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较差，尢列变尤列
内容很好，评价是给校对的。
四大寇，是孙中山、陈少白、尢列、杨鹤龄。
在新星版里尢列统统成了尤列（尢列的第二代把姓氏从“尢”改为“尤”，但其家族后人坚持用“尢列”的写法。）。
窥一斑而知全豹。
好好的一本书，印成这样，不出也罢。
插图也不全，字体过小，按理三册的容量字体应该大点才对。
作者是当事人，文笔也好，可以满足我的各种八卦心理。
不是看低新星，这种书本来就不适合由他们来出的，如果由中华书局出就挺般配嘛。
冯自由和他的《革命逸史》
赵映林
2009年新星出版社印行了一本民国史料书籍《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以前，中华书局曾出版过该书，由于印数不多，仅有从事民国史研究者关注。民间，对该书作者冯自由并不太了解，他虽然有着国民革命的显赫历史，却并不为世人所清楚。原因即在于他反对国共合作，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在孙中山去世后，他失去党籍，国民党内没有了他的位置，直到30年代中叶后才被委以虚职。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反成就了他的“革命史家”地位。
冯自由其人其事
冯自由（1882年—1958年）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最年轻的革命者，祖籍广东南海县盐步高村，冯自由的祖父因为涉嫌支持太平天国而遭下狱被迫害致死，冯自由之父冯镜如愤然远走日本，旅居横滨从事商业活动。1882年冯自由在横滨出生，他原名懋龙，字健华。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结识了其父冯镜如，得到冯镜如经济上的资助。兴中会成立的次年，孙中山到日本发展兴中会，年方13岁的冯自由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一道参加了兴中会，成为当时兴中会年龄最小的会员，所以，他自称“马前一小童”。冯镜如入会后被推举为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此后，冯家住所一直是革命党的联络处。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唐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1899年梁启超在横滨搞保皇会，出版《清议报》，蛊惑人心，反对使用“自由、独立”字眼，引发冯懋龙的反感，而于1900年改名自由，与之针锋相对。同年冯自由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与郑道（字贯一）等创办《开智录》半月刊，阐发天赋人权说，鼓吹自由平等思想。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他又是第一批会员，任同盟会评议员。由于他原籍广东，冯氏家族在香港、日本广有人脉，所以孙中山决定派他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进行党务工作，向华侨募款支持革命，策划武装起义，秋瑾就是这时候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而介绍人正是冯自由。有空之时，冯自由还不忘顺便记述有关革命运动的一些事迹。1906年，他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日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主要栏目有论说、评论、国内新闻等，着重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政策，宣扬民主革命，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并同香港保皇派报纸《商报》进行论战，在海内外影响较大。他还翻译出版过《政治学》一书，介绍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910年冯自由奉孙中山之命，离香港往加拿大，任《大汉日报》主笔。为广州起义积极筹款。所集资金为海外各埠募饷之冠，后来加拿大同盟会支部成立，他被举为支部长。次年夏，孙中山在美国募捐，派冯自由去旧金山主编《大同日报》,经他努力取得与致公堂的合作，联络旅美华侨支持革命。这两份报纸在冯自由主持下，鼓吹反专制政治，坚持倡导自由平等学说，很受孙中山赏识。
在任同盟会香港分会长期间，冯自由曾协助孙中山策划武装起义，更与黄兴一同领导、参与、指挥了潮州黄岗、惠州七女湖等地的起义，各地起义虽然都惨遭失败，反清运动屡遭挫折，但冯自由同黄兴一样屡败屡战，坚韧不拔。黄兴还偶有失败后情绪低落之时，可冯自由总是不断自我激励。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冯自由被派往协助建立南京临时政府。1911年底，他先到上海，带回来不少华侨政府的捐款，这对解决民国建国初期出现的经济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年底，孙中山回国时，却未募到一文钱，大失革命党人所望，孙中山只能以“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解嘲。由此可见冯自由的贡献。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冯自由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孙中山、黄兴力荐下，冯自由来到北京担任袁世凯主政后的稽勋局局长，长达15个月。这项工作使他得以方便汇集革命史料，成就了他日后的几部革命史著作。袁世凯曾邀他出任工商总长，他以“稽勋事大，入阁事小”，拒绝出任。二次革命失败，他逃亡日本。以后他又参与了孙中山1917年发动的护法之役。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冯自由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一篇《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的文章里，提出必须重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他一生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被誉为“最年轻的党内元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是由他概括简称为“三民主义”的。
