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一篇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By TOBIE MEYER-FO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ii, 316pp.
自廣受矚目的前著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問世十年之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推出了她“十年磨一劍”的新作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浩劫之後：太平天國戰爭之遺產與19世紀之中國》）。此本“目光向下”、以新穎獨到之視角重新檢視太平天國運動的著作憑其不落窠臼的研究角度，將“太平天國”這樣一個國內學者皆認為“做不出新名堂”的“老”題目寫出了新意。
本書聚焦社會底層百姓，關注在這場大規模內戰中，民眾浮萍一般的命運及其為求生而做出的努力、地方士紳對於社會道德秩序的重整、地方慈善組織種種社會救治行為、國家和地方爭奪戰後紀念和祭奠儀式的話語權、以及戰爭對於普通百姓心靈造成的創傷。全書共七章，除最後一章——“尾聲（Endings）”以外，各章分別以一個詞語命名統領。對於此類章節名稱的選取，梅爾清認為它們凸顯了因戰爭之喪損而產生的、對於生活的幻滅和無力感以及難以彌合之悲痛（頁17）。第一章“戰爭（War）”，為讀者簡單講述了戰爭的概況：交戰雙方、戰爭過程和戰爭的影響。之後，她介紹了中國及西方學界目前關乎太平天國研究的常規思路，或在梅爾清自己看來，為研究視角之桎梏。她認為，學界在考察這場可以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時，過多重視交戰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較量，而忽略了戰爭最本質的東西——對人民日常生活的破壞。百姓對於一場戰爭的記憶並不會是誰勝誰負或高層政局的重新洗牌，他們記住的往往是帶來切膚之痛的顛沛流離、妻離子散以及家破人亡。因之，她開篇名義的確認了自己的寫作態度：她要寫的是被戰爭漩渦裹挾的普通人，寫這些人失去的東西，寫他們如何生存、死亡以及被記憶。
這場戰爭對下層民眾意味著甚麼？戰爭中的葬禮如何舉行，無人認領的遍地遺骸又如何處理？戰爭結束後幸存者對於國家追贈的榮譽如何理解，官方主持的紀念儀式背後存在甚麼現實考量，而逝者對於生者來說又意味著甚麼？（頁3）以一系列的設問開始，梅爾清逐步鋪成開她的敘述。第二章，“話語（Words）”，聚焦於一個地方士紳，並考察戰爭前後這一類人的作為。余治，千千萬萬晚清普通讀書人中的一員，五次科舉落第，以鄉村塾師身份糊口。但他卻是清廷積極的擁護者、是地方士紳的代表，並極具“宗教熱情”的領導地方對戰爭做出反映：鼓勵參軍、掩埋骸骨、戰後重建。因為戰爭對原有社會秩序的破壞，使得余治對重建具備森嚴等級制而宗教意義上合法的新生社會充滿信心，因此他奔走民間，力圖以聲嘶力竭的呼吁來重拾社會對清政府的信心和信仰。本章題名“話語”，指得便是余治意圖恢復社會的工具。他先是通過號召對載諸紙端的“話語”——文字進行崇拜，再親力親為的四處發表演講，希望以口耳相傳的“話語”來確認和強調清政府的合法性。余治對道德正統賦以無可比擬的重視和強調，是彼一時代典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戰爭中的身份認同情況是怎樣的？第三章“黥體（Marked Bodies）”便從這個角度出發，探討被戰爭漩渦裹挾之普通民眾的無所適從。刺面、髮型、服裝、口音，此類身份標識雖不是戰爭的產物，但在亂局之中卻尤其顯明，甚或會引來殺身之禍。戰爭雙方為了處理大量的流動人口，以及更為重要的士兵變節問題，便皆在此類可辨識的身份標識上做文章。筆者個人以為，本章是全書最為出彩之處，梅爾清以“身體政治”的角度切入，嘗試去回答一個常被人忽略的問題：戰爭雙方是滿清政府和太平天國，但“誰”又是太平軍呢？相較於戰爭對於外在肢體的殘害，其加之於內在身份的傷痕尤其深刻且難以愈合。戰爭中經確認、被標識的身體之“從屬屬性”具備延續性，待到戰爭結束之後，此類難以抹滅的“身份認同”便無疑是一個持久的印記，並對身份主體在“浩劫之後”被記憶的方式加以篡改和扭曲。
