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四幕戏剧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是勒费弗尔先生讨论大革命起因的一本小册子。在勒费弗尔先生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作者从参与革命过程中的各个阶级的立场，勾勒革命逐步推进的图景。
首先点燃革命导火索的是贵族。毫无疑问，在18世纪末叶的贵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占据着制高点。王权虽然强大，但缺少了像路易十四那样的雄主去运用；资产阶级向往他们，模仿他们，渴望成为其一员；农民受其统治；市民敬畏他们。他们在政治上占据高位，在经济上富足，在文化上引领者潮流和风尚。但贵族依旧不满意，因为自路易十四以来，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18世纪之后法国的动荡不安给了贵族理由和机会，旧制度是有罪的，是该为这一些负责的。贵族出身或非贵族出身的文人都在探讨各种传统权利，宪法，自然法，人权。他们谈的实际是旧制度前贵族的荣耀和王权对贵族的尊重。新老贵族中或许存在激斗，但他们不会放弃君主制本身的危机到来的转机。他们未必缺乏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但他们认为问题出在专制身上，他们渴求变革，渴求强化自己的特权和地位。18世纪末的这场财政危机，可能本身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纪多次出现的财政危机中特别严重的一次，再加上经济危机和北美战争的突袭，但政府财政却因此而面临绝境，不得不向贵族伸出求救之手，贵族看见了机会，他们誓要重新使国家走上“正轨”。
政府拿出了改革方案，但这种局部的方案难以满足贵族，显贵会议的召开也没能控制住局势，贵族们开始发声了，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始鼓舞起反抗。彼此串联，利用其在不同地方会议的特殊地位，煽动民众。他们喊出了三级会议的口号，他们吹响了革命的号角，他们是最终将碾碎他们自己的革命的第一个车轮。
资产阶级是蒸蒸日上的新兴力量，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和思想观念，他们总体上仍然是贵族的追随者，向往着后者，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希望成为贵族的一份子，但是后者却希望不断强化对于政治的垄断，对买官制度进行限制。这令资产阶级对贵族又爱又恨，但总体上，资产阶级依旧追随着贵族。他们追随在贵族的后面，喊出自由、宪法和三级会议。最终，他们发现国王屈服了，但高等法院决定三级会议按1614年召开，这是特权等级对他们的出卖。他们要求平等（尽管这最初的口号可能来自贵族中的叛逆者），他们要清扫特权的统治。国王和政府对“第三等级加倍”这一口号的含糊回应埋下了祸根。当三级会议召开后内克尔的改革再也无法打动资产阶级，而会议按三个等级召开的模式也令“第三等级加倍”失去了意义。第三等级的代表作出了抗争，但没有群众的介入，他们的力量无法让宫廷屈服。
从贵族的反叛到争取三级会议以及三级会议的地方选举，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动员了民众。无论是选举、起草陈情书乃至后来的建立民兵，都使每一个居民被卷入到政治生活中。适逢其会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这一切在民众心里以传统的对“贵族阴谋”的恐惧表现出来。民众习惯地将一切问题归结于当权的政府和贵族的恶意，因而同情代表(就算他们未必真正理解或意图去理解)。在勒费弗尔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感到群众的两种心态，一是对三级会议的美好幻想。三级会议这一古老事物在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的宣传下成了一剂万灵药，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由来已久，他们不会去考察“爱国者”和政府要求的改革具体的细节，他们怪责当权者，不信任由其主持的变革，三级会议成了官方选择之外惟一的替代，所以他们拥护三级会议。
