行自由主义策略，会导致很多压迫，同时资本获得能力不强，只能实行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风险极大。这些都要求进行进行经济管制以发展经济。
        现在，中国资本丰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显现，政府投资驱动效率低下，并且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上升，低成本优势不再，必须进行经济改革，放权市场，而放权市场的根本是产权放开，但放开产权是动摇了统治根本，这种矛盾使得政府无法放开，只能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当经济危机产生，大规模失业，转型也将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