對於戰爭中“遍野橫屍”進行處理，以及對逝者身份的認證，是國家在戰爭進行過程以及戰爭結束之後重建地方秩序的重要舉措。本書的四、五兩章便討論此類內容。第四章“骨與肉（Bones and Flesh）”討論關乎遺骸的幾項行為之意義：人相食、遺骸的收集和保存、遺體安葬以及社會道德秩序的重建。“屍橫遍野”成了戰時江南的代名詞，四散的骸骨往往承載著非常強烈的政治象徵，是對王朝統治失敗的最醒目提示。而載諸文本的“人相食”敘述更是社會失序的典型體現。因之對此問題的處置顯得尤為必要。而對於遺骸的處理又往往是國家、家庭及地方共同體利益重疊的區域（頁100），國家需要通過在此項舉措中的“現身”來昭告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尚存，地方政府則是政令的具體承擔者，並在施行詔令時私有與國家“奪權”的意圖。而對於地方士紳來說，戰爭是對道德秩序的巨大挑戰。讀書人應該在此時擔負“社會道德重建”的重任。戰爭善後工作因此成為了國家、地方政府、地方慈善組織合作與競爭、力圖擴大自身社會影響的場所。雖然地方政府和慈善組織多以國家的代理人自居，但他們的現實目的與國家並不盡相同。這種合作與競爭在江南地區相當普遍，結果便是地方社會的結構得以被重新整合。
第五章“木與墨（Wood and Ink）”關注官方紀念儀式和文本敘述中對逝者的悼念和記憶方式，以及背後的現實利益考量。官方的紀念和祭祀往往充斥政治性話語敘述，如對殉難者名單的制定便以“忠君愛國”為標準口徑進行強調。中央政府擬通過此類行徑重新抓住地方社會的忠誠和支持，而各地方政府亦利用國家的意圖以達自己的目的。被國家表彰為烈士的人究竟是甚麼身份，又為何而死？梅爾清梳理了清政府通過官方悼念活動來彰顯王朝正統性的傳統，以對比凸顯出晚清國家不得已而放權給省級政府或地方社會的無奈。安慰幸存家屬、主持悼念逝者並對其遜國身份的認證，話語權的歸屬成為國家和地方爭奪的對象，最終又多為地方士紳或軍事權威——例如曾國藩所佔據。浩劫之後，活人利用死人的榮譽來建構自身的地位，看似光鮮而誠懇的悼亡儀式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平台。
國家僅僅對逝者“殉國”的行徑感興趣，那麼他們的社會、家庭身份又由誰來銘記呢？第六章“失去（Loss）”以張光烈個案進行分析，來看一個普通人怎樣為紀念自己的亡母做出努力。張光烈八歲時親眼目睹母親受害，這成為伴隨其成長而揮之不去的夢魘。浩劫之後，他認為國家做出的紀念和祭奠不足以重構母親的形象，官方的記載過於乾癟，而被國家淡化的“母親”屬性則僅屬於他，也僅能由他自己記憶。因此他通過建築、文本、私人物品的配置，為自己營造出了私屬的悼念空間。梅爾清在此節中深入文本，將一個人目睹母親被謀殺的痛苦和國家僅僅針對人物特定身份進行的祭奠並置，比照官方和私人記述的側重點志不同。由張光烈的例子，我們得以想見戰後社會的重建並不是一個積極的恢復，而是掙扎在不願回想的慘烈回憶中的痛苦過程（頁201）。