第二种心态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对于“贵族阴谋”的恐惧，这同样是一种潜藏在群众心底的恐惧。群众对于与之隔离的贵族的态度其实与他们所憎恶的宫廷重臣一样（毫无疑问这些重臣基本都是贵族）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更勿论这批人与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绪与民众对贵族的敬畏混杂在一起，在新近出现的由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下酝酿催化。这种恐惧有着明显的中世纪的影子，但在动荡的时段中，谣言最有市场。更何况在很多地方谷物的匮乏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流浪问题使每个人的情绪都处在高度紧张和激动中。这正是对政府管理能力进行考验的时候，政府却在公共领域退出了，从1787年到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政府逐渐采取了一种退缩的态度，谷物自由政策尽管符合自由派的主张，对于经济危机却是不合时宜的。三级会议召开之后，对第三等级要求毫无应对的政府又激怒了视三级会议为民族更生的资产阶级和群众。巴黎首先行动起来，在勒费弗尔的看来，甚至7月14日这个日子本身在开始时可能只是一场谷物暴乱，是政府在这座城市逐渐失去的控制最终给了民众和部分导向民众的法兰西卫队以机会。尽管气氛已经极其紧张，王室军队的迅速退缩和城市革命的迅速依旧是出乎意料的。而随之而来的外省革命则充分体现了政府控制力在这段动荡时间内的瓦解。国王害怕爆发内战而向第三等级妥协，制宪会议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得以保留。
农民的心态与群众是相似的。法国的农民与贵族有着最直接的经济冲突，尤其是当许多贵族试图通过今天看来“进步”的方式改革经营土地的方式，他们侵犯了农民的直接利益。加重了本已承担重负的农民的负担。同样受到对三级会议的美好想象（如同农民对于国王的憧憬）和对“贵族阴谋”的恐惧两种心态的影响。尤其是后一种心态，对于农民的影响是尤为直接和深刻的，我们看到这种情绪最终发展为大革命期间著名的“大恐慌”（关于“大恐慌”的心态研究，笔者自己只看过高毅老师的《法兰西风格》中的相关章节，其中对于大恐慌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有着非常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农民在这种恐惧中展开了直接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制宪会议的活动。制宪会议同样恐惧农民的直接行动对秩序的破坏和对财产的侵犯，但情况特殊，得到群众和农民行动支持才得以保住的制宪会议不敢直接向政府的武力求助害怕葬送革命。他们只有在重建起秩序之前，努力满足农民的一些要求。尽管在根本上，农民试图恢复旧制度下“集体权利”的要求与经济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冲突的，但对于很多细节问题，以及对于取消封建制度的原则，制宪会议是愿意做出工作的，8月4日之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激烈的争论中诞生了（尽管会议过程有着讨巧的嫌疑，许多坚定的贵族反对派未出席晚上的会议）。但大革命取得了一项原则上的突破，它在原则上取消了“封建制度”。取消了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旧制度原则。这位以财富权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打开了大门。
作者详细考量了1789年人权宣言这一大革命纲领的内容。指出这一纲领看似是某种抽象空泛的理论浓缩。却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宣言的原则是对旧制度的针锋相对，是以一连串对旧制度原则的否定奠定了新制度的基石。当然，宣言本身也对很多地方言而不尽，毕竟宣言的起草者本身都生于旧制度中，他们更多地看到旧制度的弊端，却未能对新世界最好最完全的准备。他们喊出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喊出了民族的自由和权利，却未能对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作出充分规定是正常的（因为二者在此前都是争取的目标）。而且这份宣言在宗教等等方面毕竟不可能完全脱离法国社会的现状和文化传统。
大革命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其纲领中，但这一纲领的保存却要依靠暴力的确认。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中。勒费弗尔叙述了国王对八月制宪会议成果的消极抵抗，可以理解国王在最初退缩时并未料想到会有如此大胆的变革。特权等级发现自己在革命中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后也重新站回到国王身边，参加网球场宣言的革命元老之间就发生了分裂。只有群众的武力能够让国王屈服，而政府的控制力在革命中已经瓦解。民众不必理解国王与制宪会议的宪法纷争，但这一纷争却成了新的“贵族阴谋”的象征（一些代表们也开始惯于使用鼓动和谣言的工具）。国王调集军队的行动引爆了紧张的社会情绪，却又行动迟缓，缺乏行动的决心。最终在十月事件中，群众比军队行动更快。国王被带回巴黎，置于控制之下。由此，整个大革命的降临阶段才终于得以完成。再也不会轻易夭折。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从两个方面做出了总结：一是对群众暴力的肯定，没有群众暴力就不会有大革命，不会有大革命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二是对于大革命价值的肯定，集中体现在人权宣言的内容中。尽管后人对其细节颇有指责，但这一从旧世界生长出的新世界的萌芽本来就不可能对新世界产生的弊端负责。
