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政治的手段与目的

孔飞力在费正清退休后，被哈佛大学邀请主持中国研究中心。他的主要代表作《叫魂》和《中国晚期叛乱及其敌对势力》，手中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则是根据他在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整理出来的一本论文集。这本书是他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想法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思考系统的表述。

在导言中，译者对本书的四篇文章分别进行了概述，分别从微观的视野来阐述宏观的主题。这种能力，我在中国学者身上看到的很少，很多人喜欢宏大主题，但是很少从微观入手，基本上都是理论上的探讨，而缺乏细部的深入刻画。因此，我觉得孔飞力在写作上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讨论魏源与现代性问题上，孔飞力放弃了用《海国图志》中对外的了解，而是采取了魏源今文经研究，认为通过对《诗经》的解读，使他在理论上支持了士大夫积极参政的政治理念。这样，就能在官僚体系外，扩大士大夫的参政基础，提高政治合法性。这个问题，按照孔飞力来看，其实已经具备了现代性政治的征兆，虽然魏源似乎并没有将基层士人纳入政治讨论的范围，但是毕竟与过去科举考试进入政治体制才有机会影响政治进程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魏源提出扩大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冯桂芬更向前跨了一大步，除了广开言路之外，他还提出“千百人之公论”和“选举政治”，从而将政治参与发展成某种现代政治设计。在他看来，这是使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维护的途径。与魏源的思考来自经学不同，很明显冯桂芬的选举很有可能是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在此处，孔飞力对比了中美两国关于公共利益的看法，指出美国建国之初，联邦党人也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不过也受到了当时保守势力的抵制。这是为了衬托下面，官僚体制对于魏源和冯桂芬政治理念的抵制而设下的伏笔。不过，我们看到孔飞力的中国研究之中，依旧存在比较政治学的色彩，不通过与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对比，是无法显示出中国现代政治的特色和不足。

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体制内士大夫对于现代性政治的应对，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议题。对此，孔飞力选择陈鼎作为标本，这个人提出通过和亲来解决中西对抗的问题，这里很明显带有历史经验的意味，但是在政治制度上，他却坚决抵制魏源和冯桂芬扩大政治基础的要求，认为这是非圣妄法，动摇祖宗之制的根基。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制度上，从外部突围基本上是没有可能。这虽然在体制上维持了政治的稳定性，但是在面对现代政治挑战的时候，是完全失败了。

在讨论完晚清政治参与后，孔飞力将主题跳跃到毛泽东的现代政治建立上，对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刘小枫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办法建立起现代性政治，直到四九年才真正建立起现代性政治的雏形。在他笔下，毛泽东成为自晚清以来真正完成了国家对于地方的财政汲取和彻底的社会控制。译者在此处比较了孔飞力的学士论文《伊利莎白一世的研究》，对比了中英两国在现代政治建立上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现代政治摧毁了原有的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的“中介力量”——士绅阶层，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强权国家。与此同时，由于士绅阶层被消灭，公共言论空间被封闭，现代政治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也被消灭了。

在上述两个议题中，孔飞力分析了晚清现代政治的走向及其失败，也分析了毛泽东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功及其排斥现代政治的地方，对比晚清与新共和两次现代政治的实践，我们不妨可以看出现代政治的矛盾之处。现代政治一方面需要扩大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扩大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建立强大的现代性政治国家，两者在中国被视作手段与目的，如果现代政治建立可以排斥手段，那么现代性政治——自由与民主就不是唯一道路。这也是中国当下政治决策者的一致看法。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孔飞力对于中共政权的某种隐性的肯定，虽然这肯定不会被中国当下的左右两派所支持。但是，问题也就在此，孔飞力将现代性政治的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固然是解释中国历史进程很好的入手处。但是，我们必须还要追问，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内，国家是如何构建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来保障整个政治制度的稳定？对此，我并不敢像孔飞力如此乐观，不过他对政治体制消除了士绅阶层的看法，我是感受的到的。如果缺乏了经济支撑，中国中产阶级是否拥有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我总是有所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