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张大春的人物稿
因《大唐李白》采访张大春。已刊于媒体。
张大春：我为李白“代笔”
采访张大春起码能够学到以下知识：唐代通货不足，民间债券横行；李白绝不“浪漫”，他的诗中有一半为干谒，赠送给低级官吏，是个非常会打理自己声望的“自媒体”；清酒的蒸馏技术也许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不是学界认为的元代；道教在唐朝政坛中是一股隐秘的势力，很可能是李白声名广振的幕后推手。
《大唐李白》是张大春继《城邦暴力团》之后的新书，名为小说，但就像上述内容一样，杂糅了严谨的考据、严肃的诗论和肆意的想象。
“跟着小说写小说是所有人都会的。但小说就是那样吗？我年纪不小了。我从三十岁开始就想办法写得不一样。”阿城对现代小说扑面而来的“小说腔”的批评给过张大春很大的启悟，他总琢磨要打破类型。
《聆听父亲》本是一本传记，但他从六大爷留下的70页《家史漫谈》开始，把家族故事推演得像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中，武侠一脉被彻底放大，真实的家族故事和历史叙事都成为虚拟人物的背景。
到了《大唐李白》，张大春希望是一部“论文小说”，读者看完之后，“大学就毕业了，再也不用看别的有关李白的书了。”
张大春对于“突围”的兴趣，同样也在“诗外”。去年，他担当编剧顾问的《一代宗师》上映，还推出了与周华健合作的音乐专辑《江湖》。他的工作身份是电台主持，每天讲两个小时的“大春泡新闻”，时事、科学、音乐、法律无所不包，陈水扁被押那天，张大春给他点了一首台语歌，唱着“他被押了他被押了……”
诗是吾家事
让作家阎连科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是张大春为什么要写李白，而是他为什么能写。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不像野史的野史，不像传记的传记，不像诗论的诗论”，要求的是对小说、野史、传记和诗论的融会贯通。“你确实相信大春是图书馆式的写作”，阎连科说，“在华语写作中间，他是几乎唯一一个想写什么就能去写什么的人。”
张大春被问最多的问题，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资料”。这本24万字《大唐李白》只是第一卷，还有三卷，共100万字，既有李白生平，也有细致的唐代生活风貌。《新唐书•李白传》中“州举有道，不应”六个字，被他扩展到数万字的篇幅。
“我在没有准备这个小说的时候已经在准备了。”张大春一副“吃蛋何须问母鸡”的神情。“我在写下‘大唐李白’四个字的时候就对我太太说，这四个字平上去入都有。可我学平仄不是为了写《大唐李白》。”他迷上旧体诗已数十年，早起、睡前都读诗写诗，许多年没看过带标点符号的书了。
张大春小说才华显露得很早，大二就得了台湾最重要的小说奖——时报文学奖。毕业后做副刊编辑，发明一种新闻小说的文体：他早上看30份报纸，挑选当天最热的新闻写成小说连载，取名曰“大说谎家”。看起来是虚构，可又非常逼真，这样的技巧，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通透。
他更愿意谈的是“为什么要写”。“我总觉得盛世和盛世之中卑微的个人总有一种疏离的张力。疏离是这些人融不进去主流的繁荣，但不表示他不渴望融入。”这样的代言人是李白，名气大到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了解他，但却少有人知他是唐代最没有资格参与缔造时代的人：商人之子，是贱民阶层，地位只比妓女高一些。“他完全是从个人的表现上荣耀了这个时代”，张大春说。
“诗圣”杜甫曾经有一句诗，说得相当自傲：“诗是吾家事”，强调了他“士族”的习业传统和责任。对张大春而言，写李白亦是如此，“如果我不写，不会有人再写，那我就非写不可。”
“但说我什么都能写，没有这种事，这他妈就是吹牛了。”张大春撇撇嘴。
他没写过爱情小说。倒不是不能，而是不愿，还给出了三种版本的理由：太多人写了天底下不缺这个，我总是习惯走少有人走的路；我写爱情啊你看不出来而已，到处都是爱情。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则是“爱情是用来做的而不是用来说的”，然后笑笑，“这句话说出来后女记者一片脸红。”