他因为少年时便名列兴中会，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又是首批加盟，后组织香港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多次策划、指挥国内各地武装起义，为1911年4月27日广州之役（又名黄花岗起义）在加拿大筹款有大功，民国初任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还担任过15个月的稽勋局局长等，便倚老卖老，以国民党的元老自居，而把许多同志看作“后生小子”。他常喜欢向人夸耀自己最为得意的几件事：一是孙科在美国读书，得补官费；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谭熙鸿、李骏、李四光、刘鞠可、赵昱、吴玉章、李晓生、吴昆吾、马素、萧友梅、黄芸苏、刘燕贻、张竞生、冯伟(他的胞弟)等50多人的出国留学(即辛亥革命后第一批派遣出国留学生)，是在他稽勋局局长任内经手办理保送的。二是“三民主义”一词，是他在香港《中国日报》撰写介绍《民报》 的广告时所创用。三是1908年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时，所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都是由他的老婆李自平在香港湾仔东海旁街76号住所亲手缝制的。四是1913年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等省讨袁军相继发动，他在北京，一度被袁世凯的军警拘捕了五天，为革命坐牢，等等。
这些事迹，他确实没有夸大，本是他的“革命本钱”，可是，由于他后来坚持反对国共合作，惹怒了孙中山，遭到孙中山的痛斥，于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被开除出党。但他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常向人说：“我即使没有饭吃，也不会在蒋介石的手下做事。”因此，他在国民党改组后10年左右，都是经商和写作，没有谋求一官半职。不过，国内各派有过的几次倒蒋运动，他也没有参加。直到1935年经孙科提议，蒋介石才同意恢复他的党籍。他的这段经历，使之长期不为国民政府所信任和重用，仅担任一些虚职，如立法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
不满数典忘祖，遂撰《革命逸史》
由于冯自由所任皆虚职，遂有大量时间“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事迹”，写下了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巨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该书获得章太炎难得的高评价，章太炎说：“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详，然阿私之见少矣。” 一句“阿私之少见”实为难得。除此书外，他还著有《三次革命军》（苏曼殊作序）、《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社会主义与中国》等，这些著作对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很有价值， 但对后世影响更著的是他的《革命逸史》。
从1895年参加兴中会起，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静江、章太炎、徐锡麟、秋瑾、林森、居正等革命史上异彩夺目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与胡汉民、吴稚晖、汪精卫、张继、邹鲁、谢持等民国要人、名流曾经也是过从甚密，他又担任过15个月的稽勋局长，调查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这些因素都是他研究撰写革命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革命逸史》依据《中国日报》和冯自由自己多年的笔记、往来书信，以及稽勋局调查表册等史料撰成，“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该书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不但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姐妹书，提供了具体史实的映证，使之丰满，更弥补了一般史书叙述的不足。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评价极高，普遍认为该书是史上最权威的全景式民国私人手记档案，海内外民国史家一致认定该书实乃“民国史第一书”。为该书题写书名的或民国元首，或民国元老级大腕：蒋介石、林森、吴稚晖、居正、张继。
《革命逸史》写作时间，据《革命逸史·出版说明》，始于1936年，历时12年，到1948年才完成，次年陆续出版。冯自由为何要写这套书？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原因：
一是鉴于国内已经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记载，“浅漏不详”。
