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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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的复盘》
此书主要讲述民国时期历史，以事件为经，人物为纬，凭借丰富详尽的史料，为我们重新推演了历史进程的每一步，恰如其分地还原了中国这“很大的一盘棋”的风云诡谲。在民国历史人物的画像中，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占据篇幅最巨，他们既是这局棋的操手，也是这局棋中的一子。我们或许听说过他们一些人的名字，但限于某种现实环境（当前以马列为纲的唯物史学、革命史学仍然把持主流话语权，所谓历史规律和阶级革命始终贯穿在官方定性和历史教学之中），既难以看到历史洪流中他们挺身而呼的小小波澜，也难以于幽暗处细细打量他们的所思所为。这本书正是当前另一种历史观争取话语权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观与宏大的历史叙事针锋相对、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铁律针锋相对，力图揭示出个人如何在掣肘颇深的时局中奋力挣扎，又如何以一己之力来推动思想和社会的变革，如何在一个世纪以来纷纷扰扰的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迹。这是民间自发自觉发出声音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拨乱反正”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过程。这有助于破除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脑海中刻写的符号象征，树立起人的血肉之躯——柔弱却也坚强的血肉之躯。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在原来的阶级斗争话语中均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无非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保守反动的资产阶级与尚可挽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然而，以个人命运的光亮驱除阶级这一属性在他们身上投下的浓重阴影，我们发现，他们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上摇摆不定。知识分子投身官场和媒体的不在少数；地方军阀也不全是有勇无谋之悍匪，不少人学养修养均在中人之上；有的受三民主义感召之后转向共产主义，也有的投笔从戎之后又退守书斋……诸如此类。观察书中着墨甚多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大多出生于精英家庭，父亲是当时正处末日前夕的清廷的旧式官员，他们幼时接受的是传统的古典教育，国学功底不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理想根植于心，终生不泯。青年时期，适逢世界巨变，辛亥举事、清廷倒台、政治混乱、权斗激烈，如何救百姓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救个人于时代命运，成为他们一生思考和实践的命题。他们本是专精一技的学人，却忍不住投入也许并不擅长的政治运动，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来“治国平天下”。无论倾向于康梁的保皇立宪，还是倾向于孙文的暴力革命，他们被时局漩涡深深卷入，有的历经几度沉浮，在台湾或国外得以善终；有的却备受轻视折磨，郁郁不得志，在遗憾中了此残生。
这里可以陶希圣为例。他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士绅家庭，父亲在湖北河南等地做过知县，母亲来自于黄冈县旧式大族。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入新式学校学习，16岁考上北大预科，20岁时已是北大法科（法学院）学生，参与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掀起思想风潮，“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这对他影响巨大。他既参与学生运动，却又常退回书斋搞学术，多次躲过当局对学生的拘捕。毕业后他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一边写时事评论和法律分析，一边潜心研究法学、民族学及中国社会组织等课题。后来他更进一步，结识了不少“混媒体圈”的著名知识分子，并主编了《独立评论》。之后，他在高校兼职讲学，还被聘为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开始接触国民党。因为了解家乡黄冈农协的一些活动，受其触动，开始从实践出发，认真研习马列著作，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国共合作的破灭，使他对政治对革命的幻想也同时破灭。大变局当前，他明哲保身，退回书斋做学问，内心也不是不苦闷。他辞去官场职位，变成了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虽以卖文讲课为生，研习的却不再是宋明理学，而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有趣的是，虽然坦承自己的思想“使用的是社会的历史方法（Socio-historical Method）、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他日常仍着旧式长袍，双袖龙钟，有一种旧时文人不屑世俗的名士风流。他“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按理说，这可称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应该能够“左右逢源”，但在那个处处斗争的年代，这种中立立场就会变成“里外不是人”，共产党说他太右，自由主义者说他太左；在资本家眼里他同情劳工，在无产阶级眼里他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时局越是紧迫，他的处境也越是难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走出书斋，加入国民党，并在情势煎迫下，跟随了私交不错的汪精卫。汪精卫一派显然是高估了日本对待中国的善意，以为主动讲和、委曲求全可以保全国家，但得寸进尺的日本人粉碎了他们的幻想。陶希圣如大梦初醒，认识到现实残酷，并没有跟着汪精卫一条胡同走到黑，“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他和高宗武二人披露汪日密约，明确表示和谈之路已是绝路，断绝了人们对于汪日所存的侥幸和期待，坚定了人们全面抗日救国的决心。
1988年，陶希圣于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算是寿终正寝，而在那么多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当中，幸运如陶公者几稀矣。其学生何兹全评价自己的老师，说他“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政客们翻云覆雨、上下其手、阳奉阴违、冠冕堂皇、成王败寇，如今看历史书，满眼都是胜利者不容置辩的胜利，失败者不容同情的失败。对于一介书生，我们还要拿“气节”来要求他。一腔爱国热情、正直淡泊如陶公者，尚难逃这等评价，那么那些或唾面自干狗苟蝇营或钻营取巧大言炎炎的政客们呢？唐德刚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瞿秋白曾在遗书《多余的话》里反思，自己其实做不到革命者的坚定无情，内心里还是想做一个闲云野鹤般的半吊子文人。但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感，令他们无法在动荡之中安于书斋。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耀。反观当下，即便是屡屡失望，我们还是对学者、媒体人、律师等群体抱有期待，这是历史在他们身上种下的种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之后，开枝散叶，历史又将以什么姿态摇曳在风中？
