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的追憶──《地文誌》
文／陳子謙
陳智德（陳滅）的詩作，每每遊蕩著不忍遠去的，記憶的幽靈。他的書評呢，梁文道說也是「一種記憶」，要令人重新記住湮沒的文學歷史。還有他的香港文學研究、編選，當然也是其記憶打撈工程的一部分。因此，他近日出版以「追憶」為軸的新書《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可算是一脈相承，甚至令我有種熟悉的錯覺──對，這就像記憶。
多層記憶的疊影
但這不完全是錯覺。陳智德的老讀者不難發現，《地文誌》收錄的文章，部分的前身曾見於港版舊作，但這次經擴寫並重新配搭，就予人不同的感覺。比較陳智德幾本文集的名字，已可略見重心轉移：舊作《愔齋書話》、《愔齋讀書錄》和《抗世詩話》所突出的，是文學評論；《地文誌》則將地誌書寫和文學評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陳智德對地方的記憶，每每泛起濃濃的苦澀，比如他寫九龍城，會想起啟德機場的離別和九七斷裂；寫維園，會想起歷史如何被篡改、遺忘。這些片段都緊繫我城的集體記憶（或失憶），而最令我印象最深的，則是他在虎地的個人經歷：
「二○○五年六月，十個月合約期滿，我執拾書籍和文件，背上大行囊，手持大提袋離開。」一兩週後，他讀到同一家學校的招聘廣告，「再次申請同一職位，經面試後，兩個月後重回原來的工作岡位。[...]二○○六年六月十五月，第二次十個月合約期滿之日，我收拾餘下的幾本書籍，輕裝走出校門。」文字如此平靜，我卻隱隱讀到冰鎮過的怒火。十個月又十個月，不就剛好省掉了兩個暑假的薪金？這些荒誕經歷，多少源於急功近利的商業化現象，而這正是我城歷史的死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陳智德並非分寫自己對香港地區和文學的追憶，而是嘗試交織它們。比方說，他寫九龍城，不只反芻自己的記憶，還會引述、評論其他作家對九龍城的書寫。這起碼牽動了三重記憶：陳智德對地方的記憶、其他作家對地方的記憶，還有隱藏在陳氏文學評論背後深處的，閱讀的記憶。這正是《地文誌》異於一般地誌書寫的關鍵：它打撈的不是單層記憶，而是幾層記憶間的重重疊影，追憶的追憶。難怪作者花在引述、評論地誌文學的篇幅，往往多於冰冷的歷史文獻，因為他要重建的不只是地區的本貌，而是一代又一代作家累積體驗的，記憶之城。
今昔記憶的共震
陳智德既是作家也是學者，提及前人的地誌書寫時，每每有冷靜深入的分析，甚至附有嚴謹的註釋。但我自己更看重的，是前人的地誌書寫如何與陳智德的地方記憶共震。依我看，這起碼可分為四種方式。
第一種，是前人記憶喚起陳智德類似的記憶。比如他引述郭麗容的小說，說他「終於找到屬於我這年代的九龍城書寫」，然後帶進自己的相關記憶。第二種，是借重寫、拼貼前人的作品來組織自己的記憶。例如馬朗（馬博良）在五十年代寫下名篇〈北角之夜〉，陳滅就在多年後沿用同一詩題，另寫一首；再抽出其中兩行，與其他前輩書寫北角的詩句拼貼在一起，然後放進自己的散文〈我的北角之夜〉。第三種方式，是把別人的作品角色混進自己的記憶裡，例如他寫灣仔，先引用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然後把角色喬琪寫進現實：「不遠處一位保安員坐在街燈下，守衛工地的倦意使他變作喬琪，他點一根菸，嘴上開了一朵橙紅色的花，只吸啜一口，那朵花即時又凋謝了。」點菸、熄滅的描寫，基本上都來自張愛玲的原句。
前述兩種共震方式，彷彿令不同年代的地區記憶融和在一起；另一種，則是以續寫方式帶出今昔之別，同時沉痛地指出，在不同年代的一些人眼中，香港都不是歸宿。陳智德引用了劉以鬯《對倒》，然後續寫故事，讓小說角色對未來的憧憬一一落空，比如少女阿杏嫁最終給了自己討厭的阿財，後來還因巿區重建而被迫遷出旺角。如此安排，當然暗示了作者對社區網絡、記憶被瓦解的控訴。整體觀之，我認為《地文誌》不妨多一點溫熱的共震，少一點作品分析，則幾重記憶的疊影就會更加融和了。
文學可以對抗失憶嗎？
用文學來對抗失憶，是否有效？其實陳智德也不無懷疑：「歷史一向被現實竄改，還有生命、故事、文學、香港或什麼都可以」。是的，文學也是我城集體失憶下的受害者，但陳智德仍堅持考掘下去：「還須強忍倦意，按奈愁思，背逆時流，勉力把未讀完的部分咀嚼。我要逝去了，是的，你隨後也會來。」他朝君體也相同，彷彿成了絕望中的某種神秘聯繫。那麼，前人記住我城的努力，陳智德記住我城和前人記憶的努力，都是白費嗎？容我抄一段宇文所安的《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來回應：
「正在對來自過去的典籍和遺物進行反思的、後起時代的回憶者，會在其中發現自己的影響，發現過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對更遠的過去作反思。這裡有一種回憶的鏈索，把此時的過去同彼時的，更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有時鏈條也向臆想的將來伸延，那時將有回憶者記起我們此時正在回憶過去。當我們發現和紀念生活在過去的回憶者時，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回憶我們自己也成了回憶的對象，成了值得為後人記起的對象。」
然後，我也記住了。你們呢？
──原載2013年12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第6頁