二是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不满，使得“国人对于革命开国之往事，茫无所知，实足以影响国运之兴亡” 。
三是他对“日寇压境，辛亥同人殒没无几，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的现状有所不满。
四是革命功成，可这由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换得的胜利，却变成了少数人的丰功伟业，冲锋陷阵的无数无名英雄都被有意无意地湮没了，于是决心将这些“个人言行事迹及团体构造活动” ，“四十余年来所记忆之旧闻轶事”一一记载，以“供正史稗史之助”。
五是辛亥革命已过去二十五年了，“昔参与辛亥革命事业之关系人物，属于乙未兴中会时代之志士，固已零落殆尽。即乙巳以至辛亥前之同盟会员，生存者亦复寥寥可数”，作为亲历者有责任保存这段历史，让后人铭记。
这种动机，加上作者认真负责的治史态度，使得该书特别注重史实、史料的根据，重视具体之事，“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决定了《革命逸史》实乃一部信史，成为研究民国史、了解民国史不可忽缺的重要史料，有助于还原早期国民革命的诸多历史细节，逼近历史的真实，弄清原委。
至于为何要称之为《逸史》？冯自由说：“史有正史逸史之区别，吾国自周秦迄今三千年来，除官书而外，举凡民间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之阙漏。”
冯自由的努力著述也奠定了他“革命史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地位。
《革命逸史》记载了些什么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革命逸史》则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还原历史的细节，逼近历史真实，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的可信资料。
归纳起来，《革命逸史》所记大致为这样四类内容。
一是反清革命人士的个人事迹，这是记载最多最广泛的。
例如，后人倘要写孙中山的传记，《革命逸史》就不能忽缺。冯镜如、冯自由一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对孙中山相当熟悉。所以书中，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记述相当多。如记载“孙（中山）陈（少白）剪辫易服”、“孙中山行医广告”、“孙总理之医术”、“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在“区凤墀事略”中记载了孙中山称“逸仙”是怎么来的？原来孙中山原以“孙日新”署名，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将其改名“逸仙”。
孙中山喜欢下象棋却棋艺不精，但牌技不错，尤其擅打“广东天九牌”：“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其中所提之陈四姑，乃孙中山的前任妻子陈粹芬，其原籍福建厦门同安，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 “陈四姑 ”。今人所熟知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
对孙中山的读书、写对联戏谑，书中也有记载：“总理生平不喜读小说，而于小说之章回目则颇娴熟。丙午（一九0六年）居东京时，尝效小说体，戏撰一联赠邓慕韩、陈和二人云：‘ 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原来邓慕韩绰号师爷，那天章太炎、胡汉民等人在孙中山住所高谈阔论，邓慕韩无从置喙，就到厨房与厨师陈和，还有日本女仆大讲时政，兴高采烈，声震户外。厨师陈和也是同盟会员，喜好赌博，常用买菜钱去财赌；有一次赌得身无分文，回不来了，向孙中山要一双买鞋钱才能回来。冷巷是广东土话，即走廊。孙中山以这幅对联说笑他俩。
甚至梁启超的家庭爱情他也记述，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革命逸史》中，涉及民国精英的此类记载，相当多。比如，说到过孙中山与黄兴的旗帜之争，以至两人的关系，曾长期不和。也提及革命党人对“革命”一词的认知，说原先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大家都用“造反”或“起义”、“光复” 等名词，后来孙中山从日本的报纸上看到日本人称他为“支那革命党首领 ”，遂决定“称吾党为革命党”。
不仅常见史书中的革命名人，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胡汉民，焦达峰，秋瑾，张静江、章太炎，被誉为“辛亥三杰”的蒋翊武、孙武、张振武……《革命逸史》有记载，对不为后人所知的普通革命党人：郑贯一、谢缵泰、杨笃生、秦力山……书中对他们都有记载介绍，一篇不够，还再作补充介绍，称之为“补述”，如尤列事略补述一、补述二，田桐事略补述，刘光汉事略补述，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补述等；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同盟会员书中也作了记录。总之，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在他的笔下，普通革命党人也没有拉下，尤其是记录下的这些人的反清革命事迹、日常言行，既感动人又朴实生动形象。
二是收录介绍宣传革命的报刊文献和一些革命理论等。