勒费弗尔的这本著作影响深远。他在革命的时间进程背景下考察不同阶层是如何，为什么卷入革命。把大革命的爆发视作不同阶层的合力结果。是相对客观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群众武力的重要性的考察，他把革命最重要的动力归于下层的农民和群众，并且从心态的角度给予了深入的阐释。这样大革命的进程就不是苍白的一套政治话语突然变成另一套政治话语的抽象思辩斗争过程而是有血有肉的斗争。作者在分析不同阶级的政治要求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陈情书，但他也不是对材料拿来就用，而是相当审慎地进行了考察。他指出，陈情书是合力起草的结果，下级会议提交的陈情书还要在上一级会议加以合并和综合，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不符合“主流”的语言和要求很可能就被过滤掉了。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大革命的进程在作者笔下是从政府权力瓦解到新政治力量接替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显得过于简单。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考虑，这也是以科班为首的修正派后来对其攻击的主要目标。作者笔下统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真的存在吗？作者提到了启蒙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却没有对这种意识形态作更深入的分析，在作者的笔下，彷佛这种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独立的创造。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群体与其提出的各种主张联系如何？当不同群体祭起宪政、自由的大旗时，他们是在使用相同的话语体系吗？如果不同，那么究竟不同在何处，不同的源头又在哪里？这或许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不同阶层在革命中的心态与行动有所帮助。应当注意到勒费弗尔与多伊尔关于大革命起源的重要不同点：前者认为旧制度只有在群众的武力下才真正被摧毁；后者却认为旧制度是自动解体的，代表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
首先点燃革命导火索的是贵族。毫无疑问，在18世纪末叶的贵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占据着制高点。王权虽然强大，但缺少了像路易十四那样的雄主去运用；资产阶级向往他们，模仿他们，渴望成为其一员；农民受其统治；市民敬畏他们。他们在政治上占据高位，在经济上富足，在文化上引领者潮流和风尚。但贵族依旧不满意，因为自路易十四以来，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18世纪之后法国的动荡不安给了贵族理由和机会，旧制度是有罪的，是该为这一些负责的。贵族出身或非贵族出身的文人都在探讨各种传统权利，宪法，自然法，人权。他们谈的实际是旧制度前贵族的荣耀和王权对贵族的尊重。新老贵族中或许存在激斗，但他们不会放弃君主制本身的危机到来的转机。他们未必缺乏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但他们认为问题出在专制身上，他们渴求变革，渴求强化自己的特权和地位。18世纪末的这场财政危机，可能本身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纪多次出现的财政危机中特别严重的一次，再加上经济危机和北美战争的突袭，但政府财政却因此而面临绝境，不得不向贵族伸出求救之手，贵族看见了机会，他们誓要重新使国家走上“正轨”。
政府拿出了改革方案，但这种局部的方案难以满足贵族，显贵会议的召开也没能控制住局势，贵族们开始发声了，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始鼓舞起反抗。彼此串联，利用其在不同地方会议的特殊地位，煽动民众。他们喊出了三级会议的口号，他们吹响了革命的号角，他们是最终将碾碎他们自己的革命的第一个车轮。
资产阶级是蒸蒸日上的新兴力量，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和思想观念，他们总体上仍然是贵族的追随者，向往着后者，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希望成为贵族的一份子，但是后者却希望不断强化对于政治的垄断，对买官制度进行限制。这令资产阶级对贵族又爱又恨，但总体上，资产阶级依旧追随着贵族。他们追随在贵族的后面，喊出自由、宪法和三级会议。最终，他们发现国王屈服了，但高等法院决定三级会议按1614年召开，这是特权等级对他们的出卖。他们要求平等（尽管这最初的口号可能来自贵族中的叛逆者），他们要清扫特权的统治。国王和政府对“第三等级加倍”这一口号的含糊回应埋下了祸根。当三级会议召开后内克尔的改革再也无法打动资产阶级，而会议按三个等级召开的模式也令“第三等级加倍”失去了意义。第三等级的代表作出了抗争，但没有群众的介入，他们的力量无法让宫廷屈服。
