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忽视的历史偶然性
文/严杰夫
语言学家王力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出于生计的考虑，为报刊撰写过一段时间专栏。当时和王力在一间办公室办公的闻一多听闻此事，直截了当地反对，“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于是，王力把那段时间写的小品文戏称为“雕虫小技”。但这些“雕虫”而出的文章，在另一位语言学家吕叔湘眼里，均属“即是历史，又是新闻”的津津有味的好文章。
如同王力先生这般“不务正业”却写出好文章的学者代有传人，经济学家何帆就是其中一位。他的思想随笔集《若有所失》，尽管多数文字在题材上仍属经济学领域，但落笔点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在他眼里，这些文章是他暂别经济学“老家”，而作的一次“远游”。
不过，毕竟长期浸淫于经济学搭建的世界中，何帆在开篇还是围绕“金本位制的兴衰”这场世界经济史上的大戏而展开。恐怕却很少有人知道，金本位制在英国的诞生还与牛顿有关。在学生查尔斯·蒙塔古的推荐下，50多岁的牛顿告别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成为皇家铸币局总监。由于工作出色，牛顿不久又被提拔为皇家铸币局局长，这相当于今天的中央银行行长，管理的是整个国家的货币供应。然而，在牛顿任职期间，恰逢英国面临严重的银币流失现象。由于当时英国实行银本位制，作为主要货币，银币流失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问题了。1689年，“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英国又对法国宣战，白银外流愈发严重，英国内阁不得不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起初，英国内阁采纳了经济学家约翰·洛克的意见，铸造新的银币，让新银币的面值和其实际的金属含量正好等值。但这一方案实施不久，牛顿就发现，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造币厂已无银可铸。牛顿起初和洛克一样，是银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但随着铸币遭遇挫折，他慢慢从一个白银捍卫者转变为怀疑者。1717年，牛顿提交了一份货币报告，建议将铸造金币的价格降低，令黄金价格固定下来。议会采纳了牛顿的建议，正是这个建议间接加快了白银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黄金正式与英镑挂钩逐渐成为主要货币。从实质上来说，英国至此已成了金本位制国家。此后的两百多年，英国就一直实施金本位制。
黄金天然就容易唤起人们的崇拜心理，自从金本位制诞生以来，就吸引了历史上一大群精英分子膜拜在它的脚下。其中既有俾斯麦、丘吉尔和墨索里尼这些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也有密尔、米塞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重伤害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也直接摧垮了国际金本位制度。不过，金本位制的影子依旧盘旋在资本主义的上空，久久不远离去。在一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纷纷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已处于帝国斜阳中的英国，更期望通过恢复金本位制，重现帝国昔日的辉煌。在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其时担任英国财长的丘吉尔的力推下，1925年英国宣布恢复金本位制。然而，由于一战后英国的经济状况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硬生生地恢复金本位制，就意味着英镑的汇率将被高估。于是，英国主要的出口行业遭遇极大冲击。1929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再度重创西方世界，也给了金本位制最后一击。随着黄金每天都从大英帝国流出，英国的金本位制名存实亡。最终，在1931年9月19日，英国退出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刚刚上台的总统罗斯福也宣布放弃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慢慢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尽管，此后的经济学家曾掰着手指，列数出诸如黄金生产量增长幅度不足、黄金存量分配不平衡等导致金本位制崩溃的因素。但这一切都同历史上的大多数故事一样，黄金这个角色的登场和谢幕，是各种因素偶然碰撞出的结果。无论是金本位制的产生，抑或是最终的崩溃，都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来归结。正如何帆所说，是“牛顿和他同时代人的失误，不经意地催生了英国的金本位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失误，才决定了此后两百多年中的世界货币体系。
正因为历史进程中的这种偶然性，才令何帆关注人类历史上的那些衰退期似乎更甚于繁荣期。何帆基于这个观察的“历史重现”，重新解释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由，也重新认识了20世纪末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新兴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何帆并不认为是《广场协议》造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的失误在于，始终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关系。二战以后，日本在参与国际经济谈判的战场上屡战屡败，几乎把能犯的错误都犯遍了，这才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真正原因。同样，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对冲基金恶意做空导致的。对此，何帆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对冲基金的确是导致东亚经济危机出现“羊群效应”的诱因，但却并非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真正元凶。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是商业银行，尤其是日本的商业银行的突然撤资。日本股市和房地产的长期低迷，令日本银行噤若寒蝉，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触发日本商业银行的资本迅速流出。所以，在危机发生时，谁和日本靠得最近，谁就先遭遗弃。或许有人会觉得何帆将20世纪末亚太地区先后经历的几次危机都归因于日本，多少有些委屈了这个其实一直都很努力的国家，但他的观点和分析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所拥有的复杂一面，这种复杂正是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模型所难以阐释清楚的。