书中收录了介绍了诸多报刊文献，如革命初期的宣传品、美洲革命党报述略、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广东报纸与革命运动等；各地革命党人办的报纸，如横滨《开智录》、东京《国民报》、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香港《中国日报》、上海《民呼日报》、《民吁报》、《民立日报》、美洲致公党《大同报》、檀香山《自由新报》、新加坡的《图南日报》，等等；收录《民报》发刊词、《章太炎等这护党救国宣言》、《兴中会之讨满檄文》等内容，介绍了这些报刊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主要事迹、影响，檄文起因、内容等；对献身反清革命的烈士的碑文、革命党人的遗著等，书中也有收录；同盟会四大纲领与三民主义溯源，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的前途，孙总理英文对外宣言等。对“三民主义” 简称的由来，从该书我们得知：“此简称之名词，始用于香港《中国日报》。盖《民报》出版后，南方各省由《中国日报》任总代理。余时任《中国日报》社长，以在广告上介绍《民报》总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冗长不便，乃简略称之曰三民主义，以资号召。数月以后，海内外各党报相率从之，遂成为一普通名词”。
三是各地反清革命组织的情况，这是书中记载仅此次于个人事迹的部分
《革命逸史》除详细记载、介绍世界各地兴中会、同盟会的组建、组成、誓词、机构负责人、各地分会负责人等情况和组织史外，还记载介绍了其他革命组织和机构的情况，如湖南、湖北的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广东独立协会，东京青年会，拒俄义勇队，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香港支那暗杀团，正气会，自立会，浙江秘密会党，培养革命者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等组织的情况；重要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等在几个不同时期的人员名单、负责人；各地的革命军，如潮州黄冈革命军、惠州七女湖革命军、钦州防城革命军、广西镇南关革命军、云南河口革命军、汉口自立军、萍浏醴革命军，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等；以及革命党与一些会党的关系，会党与革命的关系等。
四是重要反清革命事件
这部分内容既有各地区的反清起义革命活动：清季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庚子秦力山大通起义、革命党人在海内外各地的革命活动、清季革命保皇两党冲突始末、《中国日报》与菲律宾清领事涉讼记、贵州光复记实、广州光复、昆明光复等；也有革命党人的谋炸、暗杀清政府官员的活动，如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始末。还有为了筹措革命经费的募捐情况，如1911年黄花岗起义募捐到多少钱，书中也有一笔一笔的详细记载，共计157213元。而像乙丙两年印行革命军债票、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这些则是很罕见的史料。
四大寇，是孙中山、陈少白、尢列、杨鹤龄。
在新星版里尢列统统成了尤列（尢列的第二代把姓氏从“尢”改为“尤”，但其家族后人坚持用“尢列”的写法。）。
窥一斑而知全豹。
好好的一本书，印成这样，不出也罢。
插图也不全，字体过小，按理三册的容量字体应该大点才对。
作者是当事人，文笔也好，可以满足我的各种八卦心理。
不是看低新星，这种书本来就不适合由他们来出的，如果由中华书局出就挺般配嘛。
冯自由和他的《革命逸史》
赵映林
2009年新星出版社印行了一本民国史料书籍《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以前，中华书局曾出版过该书，由于印数不多，仅有从事民国史研究者关注。民间，对该书作者冯自由并不太了解，他虽然有着国民革命的显赫历史，却并不为世人所清楚。原因即在于他反对国共合作，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在孙中山去世后，他失去党籍，国民党内没有了他的位置，直到30年代中叶后才被委以虚职。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反成就了他的“革命史家”地位。
冯自由其人其事
冯自由（1882年—1958年）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最年轻的革命者，祖籍广东南海县盐步高村，冯自由的祖父因为涉嫌支持太平天国而遭下狱被迫害致死，冯自由之父冯镜如愤然远走日本，旅居横滨从事商业活动。1882年冯自由在横滨出生，他原名懋龙，字健华。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结识了其父冯镜如，得到冯镜如经济上的资助。兴中会成立的次年，孙中山到日本发展兴中会，年方13岁的冯自由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一道参加了兴中会，成为当时兴中会年龄最小的会员，所以，他自称“马前一小童”。冯镜如入会后被推举为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此后，冯家住所一直是革命党的联络处。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唐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1899年梁启超在横滨搞保皇会，出版《清议报》，蛊惑人心，反对使用“自由、独立”字眼，引发冯懋龙的反感，而于1900年改名自由，与之针锋相对。同年冯自由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与郑道（字贯一）等创办《开智录》半月刊，阐发天赋人权说，鼓吹自由平等思想。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他又是第一批会员，任同盟会评议员。