此书主要讲述民国时期历史，以事件为经，人物为纬，凭借丰富详尽的史料，为我们重新推演了历史进程的每一步，恰如其分地还原了中国这“很大的一盘棋”的风云诡谲。在民国历史人物的画像中，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占据篇幅最巨，他们既是这局棋的操手，也是这局棋中的一子。我们或许听说过他们一些人的名字，但限于某种现实环境（当前以马列为纲的唯物史学、革命史学仍然把持主流话语权，所谓历史规律和阶级革命始终贯穿在官方定性和历史教学之中），既难以看到历史洪流中他们挺身而呼的小小波澜，也难以于幽暗处细细打量他们的所思所为。这本书正是当前另一种历史观争取话语权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观与宏大的历史叙事针锋相对、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铁律针锋相对，力图揭示出个人如何在掣肘颇深的时局中奋力挣扎，又如何以一己之力来推动思想和社会的变革，如何在一个世纪以来纷纷扰扰的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迹。这是民间自发自觉发出声音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拨乱反正”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过程。这有助于破除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脑海中刻写的符号象征，树立起人的血肉之躯——柔弱却也坚强的血肉之躯。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在原来的阶级斗争话语中均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无非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保守反动的资产阶级与尚可挽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然而，以个人命运的光亮驱除阶级这一属性在他们身上投下的浓重阴影，我们发现，他们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上摇摆不定。知识分子投身官场和媒体的不在少数；地方军阀也不全是有勇无谋之悍匪，不少人学养修养均在中人之上；有的受三民主义感召之后转向共产主义，也有的投笔从戎之后又退守书斋……诸如此类。观察书中着墨甚多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大多出生于精英家庭，父亲是当时正处末日前夕的清廷的旧式官员，他们幼时接受的是传统的古典教育，国学功底不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理想根植于心，终生不泯。青年时期，适逢世界巨变，辛亥举事、清廷倒台、政治混乱、权斗激烈，如何救百姓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救个人于时代命运，成为他们一生思考和实践的命题。他们本是专精一技的学人，却忍不住投入也许并不擅长的政治运动，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来“治国平天下”。无论倾向于康梁的保皇立宪，还是倾向于孙文的暴力革命，他们被时局漩涡深深卷入，有的历经几度沉浮，在台湾或国外得以善终；有的却备受轻视折磨，郁郁不得志，在遗憾中了此残生。
这里可以陶希圣为例。他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士绅家庭，父亲在湖北河南等地做过知县，母亲来自于黄冈县旧式大族。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入新式学校学习，16岁考上北大预科，20岁时已是北大法科（法学院）学生，参与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掀起思想风潮，“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这对他影响巨大。他既参与学生运动，却又常退回书斋搞学术，多次躲过当局对学生的拘捕。毕业后他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一边写时事评论和法律分析，一边潜心研究法学、民族学及中国社会组织等课题。后来他更进一步，结识了不少“混媒体圈”的著名知识分子，并主编了《独立评论》。之后，他在高校兼职讲学，还被聘为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开始接触国民党。因为了解家乡黄冈农协的一些活动，受其触动，开始从实践出发，认真研习马列著作，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国共合作的破灭，使他对政治对革命的幻想也同时破灭。大变局当前，他明哲保身，退回书斋做学问，内心也不是不苦闷。他辞去官场职位，变成了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虽以卖文讲课为生，研习的却不再是宋明理学，而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有趣的是，虽然坦承自己的思想“使用的是社会的历史方法（Socio-historical Method）、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他日常仍着旧式长袍，双袖龙钟，有一种旧时文人不屑世俗的名士风流。他“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按理说，这可称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应该能够“左右逢源”，但在那个处处斗争的年代，这种中立立场就会变成“里外不是人”，共产党说他太右，自由主义者说他太左；在资本家眼里他同情劳工，在无产阶级眼里他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时局越是紧迫，他的处境也越是难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走出书斋，加入国民党，并在情势煎迫下，跟随了私交不错的汪精卫。汪精卫一派显然是高估了日本对待中国的善意，以为主动讲和、委曲求全可以保全国家，但得寸进尺的日本人粉碎了他们的幻想。陶希圣如大梦初醒，认识到现实残酷，并没有跟着汪精卫一条胡同走到黑，“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他和高宗武二人披露汪日密约，明确表示和谈之路已是绝路，断绝了人们对于汪日所存的侥幸和期待，坚定了人们全面抗日救国的决心。
1988年，陶希圣于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算是寿终正寝，而在那么多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当中，幸运如陶公者几稀矣。其学生何兹全评价自己的老师，说他“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政客们翻云覆雨、上下其手、阳奉阴违、冠冕堂皇、成王败寇，如今看历史书，满眼都是胜利者不容置辩的胜利，失败者不容同情的失败。对于一介书生，我们还要拿“气节”来要求他。一腔爱国热情、正直淡泊如陶公者，尚难逃这等评价，那么那些或唾面自干狗苟蝇营或钻营取巧大言炎炎的政客们呢？唐德刚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瞿秋白曾在遗书《多余的话》里反思，自己其实做不到革命者的坚定无情，内心里还是想做一个闲云野鹤般的半吊子文人。但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感，令他们无法在动荡之中安于书斋。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耀。反观当下，即便是屡屡失望，我们还是对学者、媒体人、律师等群体抱有期待，这是历史在他们身上种下的种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之后，开枝散叶，历史又将以什么姿态摇曳在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