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干预。在地方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力手段征得土地，而后以较低价格卖给开放商，从而刺激了开发商的热情。从而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与此同时，国企在上游资源型行业握有较大的筹码，在此过程中，国企成为获利最多的赢家。
政府强制城市化，强制工业的背景下，引入了外资。中国政府试图以市场换技术为目的，引入外资，但是在缺乏内资竞争的环境中，外资没有动力去引入最新的技术。在东亚模式发展得最好的日韩，外资往往是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对于本身资本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符合逻辑的。但中国恰好相反，1990s末期进入中国的50%外资，都进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于产出的刺激远远大于对于消费的刺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此轮重要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民工推动的。受限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农民没有办法加大消费，但同时又比城市劳动力更有效率。
中国的工业化，一直以来都停留在对于低成本劳动力的饥渴。这同样也是源于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由于一方面农村人口无法永久居留在城市，一方面农村本地的创业环境极差，所以劳动力始终无法在农村扎根，导致铁打的企业，流水的农民工。
1990s之后，除了浙江是个特例，几乎所有的农村的金融改革，都是取消金融自由化，上收贷款权力，关闭区域性金融市场。中国的劳动力问题，以及企业转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发达地区企业的问题，更多的是劳动输出省产生了问题。苏联实行了7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突然采取休克疗法，效果不甚好，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创业意识和环境已经被打破。中国现在正在步其后尘。
巴西经济
政府储蓄6年翻一倍；100家最大的企业75%是国有企业；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十分开放；工业化速度极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这看上去是说中国，实际上是巴西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1964-1988，巴西军政府执政，采取强迫工业化。到了1980s年代，其经济增长率为0，并且在80年代90年代爆发了大通胀，多次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
1950s初期，巴西的人均GDP是台湾和韩国的2倍多，现在却不足1/4。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注重教育和医疗的筒子，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政策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使得就业率低下，造成了犯罪人口的上升。
中印比较
中国在1980s是脱贫致富最显著的时期，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年增长10%以上，但是到了1990s居民收入的增长开始落后于GDP的增长，仅仅是4%。上海个体户固定资产投资占比1985年达到顶峰之后，就一直在下降。上海个体户的注册比例达到90%，而同时期的浙江等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比例很低。专利技术以及海外收购是衡量当地企业的竞争力的指标，尤其是在04-06年货币升值的时期，但是中国在此数据上不占优势。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贷款总额仅占比20%-30%，相较于1950s的台湾已经达到了40%，而十几年后，台湾中小企业的贷款总额占比80%以上。中国始终存在对于宏观和微观的矛盾结构，如果支持中小企业就会制造通胀氛围，而为了维持稳定的宏观状况，就只能压缩对于民企的贷款。
对于印度产业的崛起，很多人认为是英语环境。但是09年世卫组织对对第三世界生产的药物质量鉴定结果，中国只有5剂通过，而印度有135剂。而对于中国的发展的评价，很多人认为是要发展先修路，归功于基础设施，而相反，中国更得益于体制和政策的自由化，以及对于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的投资。
中国和印度在硬性指标上差距明显，但是如果衡量无形资产等软性指标，例如法律制度、教育体系等，则差距并不大。无形的制度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于投资和个人工作的激励所产生的影响上面。
与常识相悖的是，普通人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然而1990s初期，在印度改革以前，模仿的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时间长达30年，1960s-1980s印度政治受到甘地家族的控制，在许多重要的行业都实行了控制。因此，1980s年代，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还是领先于印度的。
印度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与对于内资的开放程度相同，与中国单方面开放外资不同。结果就是，外资在大部分领域并没有形成寡头格局，而同时内资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