由于他原籍广东，冯氏家族在香港、日本广有人脉，所以孙中山决定派他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进行党务工作，向华侨募款支持革命，策划武装起义，秋瑾就是这时候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而介绍人正是冯自由。有空之时，冯自由还不忘顺便记述有关革命运动的一些事迹。1906年，他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日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主要栏目有论说、评论、国内新闻等，着重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政策，宣扬民主革命，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并同香港保皇派报纸《商报》进行论战，在海内外影响较大。他还翻译出版过《政治学》一书，介绍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910年冯自由奉孙中山之命，离香港往加拿大，任《大汉日报》主笔。为广州起义积极筹款。所集资金为海外各埠募饷之冠，后来加拿大同盟会支部成立，他被举为支部长。次年夏，孙中山在美国募捐，派冯自由去旧金山主编《大同日报》,经他努力取得与致公堂的合作，联络旅美华侨支持革命。这两份报纸在冯自由主持下，鼓吹反专制政治，坚持倡导自由平等学说，很受孙中山赏识。
在任同盟会香港分会长期间，冯自由曾协助孙中山策划武装起义，更与黄兴一同领导、参与、指挥了潮州黄岗、惠州七女湖等地的起义，各地起义虽然都惨遭失败，反清运动屡遭挫折，但冯自由同黄兴一样屡败屡战，坚韧不拔。黄兴还偶有失败后情绪低落之时，可冯自由总是不断自我激励。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冯自由被派往协助建立南京临时政府。1911年底，他先到上海，带回来不少华侨政府的捐款，这对解决民国建国初期出现的经济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年底，孙中山回国时，却未募到一文钱，大失革命党人所望，孙中山只能以“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解嘲。由此可见冯自由的贡献。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冯自由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孙中山、黄兴力荐下，冯自由来到北京担任袁世凯主政后的稽勋局局长，长达15个月。这项工作使他得以方便汇集革命史料，成就了他日后的几部革命史著作。袁世凯曾邀他出任工商总长，他以“稽勋事大，入阁事小”，拒绝出任。二次革命失败，他逃亡日本。以后他又参与了孙中山1917年发动的护法之役。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冯自由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一篇《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的文章里，提出必须重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他一生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被誉为“最年轻的党内元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是由他概括简称为“三民主义”的。
他因为少年时便名列兴中会，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又是首批加盟，后组织香港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多次策划、指挥国内各地武装起义，为1911年4月27日广州之役（又名黄花岗起义）在加拿大筹款有大功，民国初任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还担任过15个月的稽勋局局长等，便倚老卖老，以国民党的元老自居，而把许多同志看作“后生小子”。他常喜欢向人夸耀自己最为得意的几件事：一是孙科在美国读书，得补官费；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谭熙鸿、李骏、李四光、刘鞠可、赵昱、吴玉章、李晓生、吴昆吾、马素、萧友梅、黄芸苏、刘燕贻、张竞生、冯伟(他的胞弟)等50多人的出国留学(即辛亥革命后第一批派遣出国留学生)，是在他稽勋局局长任内经手办理保送的。二是“三民主义”一词，是他在香港《中国日报》撰写介绍《民报》 的广告时所创用。三是1908年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时，所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都是由他的老婆李自平在香港湾仔东海旁街76号住所亲手缝制的。四是1913年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等省讨袁军相继发动，他在北京，一度被袁世凯的军警拘捕了五天，为革命坐牢，等等。
这些事迹，他确实没有夸大，本是他的“革命本钱”，可是，由于他后来坚持反对国共合作，惹怒了孙中山，遭到孙中山的痛斥，于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被开除出党。但他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常向人说：“我即使没有饭吃，也不会在蒋介石的手下做事。”因此，他在国民党改组后10年左右，都是经商和写作，没有谋求一官半职。不过，国内各派有过的几次倒蒋运动，他也没有参加。直到1935年经孙科提议，蒋介石才同意恢复他的党籍。他的这段经历，使之长期不为国民政府所信任和重用，仅担任一些虚职，如立法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
不满数典忘祖，遂撰《革命逸史》