全世界最快的男人
《一代宗师》让徐皓峰走进大众视野，但张大春却不愿乘这艘快船。尽管很早就介入到这个电影中，他却一早与王家卫约定，不拿钱不签合同。“我知道他的工作方式，如果要和他合作，拿多少钱都不划算。我不如把他当朋友”，张大春说，他做事之前要心里估算一下，“值不值”，不是所有的拿钱的事情都会值回票价。他们的合作方式显得很随性，有时王家卫在片场临时给他发短信，“宫二进入金楼要说什么？”张大春就把台词编好发给他。
张大春与台湾文艺界许多人交好。“台北有那么几个 地方，小酒廊，咖啡店，书店，只要去了都会有朋友。一有朋友就有活要做。都是从事文字、音乐、戏剧工作的：罗大佑，杨 德昌，侯孝贤，蔡琴，张艾嘉，还有李寿全，统统是在那里出名的。”地理上的小，成就了台湾文艺圈的融合。
他在1986年就写过一首红歌，潘越云的《一片海洋》。这首歌本是应李宗盛邀约，他没写完，李宗盛还是用了。歌词仅有两段，后面只是“一片海洋，一片海洋……”，但在台湾还卖得挺好。
与周华健合作的《江湖》中，张大春要用心很多。歌词非常讲究，几乎句句用典，涉及文学、京剧、国画，周华健要先搞懂了才能谱曲。
他似乎与武侠脱不开关系，又拒绝被贴标签。“《江湖》是周华健提的，《一代宗师》是王家卫找的我。巧合。好像我他妈的成了帮会一样。”
张大春在电台讲新闻颇多妙语，演讲的时候能正经长篇大论一个小时，记录下来是篇好文章。但坐下，国骂就不时冒出来。他极放松，任何问题兵来将挡，说到酣处，发出洪亮的笑声。
待与周华健、吴兴国合作京剧《荡寇志》时，周华健已经能明白他写的东西。有次周华健请他补两句词，张大春五分钟内回了邮件。周华健高兴地说，“这封信我完全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我有进步”。还说，“大春老师您真是全世界最快的男人。”
张大春几乎捧腹，笑声绕梁。
旁人看来，这些作品是他和友人“玩”出来的，张大春却非常讨厌“好玩”这个词。“我不是为了好玩而玩，而是用玩的形式来完成一件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他也不承认自己“跨界”，“我都是在做文字工作”。不论是说书、讲新闻，还是写歌词、剧本，在他看来都和文字有关，“在我这里可以随便跨”。“玩”不是做事态度，但绝对是方法，他监制的舞台剧叫《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在“精忠报国”的故事里讲婆媳关系。
写最古老的诗，最先锋的小说，除了玩文艺之外，他还毫不讳言政治，曾批评马英九、龙应台“除了徒托空言的世界观之外，没有看到能够具体落实到台湾的文化和行政步骤上的政策”；还在专栏中讽刺施明德质疑蔡英文性倾向的行为根本是“头壳坏去”。
张大春让人难以下定义。事实上，他这次写李白也是因为“最吸引我的是他性格的复杂性”。李白是商人之子，却没有继承家业，而是在科举之外找到途径进入宫廷，更在格律之外发展出自己的语言体系。表现这种“与盛世既疏离又试图融入的张力”是张大春此次书写的重要动力。但回到他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张大春又对这样的比照保持了谨慎的距离。“当我们使用‘盛世’这个词的时候，必定有它的可疑之处”，他说自己无法避免现实历史，但“讽刺”并不存在。而他是否“疏离又试图融入”？张大春曾给周华健写过《侠客行》，他对其中一段歌词感受极深：“办些许该做的事，任人吵闹喧腾，不必听。遂了初心，拂衣便走；且把此身藏人海，埋没我的姓名。”
虚实之间
在文坛对“代笔”之事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张大春开始为李白“代笔”。《大唐李白》中，他续补、改写了一些“不好的李诗”。“有些诗我觉得要么是李白没写完，要么是后来编选李白诗集的编辑在胡编乱造。”
张大春学古诗风格近杜甫，极重视格律和声调，却帮助他更了解李白在格律内外的游走。他无法堂而皇之地改李白的诗，但在小说里可以，便兴致勃勃把《菩萨蛮》改成七言绝句。甚至在将要出版的第二卷《凤凰台》中，张大春替李白写了一篇《云梦赋》，然后用十万字的篇幅透过这个赋去写他的性格和人生。
