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游“店主国”

自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起，英国开始“日不落帝国”之路直至1922年的极盛，再经由二战与“非殖民化”过程，庞大帝国回复到现今的本土加十几处海外领土的规模。虽然“日不落”照旧，但仅只剩下地理学方面的意义。几百年的扩张，恰如东印度公司这种兼具政治、军事功能的贸易机构所寓示，离不开武力与贸易。在艾伦•麦克法兰看来，以贸易为原初动力，而战争、贸易和帝国相辅相成的大英帝国，乃是一种与以往“军事帝国”相区别的新型“经济帝国”。这个帝国对当代世界的影响乃至形塑引人注目，并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语境。由此开始，他更进一步，将英国问题延伸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进程，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加以阐发。

麦克法兰指出，“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P21）。他列举了现代性的五项表征，分别为：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政治自由，国家取代家庭成为公民效忠对象的“公民社会”，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即“工业革命”）；一种鼓励质疑的特定认知方式（即“科学革命”）。而“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P7）。维持这四个领域的平衡，并为其提供共同基础的是法律体系，“英格兰的最重要特点是其法律，它体现了也导致了英格兰的另辟蹊径”（P206）。也惟有如此，《大宪章》《权利法案》《改革法案》等重要法律文件，才真正地在英国社会发挥基石作用。

以五项表征为轴线，麦克法兰试图观察一系列基本因素，构造出精妙、充满互动的现代性进程，并证明一些颇为偶然的因素，将现代世界先驱的殊荣赋予了大英帝国。不同于许多理论，认为16世纪的分水岭分开封建、农民、前现代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现代的社会，麦克法兰将“大分流”回推至11世纪，并利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资料，考察这个他认为延绵至今，横亘千年的历史过程。此外，面对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对“东方主义”与“西方奇迹”的反思，他赞成一种传统的观点，即18世纪的英国工业、农业革命具有独特性，并因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而脱离农耕陷阱。而工业、农业革命恰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在他那里，“大分流”并不是一个“西方”现象，而是一个英格兰现象，甚至是英格兰的奇迹。对比其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顺利”确实彷如奇迹。

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曾提到，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波兰学生在论文中设想，她的祖国是一个如英国一样的岛国。她认为，不幸的地理位置使波兰遭受了太多的侵略和瓜分。虽然历史渊源不同，但是萨尔马提亚主义（Sarmatism）影响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在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极具现代因素的政治文化，可以与当时的英国相媲美。除去当时在欧洲大陆领先的宗教自由，这个国家的五三宪法还被广泛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现代国家成文宪法，仅次于美国宪法。可惜的是，这部设计三权分立的宪法，引起了周边君主国的恐慌，仅仅施行一年，而国家也很快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强邻瓜分。

相形之下，最近一次成功入侵英国的，还是早在1066年的征服者威廉。这种幸运的地理位置，的确使英国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可以保持规模较小的常备军，国王也难以利用武力优势来压倒议会。地理环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英国历史具有相对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形成较为独特的传统。当然，即使地理环境对未来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那也只是诸多充分条件中的一个。进行比较研究时，能够与英国相提并论的岛国，不过日本等少数案例。在提出某种因素或现象时，作者必须格外小心地避免本质化，并要言之有据地重构11世纪前后的状况，以展示自己论点的最初动力。

另一方面，英格兰还幸运地为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族所拓殖，而非与日耳曼人相对应的罗马人。英格兰的在欧洲边缘地位，使罗马人以撤离结束300余年的统治，并未留下深刻烙印。日耳曼人“拥有一系列将在后来一千年发挥重要作用的特点”（P346），作者指出，这影响了未来英格兰人的诸多特征，包括偏好乡野生活，热衷商业等。非常重要的是，日耳曼人的传统习惯法与罗马法存在诸多不同，妇女和儿童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子女没有继承财产的天生权利，国王总被视为法律解释者而控制者。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英格兰形成了契约性质的王权。麦克法兰认为，“在英格兰皈依基督教之前，英格兰的政治体系业已形成”，教会未能与王权融为一体。据他观察，在12世纪，“英格兰与欧陆大部分地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兰……所有的特点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增无已”（P349）接下来，13世纪—18世纪，在欧陆，教会具有极高权威，身份群体或等级间的法律区分被制度化，政治上愈发僵化——这更加印证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可贵。包括亨利八世吊诡地与天主教会决裂，在既有基础之上，一些偶然事件使英格兰突破了“旧制度”的陷阱，走上独特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物质生活、技术、文化、法律等若干要素的铺陈，都意在增强这本书的说服力。他把英国的社会结构形容为一只铃铛，小规模的贵族阶级以及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这种存在着巨大贫富差距的结构，未必完全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但是仍然形成了一种以财富为动力和阶梯的，“入门条件是美德、能力，外加大量的策略和机遇”的相对“现代的、开放的阶级体系”（P111）。这种阶级体系对市场资本主义的适合程度，要远高于贵族阶层固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并能将久已有之的“新教伦理”转化为永不满足的持续奋斗。依据英格兰普通法，财产权具有私有化与个人的性质，而社会化的契约关系，又减低了个人对家庭的依附。这一点，与当下中国社会个人主义的兴起，当会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作者对英国“软实力”的考察也颇为有趣。因为“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是映照资本主义的一面重要的镜子”（P119），作者谈及英国人对游戏的痴迷。足球自不消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举出强手棋与“侠盗猎车手”这两个较为新潮的例子。另一方面，消遣、业余爱好与英式幽默，则体现了英格兰人“小布尔乔亚趣味”的一面。他形容英国是“举世闻名的店主之国”（P129），“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协会、业余爱好、游戏和运动，被英格兰的另一个典型现象所增强，那就是英格兰的客栈和酒馆”（P127）。这种公共空间，给拥有财富与余暇的英格兰人以与家庭保持距离的机会。而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解决了“如何建立公共信任和博爱”（P177）的重要问题。最终，这些综合性社会因素提供的社会环境，使“现代科学和技术得以发展……也使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得以成长”（P176）。

涉及1714年借助《联合法案》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历史，作者使用了“联合王国”“英国”等名称。另一半时光，他则使用“英格兰”这个称谓。对本书来说，这个区分相当重要，尤其在讨论英格兰“民族性”时。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与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乡土中国》颇为相似。但是，在著述中应用“文明”“民族性”等概念，无疑需要莫大勇气，毕竟学界已经更原意关注社会、文化内部的异质性与动态性，宏大词汇早就显得缺乏说服力。麦克法兰自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强调英格兰是“混血国家”，民族性格并无所谓一贯性，也明言，令他自豪的英格兰道路，并不比其他文明的道路具有道德优越感。而他的研究目的，亦包含着对中国现实与前途的理解。

麦克法兰笔下的英格兰社会，不乏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色彩。即使他列举出种种缺陷，书中更多体现的还是书卷气的悠游之感，而较少“创造性破坏”的无奈。他每每回忆起英格兰“民族性”给自己的影响，在探索自己时表达了对祖国的情感。本书的写法，亦有别于严肃的论文，更多依靠材料来呈现历史逻辑，以材料间的微妙性启发读者。以他的方式检视英格兰的得失，细究历史细节背后的意味，试着从中抽离一条影响全球的现代性之路，将会呈现交叉小径的花园式的智识乐趣。
       
《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2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