陳智德（陳滅）的詩作，每每遊蕩著不忍遠去的，記憶的幽靈。他的書評呢，梁文道說也是「一種記憶」，要令人重新記住湮沒的文學歷史。還有他的香港文學研究、編選，當然也是其記憶打撈工程的一部分。因此，他近日出版以「追憶」為軸的新書《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可算是一脈相承，甚至令我有種熟悉的錯覺──對，這就像記憶。
多層記憶的疊影
但這不完全是錯覺。陳智德的老讀者不難發現，《地文誌》收錄的文章，部分的前身曾見於港版舊作，但這次經擴寫並重新配搭，就予人不同的感覺。比較陳智德幾本文集的名字，已可略見重心轉移：舊作《愔齋書話》、《愔齋讀書錄》和《抗世詩話》所突出的，是文學評論；《地文誌》則將地誌書寫和文學評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陳智德對地方的記憶，每每泛起濃濃的苦澀，比如他寫九龍城，會想起啟德機場的離別和九七斷裂；寫維園，會想起歷史如何被篡改、遺忘。這些片段都緊繫我城的集體記憶（或失憶），而最令我印象最深的，則是他在虎地的個人經歷：
「二○○五年六月，十個月合約期滿，我執拾書籍和文件，背上大行囊，手持大提袋離開。」一兩週後，他讀到同一家學校的招聘廣告，「再次申請同一職位，經面試後，兩個月後重回原來的工作岡位。[...]二○○六年六月十五月，第二次十個月合約期滿之日，我收拾餘下的幾本書籍，輕裝走出校門。」文字如此平靜，我卻隱隱讀到冰鎮過的怒火。十個月又十個月，不就剛好省掉了兩個暑假的薪金？這些荒誕經歷，多少源於急功近利的商業化現象，而這正是我城歷史的死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陳智德並非分寫自己對香港地區和文學的追憶，而是嘗試交織它們。比方說，他寫九龍城，不只反芻自己的記憶，還會引述、評論其他作家對九龍城的書寫。這起碼牽動了三重記憶：陳智德對地方的記憶、其他作家對地方的記憶，還有隱藏在陳氏文學評論背後深處的，閱讀的記憶。這正是《地文誌》異於一般地誌書寫的關鍵：它打撈的不是單層記憶，而是幾層記憶間的重重疊影，追憶的追憶。難怪作者花在引述、評論地誌文學的篇幅，往往多於冰冷的歷史文獻，因為他要重建的不只是地區的本貌，而是一代又一代作家累積體驗的，記憶之城。
今昔記憶的共震
陳智德既是作家也是學者，提及前人的地誌書寫時，每每有冷靜深入的分析，甚至附有嚴謹的註釋。但我自己更看重的，是前人的地誌書寫如何與陳智德的地方記憶共震。依我看，這起碼可分為四種方式。
第一種，是前人記憶喚起陳智德類似的記憶。比如他引述郭麗容的小說，說他「終於找到屬於我這年代的九龍城書寫」，然後帶進自己的相關記憶。第二種，是借重寫、拼貼前人的作品來組織自己的記憶。例如馬朗（馬博良）在五十年代寫下名篇〈北角之夜〉，陳滅就在多年後沿用同一詩題，另寫一首；再抽出其中兩行，與其他前輩書寫北角的詩句拼貼在一起，然後放進自己的散文〈我的北角之夜〉。第三種方式，是把別人的作品角色混進自己的記憶裡，例如他寫灣仔，先引用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然後把角色喬琪寫進現實：「不遠處一位保安員坐在街燈下，守衛工地的倦意使他變作喬琪，他點一根菸，嘴上開了一朵橙紅色的花，只吸啜一口，那朵花即時又凋謝了。」點菸、熄滅的描寫，基本上都來自張愛玲的原句。
前述兩種共震方式，彷彿令不同年代的地區記憶融和在一起；另一種，則是以續寫方式帶出今昔之別，同時沉痛地指出，在不同年代的一些人眼中，香港都不是歸宿。陳智德引用了劉以鬯《對倒》，然後續寫故事，讓小說角色對未來的憧憬一一落空，比如少女阿杏嫁最終給了自己討厭的阿財，後來還因巿區重建而被迫遷出旺角。如此安排，當然暗示了作者對社區網絡、記憶被瓦解的控訴。整體觀之，我認為《地文誌》不妨多一點溫熱的共震，少一點作品分析，則幾重記憶的疊影就會更加融和了。
文學可以對抗失憶嗎？
用文學來對抗失憶，是否有效？其實陳智德也不無懷疑：「歷史一向被現實竄改，還有生命、故事、文學、香港或什麼都可以」。是的，文學也是我城集體失憶下的受害者，但陳智德仍堅持考掘下去：「還須強忍倦意，按奈愁思，背逆時流，勉力把未讀完的部分咀嚼。我要逝去了，是的，你隨後也會來。」他朝君體也相同，彷彿成了絕望中的某種神秘聯繫。那麼，前人記住我城的努力，陳智德記住我城和前人記憶的努力，都是白費嗎？容我抄一段宇文所安的《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來回應：
「正在對來自過去的典籍和遺物進行反思的、後起時代的回憶者，會在其中發現自己的影響，發現過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對更遠的過去作反思。這裡有一種回憶的鏈索，把此時的過去同彼時的，更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有時鏈條也向臆想的將來伸延，那時將有回憶者記起我們此時正在回憶過去。當我們發現和紀念生活在過去的回憶者時，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回憶我們自己也成了回憶的對象，成了值得為後人記起的對象。」
然後，我也記住了。你們呢？
──原載2013年12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第6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