由于冯自由所任皆虚职，遂有大量时间“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事迹”，写下了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巨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该书获得章太炎难得的高评价，章太炎说：“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详，然阿私之见少矣。” 一句“阿私之少见”实为难得。除此书外，他还著有《三次革命军》（苏曼殊作序）、《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社会主义与中国》等，这些著作对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很有价值， 但对后世影响更著的是他的《革命逸史》。
从1895年参加兴中会起，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静江、章太炎、徐锡麟、秋瑾、林森、居正等革命史上异彩夺目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与胡汉民、吴稚晖、汪精卫、张继、邹鲁、谢持等民国要人、名流曾经也是过从甚密，他又担任过15个月的稽勋局长，调查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这些因素都是他研究撰写革命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革命逸史》依据《中国日报》和冯自由自己多年的笔记、往来书信，以及稽勋局调查表册等史料撰成，“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该书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不但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姐妹书，提供了具体史实的映证，使之丰满，更弥补了一般史书叙述的不足。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评价极高，普遍认为该书是史上最权威的全景式民国私人手记档案，海内外民国史家一致认定该书实乃“民国史第一书”。为该书题写书名的或民国元首，或民国元老级大腕：蒋介石、林森、吴稚晖、居正、张继。
《革命逸史》写作时间，据《革命逸史·出版说明》，始于1936年，历时12年，到1948年才完成，次年陆续出版。冯自由为何要写这套书？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原因：
一是鉴于国内已经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记载，“浅漏不详”。
二是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不满，使得“国人对于革命开国之往事，茫无所知，实足以影响国运之兴亡” 。
三是他对“日寇压境，辛亥同人殒没无几，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的现状有所不满。
四是革命功成，可这由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换得的胜利，却变成了少数人的丰功伟业，冲锋陷阵的无数无名英雄都被有意无意地湮没了，于是决心将这些“个人言行事迹及团体构造活动” ，“四十余年来所记忆之旧闻轶事”一一记载，以“供正史稗史之助”。
五是辛亥革命已过去二十五年了，“昔参与辛亥革命事业之关系人物，属于乙未兴中会时代之志士，固已零落殆尽。即乙巳以至辛亥前之同盟会员，生存者亦复寥寥可数”，作为亲历者有责任保存这段历史，让后人铭记。
这种动机，加上作者认真负责的治史态度，使得该书特别注重史实、史料的根据，重视具体之事，“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决定了《革命逸史》实乃一部信史，成为研究民国史、了解民国史不可忽缺的重要史料，有助于还原早期国民革命的诸多历史细节，逼近历史的真实，弄清原委。
至于为何要称之为《逸史》？冯自由说：“史有正史逸史之区别，吾国自周秦迄今三千年来，除官书而外，举凡民间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之阙漏。”
冯自由的努力著述也奠定了他“革命史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地位。
《革命逸史》记载了些什么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革命逸史》则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还原历史的细节，逼近历史真实，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的可信资料。
归纳起来，《革命逸史》所记大致为这样四类内容。
一是反清革命人士的个人事迹，这是记载最多最广泛的。
例如，后人倘要写孙中山的传记，《革命逸史》就不能忽缺。冯镜如、冯自由一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对孙中山相当熟悉。所以书中，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记述相当多。如记载“孙（中山）陈（少白）剪辫易服”、“孙中山行医广告”、“孙总理之医术”、“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在“区凤墀事略”中记载了孙中山称“逸仙”是怎么来的？原来孙中山原以“孙日新”署名，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将其改名“逸仙”。