一篇合格的書評當然應該給評著挑挑毛病，筆者亦需要完成這個任務。首先要提到的是選取研究客體的代表性問題。全書主體章節五章，而筆者以為“話語”一章最為突兀，可能的原因或許是余治其人的光怪性格。梅爾清在文中多次以“傳道者”“清廷的鼓吹者”來指代余治，他富有宗教熱情的道德呼吁和對清廷極端的支持不禁讓筆者思考他此類行為和思想的淵源何來、以及此人之於普通下層士紳是否具有代表性。在四處演說以募善款時，余治將戰爭視為報應，是對城市中種種罪惡、醜陋生活方式的天譴。而在筆者的認識中，仇視城市、憎恨消費社會紙醉金迷的生活態度本是西方大都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社會批判意識，但此話竟出自19世紀無錫農村的一個下層士紳之口，不禁讓筆者有些許驚愕。
與此類似，在史料選擇上，梅爾清的側重點非常明顯。遍覽全書，她對太平天國一方的社會態勢著墨並不多。如提到遺骸處置時，亦僅僅提及了太平軍中有名為“掩埋館”的機構存在，但並不做過多深入討論。雖然她本人在第一章中就表達了史料匱乏對研究造成的影響，但筆者仍希望多多少少能夠看到針對太平天國陣營諸如傷殘救治、社會整合方面的討論。
作為一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此書不可避免的存在些許過度詮釋的嫌疑。如“黥體”一章中，梅爾清引用不少身在中國、得以近距離觀察這場戰爭的西方人的觀點，如他們在面對太平軍大紅大綠、五彩斑斕的服裝以及滑稽的宗教儀式時，產生了不少鄙夷之感，作者便將他們口中“這群人如何能夠替代清政府”的疑問與西方人最終出兵援助清軍的行徑加以聯繫，卻較少考慮另有一批“洋人”在頻繁的和洪仁玕接觸、嘗試打造一個全盤西化的中國。此外，梅爾清在書中反復重申對普通民眾（Populace）的關懷，但從其使用的材料來看，畢竟還是出自地方士紳之手。當然，對這種小毛病過度糾纏實屬不必要；此類瑕疵和整本書所作的貢獻相比，畢竟是不足道的。
作為上世紀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太平天國研究，真的可以用“熱鬧”一祠來形容。各類資料匯編層出不窮，研究成果亦是汗牛充棟，讓學者，尤其是年輕學子感到頗為棘手而怯於輕易介入。但總的來說，中國史家對待此一課題的研究傳統依舊是對民族主義、叛亂/革命話語的強調，並未遠離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研究範式。反觀近年來美國學界對於太平天國的重新檢討，便顯得自由瀟灑不受限制得多。先有上世紀末史景遷的作品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1996），從宗教的角度深邃而細膩的探討了以洪秀全為代表、19世紀普通中國人所理解的基督教義；再有甫一問世便斬獲大奬的Stephen Platt新作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2012），將19世紀中期東西半球同時發生的兩場“內戰”——太平天國運動和美國南北戰爭並置比較，考察英國政府在此兩場戰爭中起到的作用，聯繫當時的國際政治和世界貿易，從全球史的角度解構了人們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陳舊理解。而此番梅爾清新著的最大亮點，便是另尋切入角度，再次對研究範式發陳出新。她剝離了附著於此一或稱為叛亂、或稱為起義、或稱為運動之事件表面的外在因素，就大規模戰爭的最直接後果——對社會民生之破壞進行關注，確是視角犀利之舉。而緊跟視角轉換之後的，便是對材料的“另類”解讀：對過去被認為政治性太強、充滿過度誇張的情緒表達、和革命範式疏遠的下層文人記述加以重視和重新檢討。暴力和紀念重構了戰後的地方社會，而下層士紳的敘述則體現出平民百姓對戰後政治和社會境況的理解。從底層人的身上看這場戰爭對於民眾的衝擊、對於國家的創傷，是對後世關乎此場戰爭之英雄主義敘事的一聲冷嘲。
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年第2期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胡箫白