从贵族的反叛到争取三级会议以及三级会议的地方选举，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动员了民众。无论是选举、起草陈情书乃至后来的建立民兵，都使每一个居民被卷入到政治生活中。适逢其会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这一切在民众心里以传统的对“贵族阴谋”的恐惧表现出来。民众习惯地将一切问题归结于当权的政府和贵族的恶意，因而同情代表(就算他们未必真正理解或意图去理解)。在勒费弗尔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感到群众的两种心态，一是对三级会议的美好幻想。三级会议这一古老事物在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的宣传下成了一剂万灵药，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由来已久，他们不会去考察“爱国者”和政府要求的改革具体的细节，他们怪责当权者，不信任由其主持的变革，三级会议成了官方选择之外惟一的替代，所以他们拥护三级会议。
第二种心态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对于“贵族阴谋”的恐惧，这同样是一种潜藏在群众心底的恐惧。群众对于与之隔离的贵族的态度其实与他们所憎恶的宫廷重臣一样（毫无疑问这些重臣基本都是贵族）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更勿论这批人与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绪与民众对贵族的敬畏混杂在一起，在新近出现的由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下酝酿催化。这种恐惧有着明显的中世纪的影子，但在动荡的时段中，谣言最有市场。更何况在很多地方谷物的匮乏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流浪问题使每个人的情绪都处在高度紧张和激动中。这正是对政府管理能力进行考验的时候，政府却在公共领域退出了，从1787年到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政府逐渐采取了一种退缩的态度，谷物自由政策尽管符合自由派的主张，对于经济危机却是不合时宜的。三级会议召开之后，对第三等级要求毫无应对的政府又激怒了视三级会议为民族更生的资产阶级和群众。巴黎首先行动起来，在勒费弗尔的看来，甚至7月14日这个日子本身在开始时可能只是一场谷物暴乱，是政府在这座城市逐渐失去的控制最终给了民众和部分导向民众的法兰西卫队以机会。尽管气氛已经极其紧张，王室军队的迅速退缩和城市革命的迅速依旧是出乎意料的。而随之而来的外省革命则充分体现了政府控制力在这段动荡时间内的瓦解。国王害怕爆发内战而向第三等级妥协，制宪会议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得以保留。
农民的心态与群众是相似的。法国的农民与贵族有着最直接的经济冲突，尤其是当许多贵族试图通过今天看来“进步”的方式改革经营土地的方式，他们侵犯了农民的直接利益。加重了本已承担重负的农民的负担。同样受到对三级会议的美好想象（如同农民对于国王的憧憬）和对“贵族阴谋”的恐惧两种心态的影响。尤其是后一种心态，对于农民的影响是尤为直接和深刻的，我们看到这种情绪最终发展为大革命期间著名的“大恐慌”（关于“大恐慌”的心态研究，笔者自己只看过高毅老师的《法兰西风格》中的相关章节，其中对于大恐慌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有着非常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农民在这种恐惧中展开了直接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制宪会议的活动。制宪会议同样恐惧农民的直接行动对秩序的破坏和对财产的侵犯，但情况特殊，得到群众和农民行动支持才得以保住的制宪会议不敢直接向政府的武力求助害怕葬送革命。他们只有在重建起秩序之前，努力满足农民的一些要求。尽管在根本上，农民试图恢复旧制度下“集体权利”的要求与经济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冲突的，但对于很多细节问题，以及对于取消封建制度的原则，制宪会议是愿意做出工作的，8月4日之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激烈的争论中诞生了（尽管会议过程有着讨巧的嫌疑，许多坚定的贵族反对派未出席晚上的会议）。但大革命取得了一项原则上的突破，它在原则上取消了“封建制度”。取消了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旧制度原则。这位以财富权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打开了大门。