孙中山喜欢下象棋却棋艺不精，但牌技不错，尤其擅打“广东天九牌”：“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其中所提之陈四姑，乃孙中山的前任妻子陈粹芬，其原籍福建厦门同安，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 “陈四姑 ”。今人所熟知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
对孙中山的读书、写对联戏谑，书中也有记载：“总理生平不喜读小说，而于小说之章回目则颇娴熟。丙午（一九0六年）居东京时，尝效小说体，戏撰一联赠邓慕韩、陈和二人云：‘ 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原来邓慕韩绰号师爷，那天章太炎、胡汉民等人在孙中山住所高谈阔论，邓慕韩无从置喙，就到厨房与厨师陈和，还有日本女仆大讲时政，兴高采烈，声震户外。厨师陈和也是同盟会员，喜好赌博，常用买菜钱去财赌；有一次赌得身无分文，回不来了，向孙中山要一双买鞋钱才能回来。冷巷是广东土话，即走廊。孙中山以这幅对联说笑他俩。
甚至梁启超的家庭爱情他也记述，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革命逸史》中，涉及民国精英的此类记载，相当多。比如，说到过孙中山与黄兴的旗帜之争，以至两人的关系，曾长期不和。也提及革命党人对“革命”一词的认知，说原先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大家都用“造反”或“起义”、“光复” 等名词，后来孙中山从日本的报纸上看到日本人称他为“支那革命党首领 ”，遂决定“称吾党为革命党”。
不仅常见史书中的革命名人，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胡汉民，焦达峰，秋瑾，张静江、章太炎，被誉为“辛亥三杰”的蒋翊武、孙武、张振武……《革命逸史》有记载，对不为后人所知的普通革命党人：郑贯一、谢缵泰、杨笃生、秦力山……书中对他们都有记载介绍，一篇不够，还再作补充介绍，称之为“补述”，如尤列事略补述一、补述二，田桐事略补述，刘光汉事略补述，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补述等；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同盟会员书中也作了记录。总之，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在他的笔下，普通革命党人也没有拉下，尤其是记录下的这些人的反清革命事迹、日常言行，既感动人又朴实生动形象。
二是收录介绍宣传革命的报刊文献和一些革命理论等。
书中收录了介绍了诸多报刊文献，如革命初期的宣传品、美洲革命党报述略、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广东报纸与革命运动等；各地革命党人办的报纸，如横滨《开智录》、东京《国民报》、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香港《中国日报》、上海《民呼日报》、《民吁报》、《民立日报》、美洲致公党《大同报》、檀香山《自由新报》、新加坡的《图南日报》，等等；收录《民报》发刊词、《章太炎等这护党救国宣言》、《兴中会之讨满檄文》等内容，介绍了这些报刊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主要事迹、影响，檄文起因、内容等；对献身反清革命的烈士的碑文、革命党人的遗著等，书中也有收录；同盟会四大纲领与三民主义溯源，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的前途，孙总理英文对外宣言等。对“三民主义” 简称的由来，从该书我们得知：“此简称之名词，始用于香港《中国日报》。盖《民报》出版后，南方各省由《中国日报》任总代理。余时任《中国日报》社长，以在广告上介绍《民报》总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冗长不便，乃简略称之曰三民主义，以资号召。数月以后，海内外各党报相率从之，遂成为一普通名词”。
三是各地反清革命组织的情况，这是书中记载仅此次于个人事迹的部分
《革命逸史》除详细记载、介绍世界各地兴中会、同盟会的组建、组成、誓词、机构负责人、各地分会负责人等情况和组织史外，还记载介绍了其他革命组织和机构的情况，如湖南、湖北的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广东独立协会，东京青年会，拒俄义勇队，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香港支那暗杀团，正气会，自立会，浙江秘密会党，培养革命者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等组织的情况；重要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等在几个不同时期的人员名单、负责人；各地的革命军，如潮州黄冈革命军、惠州七女湖革命军、钦州防城革命军、广西镇南关革命军、云南河口革命军、汉口自立军、萍浏醴革命军，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等；以及革命党与一些会党的关系，会党与革命的关系等。
四是重要反清革命事件
这部分内容既有各地区的反清起义革命活动：清季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庚子秦力山大通起义、革命党人在海内外各地的革命活动、清季革命保皇两党冲突始末、《中国日报》与菲律宾清领事涉讼记、贵州光复记实、广州光复、昆明光复等；也有革命党人的谋炸、暗杀清政府官员的活动，如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始末。还有为了筹措革命经费的募捐情况，如1911年黄花岗起义募捐到多少钱，书中也有一笔一笔的详细记载，共计157213元。而像乙丙两年印行革命军债票、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这些则是很罕见的史料。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