“这种动机其实很不好的，在古人的生命或者血泪的痕迹里，好像在动一点小手脚，就是偷鸡摸狗”，张大春却激动起来，“但是小说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个世界，而且全方位地去看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当时也未必然看的清楚的某一些角落，这个小说就有了更清楚的视觉和视角。”这一点常常令他在写的时候发抖，“小说还能干这个、这么坏的事，这么坏的事还这么有意义，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还可以做得这么不被人察觉。”
他在书里埋了不少“彩蛋”。书中和李白有一段情愫的月娘，名字与“太白金星”李白有着天文学的映照。金星上来月亮下去，它们每隔十几年才见一次面。有规律的相遇，但不会在一起，“很diao”。不过张大春马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起名更直接的原因是李白有太多月亮诗了，没有道理。如果他的马子不叫‘月’能叫什么？”
去年，他将自己 为李白“代笔”的 《捉月歌》发上微博，谎称那是新发现的李白未入辑的遗作，不少人信以为真。“替李白完成，是我的义务。万一有一天有人看了这些诗，会说 ‘李白写得真不错’呢？”
张大春无疑将读者的门槛提到一个新高度。“我干嘛要讲你已经懂的东西？”张大春并不讳言书的艰涩。许多读者看不太懂，并将其将其视为自身语言退化的证据，“大唐比较俚俗的语言现在还要研究一番才能懂”。他们对汉语的蜕变抱有深深的担忧。
可张大春的孩子似乎不这么认为。张大春给周华健写歌词，15岁的女儿张宜看到，说：“周华健已经那么老了，你还再帮他写文言文的歌词，你不要害他了。”
这并不是最令人感到挫败的，张大春认为只要把古典文化融入到有效率的教学机制之中，孩子也愿意学。作为小说家，张大春给孩子们写过《认得几个字》，还编过几篇自选的教材。在儿女小的时候，他喜欢和他们说话，家里每次吃饭都要2个小时。儿女伶牙俐齿，长大后也更会顶嘴。来北京宣传《大唐李白》前，张大春刚和女儿吵了一架。他看女儿不太写作业，说了几句，女儿马上反驳，“你以为你小说写得好吗”？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你不要用我来写小说，你凭什么推测我的心理？”
善于在真实和虚构之间跳来跳去的张大春，完全无法回答女儿的问题，他只是无奈地说，“我明明觉得她不想写功课啊，因为我就是不想写功课的人。”
张大春：我为李白“代笔”
采访张大春起码能够学到以下知识：唐代通货不足，民间债券横行；李白绝不“浪漫”，他的诗中有一半为干谒，赠送给低级官吏，是个非常会打理自己声望的“自媒体”；清酒的蒸馏技术也许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不是学界认为的元代；道教在唐朝政坛中是一股隐秘的势力，很可能是李白声名广振的幕后推手。
《大唐李白》是张大春继《城邦暴力团》之后的新书，名为小说，但就像上述内容一样，杂糅了严谨的考据、严肃的诗论和肆意的想象。
“跟着小说写小说是所有人都会的。但小说就是那样吗？我年纪不小了。我从三十岁开始就想办法写得不一样。”阿城对现代小说扑面而来的“小说腔”的批评给过张大春很大的启悟，他总琢磨要打破类型。
《聆听父亲》本是一本传记，但他从六大爷留下的70页《家史漫谈》开始，把家族故事推演得像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中，武侠一脉被彻底放大，真实的家族故事和历史叙事都成为虚拟人物的背景。
到了《大唐李白》，张大春希望是一部“论文小说”，读者看完之后，“大学就毕业了，再也不用看别的有关李白的书了。”
张大春对于“突围”的兴趣，同样也在“诗外”。去年，他担当编剧顾问的《一代宗师》上映，还推出了与周华健合作的音乐专辑《江湖》。他的工作身份是电台主持，每天讲两个小时的“大春泡新闻”，时事、科学、音乐、法律无所不包，陈水扁被押那天，张大春给他点了一首台语歌，唱着“他被押了他被押了……”
诗是吾家事
让作家阎连科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是张大春为什么要写李白，而是他为什么能写。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不像野史的野史，不像传记的传记，不像诗论的诗论”，要求的是对小说、野史、传记和诗论的融会贯通。“你确实相信大春是图书馆式的写作”，阎连科说，“在华语写作中间，他是几乎唯一一个想写什么就能去写什么的人。”