自廣受矚目的前著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問世十年之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推出了她“十年磨一劍”的新作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浩劫之後：太平天國戰爭之遺產與19世紀之中國》）。此本“目光向下”、以新穎獨到之視角重新檢視太平天國運動的著作憑其不落窠臼的研究角度，將“太平天國”這樣一個國內學者皆認為“做不出新名堂”的“老”題目寫出了新意。
本書聚焦社會底層百姓，關注在這場大規模內戰中，民眾浮萍一般的命運及其為求生而做出的努力、地方士紳對於社會道德秩序的重整、地方慈善組織種種社會救治行為、國家和地方爭奪戰後紀念和祭奠儀式的話語權、以及戰爭對於普通百姓心靈造成的創傷。全書共七章，除最後一章——“尾聲（Endings）”以外，各章分別以一個詞語命名統領。對於此類章節名稱的選取，梅爾清認為它們凸顯了因戰爭之喪損而產生的、對於生活的幻滅和無力感以及難以彌合之悲痛（頁17）。第一章“戰爭（War）”，為讀者簡單講述了戰爭的概況：交戰雙方、戰爭過程和戰爭的影響。之後，她介紹了中國及西方學界目前關乎太平天國研究的常規思路，或在梅爾清自己看來，為研究視角之桎梏。她認為，學界在考察這場可以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時，過多重視交戰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較量，而忽略了戰爭最本質的東西——對人民日常生活的破壞。百姓對於一場戰爭的記憶並不會是誰勝誰負或高層政局的重新洗牌，他們記住的往往是帶來切膚之痛的顛沛流離、妻離子散以及家破人亡。因之，她開篇名義的確認了自己的寫作態度：她要寫的是被戰爭漩渦裹挾的普通人，寫這些人失去的東西，寫他們如何生存、死亡以及被記憶。
這場戰爭對下層民眾意味著甚麼？戰爭中的葬禮如何舉行，無人認領的遍地遺骸又如何處理？戰爭結束後幸存者對於國家追贈的榮譽如何理解，官方主持的紀念儀式背後存在甚麼現實考量，而逝者對於生者來說又意味著甚麼？（頁3）以一系列的設問開始，梅爾清逐步鋪成開她的敘述。第二章，“話語（Words）”，聚焦於一個地方士紳，並考察戰爭前後這一類人的作為。余治，千千萬萬晚清普通讀書人中的一員，五次科舉落第，以鄉村塾師身份糊口。但他卻是清廷積極的擁護者、是地方士紳的代表，並極具“宗教熱情”的領導地方對戰爭做出反映：鼓勵參軍、掩埋骸骨、戰後重建。因為戰爭對原有社會秩序的破壞，使得余治對重建具備森嚴等級制而宗教意義上合法的新生社會充滿信心，因此他奔走民間，力圖以聲嘶力竭的呼吁來重拾社會對清政府的信心和信仰。本章題名“話語”，指得便是余治意圖恢復社會的工具。他先是通過號召對載諸紙端的“話語”——文字進行崇拜，再親力親為的四處發表演講，希望以口耳相傳的“話語”來確認和強調清政府的合法性。余治對道德正統賦以無可比擬的重視和強調，是彼一時代典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戰爭中的身份認同情況是怎樣的？第三章“黥體（Marked Bodies）”便從這個角度出發，探討被戰爭漩渦裹挾之普通民眾的無所適從。刺面、髮型、服裝、口音，此類身份標識雖不是戰爭的產物，但在亂局之中卻尤其顯明，甚或會引來殺身之禍。戰爭雙方為了處理大量的流動人口，以及更為重要的士兵變節問題，便皆在此類可辨識的身份標識上做文章。筆者個人以為，本章是全書最為出彩之處，梅爾清以“身體政治”的角度切入，嘗試去回答一個常被人忽略的問題：戰爭雙方是滿清政府和太平天國，但“誰”又是太平軍呢？相較於戰爭對於外在肢體的殘害，其加之於內在身份的傷痕尤其深刻且難以愈合。戰爭中經確認、被標識的身體之“從屬屬性”具備延續性，待到戰爭結束之後，此類難以抹滅的“身份認同”便無疑是一個持久的印記，並對身份主體在“浩劫之後”被記憶的方式加以篡改和扭曲。
