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有感（转）

文/ 何瑞涓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除了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及文学的效用，也包括创作中对现实素材的处理及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麦家写的小说与剧作大多数是谍战题材，很多人问他：你写的是真的吗？你肯定当过间谍。是否要经历后才能写作？不是的，假若这样，那么但丁肯定下过地狱，吴承恩也到西天取过经。麦家说：每个作家基本都会写到死亡，写到刻骨铭心的爱，爱可能经历过，但是死肯定没有经历过。因此，并不是一定要经历过那样的事，才能写出那样的文字。
　　麦家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有自己的独特理解：生活分很多种，“我肯定写不出我所了解的那部分生活。”麦家从1986年开始创作，最初是写熟悉的人和事，但是“怎么写都水平一般，没个性没特色，很容易被湮没”。1987、1988年，当时还流行给厂长写收费的报告文学，一篇2000，会预付300。麦家坦言，作家穷，所以他也写过，写过三次，但是后来的钱他却拿不到，因为他写不出来，太近了反而不会写。从写报告文学的经历，麦家得出一条写作经验：一定要找别人没写过的生活。在他看来，“农村、军营等已经很多人写过，不仅写过，还在各自的山头上插上了旗子，要打下来很难。因此，别人写过的，我一定不写。”那么麦家要写什么呢？
　　麦家要写的，是别人不了解，而他自己也不熟悉的生活。他曾经有一个秘密，就是上过情报学校，毕业之后也是去做情报工作。保密期过后，这也不再是秘密。麦家说，通过技术手段收集情报的机构，任何国家都有，这本不是秘密。他发现，没有人写过这个领域，他分析过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作家不懂情报工作，不能写；情报官不能驾驭文字，写不了。毛主席曾经有个批示称这个领域一律不允许用文学来表达。麦家做出了尝试：“我不泄密就可以了”，而正因为进过情报机构，麦家也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泄密，知道红线在哪里。“太远离没意思，无限逼近红线又不碰红线，读者才爱看，价值也就出来了”。他这样看待这一为自己独有的优势。
　　麦家所谓的不熟悉，是接触过而又不了解但是进入到他的心灵之中吸引了他的那部分生活。麦家当时一动笔，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他要写的是破译家，但是他对破译家一点也不了解，他只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群人，“我对破译家的所有理解就是，在离我们当时住的大院子五六里的地方，有一个小院子，那个小院子里住着一群破译家”。他只和破译家一起打过篮球。很多破译家娶的爱人是麦家的同事，所以他们每到周末会回到大院子里来过家庭生活。他还是实习生的时候，一天他跟一位破译家寒暄，他的师傅听到了，很着急地从6楼跑下来问：你刚刚跟他说了什么？你少跟他说话。原来，破译家掌握的机密度更高，他们的保密期也就更长，麦家是8年的话，他们可能就是18年，20年，他们中间的某个人假如在谈话中一不小心透露了秘密，麦家的保密期也将相应增加，也得20年才能离开单位。从那以后，麦家就再也没跟破译家打过交道。
　　但是麦家却从此“暗恋”上了这群人。1991年麦家就想写他们，离开单位之后那群神秘的人一直生活在麦家的想象世界里，“我一直惦念着他们”。创作的冲动推着他向前走，“就像暗恋一样，明明知道她要拒绝我，可是忍不住”，于是明知道可能写不好，知道是出版禁忌的情况下，麦家一意孤行地动笔了，一写就是11年。这就是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的《解密》，也是第一部写破译家的小说。
　　创作中作家与现实需要距离，距离产生美，产生想象的自由，不过距离也是需要度的。麦家在大院子里待了8个月，“如果我在那里不是待8个月而是待8年，那我可能就不会写他们了，因为8年时间我就会跟他们很熟了。抓住的又跑掉的鱼会让人记住，抓住的鱼不会给人留下印象，那群人就是从指缝里溜走的鱼。只要你惦记着一样东西，不管是爱也好，恨也好，有一天你就很可能会写出来，不论是写信，写日记，还是写小说”。
　　所以麦家说，如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那么这个生活也一定不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你的和我的差不多，这个生活是指内心生活。有人说麦家是因为有经历才能写那么多小说，麦家则说，“与其说是经历，不如说是情感赋予我的”，正是内心里对文学、对不熟悉的人与事物的热情追寻，麦家在远距离中无限接近了他们，才表现得那么真切，“那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