张大春被问最多的问题，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资料”。这本24万字《大唐李白》只是第一卷，还有三卷，共100万字，既有李白生平，也有细致的唐代生活风貌。《新唐书•李白传》中“州举有道，不应”六个字，被他扩展到数万字的篇幅。
“我在没有准备这个小说的时候已经在准备了。”张大春一副“吃蛋何须问母鸡”的神情。“我在写下‘大唐李白’四个字的时候就对我太太说，这四个字平上去入都有。可我学平仄不是为了写《大唐李白》。”他迷上旧体诗已数十年，早起、睡前都读诗写诗，许多年没看过带标点符号的书了。
张大春小说才华显露得很早，大二就得了台湾最重要的小说奖——时报文学奖。毕业后做副刊编辑，发明一种新闻小说的文体：他早上看30份报纸，挑选当天最热的新闻写成小说连载，取名曰“大说谎家”。看起来是虚构，可又非常逼真，这样的技巧，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通透。
他更愿意谈的是“为什么要写”。“我总觉得盛世和盛世之中卑微的个人总有一种疏离的张力。疏离是这些人融不进去主流的繁荣，但不表示他不渴望融入。”这样的代言人是李白，名气大到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了解他，但却少有人知他是唐代最没有资格参与缔造时代的人：商人之子，是贱民阶层，地位只比妓女高一些。“他完全是从个人的表现上荣耀了这个时代”，张大春说。
“诗圣”杜甫曾经有一句诗，说得相当自傲：“诗是吾家事”，强调了他“士族”的习业传统和责任。对张大春而言，写李白亦是如此，“如果我不写，不会有人再写，那我就非写不可。”
“但说我什么都能写，没有这种事，这他妈就是吹牛了。”张大春撇撇嘴。
他没写过爱情小说。倒不是不能，而是不愿，还给出了三种版本的理由：太多人写了天底下不缺这个，我总是习惯走少有人走的路；我写爱情啊你看不出来而已，到处都是爱情。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则是“爱情是用来做的而不是用来说的”，然后笑笑，“这句话说出来后女记者一片脸红。”
全世界最快的男人
《一代宗师》让徐皓峰走进大众视野，但张大春却不愿乘这艘快船。尽管很早就介入到这个电影中，他却一早与王家卫约定，不拿钱不签合同。“我知道他的工作方式，如果要和他合作，拿多少钱都不划算。我不如把他当朋友”，张大春说，他做事之前要心里估算一下，“值不值”，不是所有的拿钱的事情都会值回票价。他们的合作方式显得很随性，有时王家卫在片场临时给他发短信，“宫二进入金楼要说什么？”张大春就把台词编好发给他。
张大春与台湾文艺界许多人交好。“台北有那么几个 地方，小酒廊，咖啡店，书店，只要去了都会有朋友。一有朋友就有活要做。都是从事文字、音乐、戏剧工作的：罗大佑，杨 德昌，侯孝贤，蔡琴，张艾嘉，还有李寿全，统统是在那里出名的。”地理上的小，成就了台湾文艺圈的融合。
他在1986年就写过一首红歌，潘越云的《一片海洋》。这首歌本是应李宗盛邀约，他没写完，李宗盛还是用了。歌词仅有两段，后面只是“一片海洋，一片海洋……”，但在台湾还卖得挺好。
与周华健合作的《江湖》中，张大春要用心很多。歌词非常讲究，几乎句句用典，涉及文学、京剧、国画，周华健要先搞懂了才能谱曲。
他似乎与武侠脱不开关系，又拒绝被贴标签。“《江湖》是周华健提的，《一代宗师》是王家卫找的我。巧合。好像我他妈的成了帮会一样。”
张大春在电台讲新闻颇多妙语，演讲的时候能正经长篇大论一个小时，记录下来是篇好文章。但坐下，国骂就不时冒出来。他极放松，任何问题兵来将挡，说到酣处，发出洪亮的笑声。
待与周华健、吴兴国合作京剧《荡寇志》时，周华健已经能明白他写的东西。有次周华健请他补两句词，张大春五分钟内回了邮件。周华健高兴地说，“这封信我完全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我有进步”。还说，“大春老师您真是全世界最快的男人。”
张大春几乎捧腹，笑声绕梁。
旁人看来，这些作品是他和友人“玩”出来的，张大春却非常讨厌“好玩”这个词。“我不是为了好玩而玩，而是用玩的形式来完成一件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他也不承认自己“跨界”，“我都是在做文字工作”。不论是说书、讲新闻，还是写歌词、剧本，在他看来都和文字有关，“在我这里可以随便跨”。“玩”不是做事态度，但绝对是方法，他监制的舞台剧叫《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在“精忠报国”的故事里讲婆媳关系。