對於戰爭中“遍野橫屍”進行處理，以及對逝者身份的認證，是國家在戰爭進行過程以及戰爭結束之後重建地方秩序的重要舉措。本書的四、五兩章便討論此類內容。第四章“骨與肉（Bones and Flesh）”討論關乎遺骸的幾項行為之意義：人相食、遺骸的收集和保存、遺體安葬以及社會道德秩序的重建。“屍橫遍野”成了戰時江南的代名詞，四散的骸骨往往承載著非常強烈的政治象徵，是對王朝統治失敗的最醒目提示。而載諸文本的“人相食”敘述更是社會失序的典型體現。因之對此問題的處置顯得尤為必要。而對於遺骸的處理又往往是國家、家庭及地方共同體利益重疊的區域（頁100），國家需要通過在此項舉措中的“現身”來昭告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尚存，地方政府則是政令的具體承擔者，並在施行詔令時私有與國家“奪權”的意圖。而對於地方士紳來說，戰爭是對道德秩序的巨大挑戰。讀書人應該在此時擔負“社會道德重建”的重任。戰爭善後工作因此成為了國家、地方政府、地方慈善組織合作與競爭、力圖擴大自身社會影響的場所。雖然地方政府和慈善組織多以國家的代理人自居，但他們的現實目的與國家並不盡相同。這種合作與競爭在江南地區相當普遍，結果便是地方社會的結構得以被重新整合。
第五章“木與墨（Wood and Ink）”關注官方紀念儀式和文本敘述中對逝者的悼念和記憶方式，以及背後的現實利益考量。官方的紀念和祭祀往往充斥政治性話語敘述，如對殉難者名單的制定便以“忠君愛國”為標準口徑進行強調。中央政府擬通過此類行徑重新抓住地方社會的忠誠和支持，而各地方政府亦利用國家的意圖以達自己的目的。被國家表彰為烈士的人究竟是甚麼身份，又為何而死？梅爾清梳理了清政府通過官方悼念活動來彰顯王朝正統性的傳統，以對比凸顯出晚清國家不得已而放權給省級政府或地方社會的無奈。安慰幸存家屬、主持悼念逝者並對其遜國身份的認證，話語權的歸屬成為國家和地方爭奪的對象，最終又多為地方士紳或軍事權威——例如曾國藩所佔據。浩劫之後，活人利用死人的榮譽來建構自身的地位，看似光鮮而誠懇的悼亡儀式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平台。
國家僅僅對逝者“殉國”的行徑感興趣，那麼他們的社會、家庭身份又由誰來銘記呢？第六章“失去（Loss）”以張光烈個案進行分析，來看一個普通人怎樣為紀念自己的亡母做出努力。張光烈八歲時親眼目睹母親受害，這成為伴隨其成長而揮之不去的夢魘。浩劫之後，他認為國家做出的紀念和祭奠不足以重構母親的形象，官方的記載過於乾癟，而被國家淡化的“母親”屬性則僅屬於他，也僅能由他自己記憶。因此他通過建築、文本、私人物品的配置，為自己營造出了私屬的悼念空間。梅爾清在此節中深入文本，將一個人目睹母親被謀殺的痛苦和國家僅僅針對人物特定身份進行的祭奠並置，比照官方和私人記述的側重點志不同。由張光烈的例子，我們得以想見戰後社會的重建並不是一個積極的恢復，而是掙扎在不願回想的慘烈回憶中的痛苦過程（頁201）。
一篇合格的書評當然應該給評著挑挑毛病，筆者亦需要完成這個任務。首先要提到的是選取研究客體的代表性問題。全書主體章節五章，而筆者以為“話語”一章最為突兀，可能的原因或許是余治其人的光怪性格。梅爾清在文中多次以“傳道者”“清廷的鼓吹者”來指代余治，他富有宗教熱情的道德呼吁和對清廷極端的支持不禁讓筆者思考他此類行為和思想的淵源何來、以及此人之於普通下層士紳是否具有代表性。在四處演說以募善款時，余治將戰爭視為報應，是對城市中種種罪惡、醜陋生活方式的天譴。而在筆者的認識中，仇視城市、憎恨消費社會紙醉金迷的生活態度本是西方大都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社會批判意識，但此話竟出自19世紀無錫農村的一個下層士紳之口，不禁讓筆者有些許驚愕。