作者详细考量了1789年人权宣言这一大革命纲领的内容。指出这一纲领看似是某种抽象空泛的理论浓缩。却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宣言的原则是对旧制度的针锋相对，是以一连串对旧制度原则的否定奠定了新制度的基石。当然，宣言本身也对很多地方言而不尽，毕竟宣言的起草者本身都生于旧制度中，他们更多地看到旧制度的弊端，却未能对新世界最好最完全的准备。他们喊出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喊出了民族的自由和权利，却未能对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作出充分规定是正常的（因为二者在此前都是争取的目标）。而且这份宣言在宗教等等方面毕竟不可能完全脱离法国社会的现状和文化传统。
大革命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其纲领中，但这一纲领的保存却要依靠暴力的确认。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中。勒费弗尔叙述了国王对八月制宪会议成果的消极抵抗，可以理解国王在最初退缩时并未料想到会有如此大胆的变革。特权等级发现自己在革命中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后也重新站回到国王身边，参加网球场宣言的革命元老之间就发生了分裂。只有群众的武力能够让国王屈服，而政府的控制力在革命中已经瓦解。民众不必理解国王与制宪会议的宪法纷争，但这一纷争却成了新的“贵族阴谋”的象征（一些代表们也开始惯于使用鼓动和谣言的工具）。国王调集军队的行动引爆了紧张的社会情绪，却又行动迟缓，缺乏行动的决心。最终在十月事件中，群众比军队行动更快。国王被带回巴黎，置于控制之下。由此，整个大革命的降临阶段才终于得以完成。再也不会轻易夭折。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从两个方面做出了总结：一是对群众暴力的肯定，没有群众暴力就不会有大革命，不会有大革命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二是对于大革命价值的肯定，集中体现在人权宣言的内容中。尽管后人对其细节颇有指责，但这一从旧世界生长出的新世界的萌芽本来就不可能对新世界产生的弊端负责。
勒费弗尔的这本著作影响深远。他在革命的时间进程背景下考察不同阶层是如何，为什么卷入革命。把大革命的爆发视作不同阶层的合力结果。是相对客观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群众武力的重要性的考察，他把革命最重要的动力归于下层的农民和群众，并且从心态的角度给予了深入的阐释。这样大革命的进程就不是苍白的一套政治话语突然变成另一套政治话语的抽象思辩斗争过程而是有血有肉的斗争。作者在分析不同阶级的政治要求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陈情书，但他也不是对材料拿来就用，而是相当审慎地进行了考察。他指出，陈情书是合力起草的结果，下级会议提交的陈情书还要在上一级会议加以合并和综合，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不符合“主流”的语言和要求很可能就被过滤掉了。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大革命的进程在作者笔下是从政府权力瓦解到新政治力量接替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显得过于简单。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考虑，这也是以科班为首的修正派后来对其攻击的主要目标。作者笔下统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真的存在吗？作者提到了启蒙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却没有对这种意识形态作更深入的分析，在作者的笔下，彷佛这种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独立的创造。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群体与其提出的各种主张联系如何？当不同群体祭起宪政、自由的大旗时，他们是在使用相同的话语体系吗？如果不同，那么究竟不同在何处，不同的源头又在哪里？这或许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不同阶层在革命中的心态与行动有所帮助。应当注意到勒费弗尔与多伊尔关于大革命起源的重要不同点：前者认为旧制度只有在群众的武力下才真正被摧毁；后者却认为旧制度是自动解体的，代表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