写最古老的诗，最先锋的小说，除了玩文艺之外，他还毫不讳言政治，曾批评马英九、龙应台“除了徒托空言的世界观之外，没有看到能够具体落实到台湾的文化和行政步骤上的政策”；还在专栏中讽刺施明德质疑蔡英文性倾向的行为根本是“头壳坏去”。
张大春让人难以下定义。事实上，他这次写李白也是因为“最吸引我的是他性格的复杂性”。李白是商人之子，却没有继承家业，而是在科举之外找到途径进入宫廷，更在格律之外发展出自己的语言体系。表现这种“与盛世既疏离又试图融入的张力”是张大春此次书写的重要动力。但回到他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张大春又对这样的比照保持了谨慎的距离。“当我们使用‘盛世’这个词的时候，必定有它的可疑之处”，他说自己无法避免现实历史，但“讽刺”并不存在。而他是否“疏离又试图融入”？张大春曾给周华健写过《侠客行》，他对其中一段歌词感受极深：“办些许该做的事，任人吵闹喧腾，不必听。遂了初心，拂衣便走；且把此身藏人海，埋没我的姓名。”
虚实之间
在文坛对“代笔”之事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张大春开始为李白“代笔”。《大唐李白》中，他续补、改写了一些“不好的李诗”。“有些诗我觉得要么是李白没写完，要么是后来编选李白诗集的编辑在胡编乱造。”
张大春学古诗风格近杜甫，极重视格律和声调，却帮助他更了解李白在格律内外的游走。他无法堂而皇之地改李白的诗，但在小说里可以，便兴致勃勃把《菩萨蛮》改成七言绝句。甚至在将要出版的第二卷《凤凰台》中，张大春替李白写了一篇《云梦赋》，然后用十万字的篇幅透过这个赋去写他的性格和人生。
“这种动机其实很不好的，在古人的生命或者血泪的痕迹里，好像在动一点小手脚，就是偷鸡摸狗”，张大春却激动起来，“但是小说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个世界，而且全方位地去看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当时也未必然看的清楚的某一些角落，这个小说就有了更清楚的视觉和视角。”这一点常常令他在写的时候发抖，“小说还能干这个、这么坏的事，这么坏的事还这么有意义，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还可以做得这么不被人察觉。”
他在书里埋了不少“彩蛋”。书中和李白有一段情愫的月娘，名字与“太白金星”李白有着天文学的映照。金星上来月亮下去，它们每隔十几年才见一次面。有规律的相遇，但不会在一起，“很diao”。不过张大春马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起名更直接的原因是李白有太多月亮诗了，没有道理。如果他的马子不叫‘月’能叫什么？”
去年，他将自己 为李白“代笔”的 《捉月歌》发上微博，谎称那是新发现的李白未入辑的遗作，不少人信以为真。“替李白完成，是我的义务。万一有一天有人看了这些诗，会说 ‘李白写得真不错’呢？”
张大春无疑将读者的门槛提到一个新高度。“我干嘛要讲你已经懂的东西？”张大春并不讳言书的艰涩。许多读者看不太懂，并将其将其视为自身语言退化的证据，“大唐比较俚俗的语言现在还要研究一番才能懂”。他们对汉语的蜕变抱有深深的担忧。
可张大春的孩子似乎不这么认为。张大春给周华健写歌词，15岁的女儿张宜看到，说：“周华健已经那么老了，你还再帮他写文言文的歌词，你不要害他了。”
这并不是最令人感到挫败的，张大春认为只要把古典文化融入到有效率的教学机制之中，孩子也愿意学。作为小说家，张大春给孩子们写过《认得几个字》，还编过几篇自选的教材。在儿女小的时候，他喜欢和他们说话，家里每次吃饭都要2个小时。儿女伶牙俐齿，长大后也更会顶嘴。来北京宣传《大唐李白》前，张大春刚和女儿吵了一架。他看女儿不太写作业，说了几句，女儿马上反驳，“你以为你小说写得好吗”？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你不要用我来写小说，你凭什么推测我的心理？”
善于在真实和虚构之间跳来跳去的张大春，完全无法回答女儿的问题，他只是无奈地说，“我明明觉得她不想写功课啊，因为我就是不想写功课的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