與此類似，在史料選擇上，梅爾清的側重點非常明顯。遍覽全書，她對太平天國一方的社會態勢著墨並不多。如提到遺骸處置時，亦僅僅提及了太平軍中有名為“掩埋館”的機構存在，但並不做過多深入討論。雖然她本人在第一章中就表達了史料匱乏對研究造成的影響，但筆者仍希望多多少少能夠看到針對太平天國陣營諸如傷殘救治、社會整合方面的討論。
作為一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此書不可避免的存在些許過度詮釋的嫌疑。如“黥體”一章中，梅爾清引用不少身在中國、得以近距離觀察這場戰爭的西方人的觀點，如他們在面對太平軍大紅大綠、五彩斑斕的服裝以及滑稽的宗教儀式時，產生了不少鄙夷之感，作者便將他們口中“這群人如何能夠替代清政府”的疑問與西方人最終出兵援助清軍的行徑加以聯繫，卻較少考慮另有一批“洋人”在頻繁的和洪仁玕接觸、嘗試打造一個全盤西化的中國。此外，梅爾清在書中反復重申對普通民眾（Populace）的關懷，但從其使用的材料來看，畢竟還是出自地方士紳之手。當然，對這種小毛病過度糾纏實屬不必要；此類瑕疵和整本書所作的貢獻相比，畢竟是不足道的。
作為上世紀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太平天國研究，真的可以用“熱鬧”一祠來形容。各類資料匯編層出不窮，研究成果亦是汗牛充棟，讓學者，尤其是年輕學子感到頗為棘手而怯於輕易介入。但總的來說，中國史家對待此一課題的研究傳統依舊是對民族主義、叛亂/革命話語的強調，並未遠離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研究範式。反觀近年來美國學界對於太平天國的重新檢討，便顯得自由瀟灑不受限制得多。先有上世紀末史景遷的作品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1996），從宗教的角度深邃而細膩的探討了以洪秀全為代表、19世紀普通中國人所理解的基督教義；再有甫一問世便斬獲大奬的Stephen Platt新作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2012），將19世紀中期東西半球同時發生的兩場“內戰”——太平天國運動和美國南北戰爭並置比較，考察英國政府在此兩場戰爭中起到的作用，聯繫當時的國際政治和世界貿易，從全球史的角度解構了人們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陳舊理解。而此番梅爾清新著的最大亮點，便是另尋切入角度，再次對研究範式發陳出新。她剝離了附著於此一或稱為叛亂、或稱為起義、或稱為運動之事件表面的外在因素，就大規模戰爭的最直接後果——對社會民生之破壞進行關注，確是視角犀利之舉。而緊跟視角轉換之後的，便是對材料的“另類”解讀：對過去被認為政治性太強、充滿過度誇張的情緒表達、和革命範式疏遠的下層文人記述加以重視和重新檢討。暴力和紀念重構了戰後的地方社會，而下層士紳的敘述則體現出平民百姓對戰後政治和社會境況的理解。從底層人的身上看這場戰爭對於民眾的衝擊、對於國家的創傷，是對後世關乎此場戰爭之英雄主義敘事的一聲冷嘲。
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年第2期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胡箫白
- 作者: Tobie Meyer-Fong / 梅尔清
- 出版: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定价: USD 40.00
- 装帧: Hardcover
- 页数: 336
- 时间: 201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