经济学也好，历史学也罢，乃至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人文学科走到最后都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字 “文明”。何帆也在这本随笔集中表现出一种浓浓的人文关怀。在“尘封缅甸”、“中东局外局”等文章中还将目光注视到了缅甸、中东等地区的地缘政治上；在“爱尔兰的霍比特人”中则借助爱尔兰一隅稍稍将脚步停留在对人类文明的思考上；在“传染病和基督教”中，更是借助宗教这一话题，进一步反思了蕴藏在历史中的宝贵人性。就这样，在这本思想随笔集中，作者从经济谈到了历史，进而迈向文明和人性，跳出了经济学家很容易掉入的就经济而谈经济的技术性陷阱，为我们理解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宽广敞亮的视野。
语言学家王力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出于生计的考虑，为报刊撰写过一段时间专栏。当时和王力在一间办公室办公的闻一多听闻此事，直截了当地反对，“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于是，王力把那段时间写的小品文戏称为“雕虫小技”。但这些“雕虫”而出的文章，在另一位语言学家吕叔湘眼里，均属“即是历史，又是新闻”的津津有味的好文章。
如同王力先生这般“不务正业”却写出好文章的学者代有传人，经济学家何帆就是其中一位。他的思想随笔集《若有所失》，尽管多数文字在题材上仍属经济学领域，但落笔点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在他眼里，这些文章是他暂别经济学“老家”，而作的一次“远游”。
不过，毕竟长期浸淫于经济学搭建的世界中，何帆在开篇还是围绕“金本位制的兴衰”这场世界经济史上的大戏而展开。恐怕却很少有人知道，金本位制在英国的诞生还与牛顿有关。在学生查尔斯·蒙塔古的推荐下，50多岁的牛顿告别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成为皇家铸币局总监。由于工作出色，牛顿不久又被提拔为皇家铸币局局长，这相当于今天的中央银行行长，管理的是整个国家的货币供应。然而，在牛顿任职期间，恰逢英国面临严重的银币流失现象。由于当时英国实行银本位制，作为主要货币，银币流失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问题了。1689年，“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英国又对法国宣战，白银外流愈发严重，英国内阁不得不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起初，英国内阁采纳了经济学家约翰·洛克的意见，铸造新的银币，让新银币的面值和其实际的金属含量正好等值。但这一方案实施不久，牛顿就发现，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造币厂已无银可铸。牛顿起初和洛克一样，是银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但随着铸币遭遇挫折，他慢慢从一个白银捍卫者转变为怀疑者。1717年，牛顿提交了一份货币报告，建议将铸造金币的价格降低，令黄金价格固定下来。议会采纳了牛顿的建议，正是这个建议间接加快了白银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黄金正式与英镑挂钩逐渐成为主要货币。从实质上来说，英国至此已成了金本位制国家。此后的两百多年，英国就一直实施金本位制。
黄金天然就容易唤起人们的崇拜心理，自从金本位制诞生以来，就吸引了历史上一大群精英分子膜拜在它的脚下。其中既有俾斯麦、丘吉尔和墨索里尼这些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也有密尔、米塞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重伤害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也直接摧垮了国际金本位制度。不过，金本位制的影子依旧盘旋在资本主义的上空，久久不远离去。在一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纷纷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已处于帝国斜阳中的英国，更期望通过恢复金本位制，重现帝国昔日的辉煌。在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其时担任英国财长的丘吉尔的力推下，1925年英国宣布恢复金本位制。然而，由于一战后英国的经济状况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硬生生地恢复金本位制，就意味着英镑的汇率将被高估。于是，英国主要的出口行业遭遇极大冲击。1929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再度重创西方世界，也给了金本位制最后一击。随着黄金每天都从大英帝国流出，英国的金本位制名存实亡。最终，在1931年9月19日，英国退出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刚刚上台的总统罗斯福也宣布放弃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慢慢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尽管，此后的经济学家曾掰着手指，列数出诸如黄金生产量增长幅度不足、黄金存量分配不平衡等导致金本位制崩溃的因素。但这一切都同历史上的大多数故事一样，黄金这个角色的登场和谢幕，是各种因素偶然碰撞出的结果。无论是金本位制的产生，抑或是最终的崩溃，都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来归结。正如何帆所说，是“牛顿和他同时代人的失误，不经意地催生了英国的金本位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失误，才决定了此后两百多年中的世界货币体系。
正因为历史进程中的这种偶然性，才令何帆关注人类历史上的那些衰退期似乎更甚于繁荣期。何帆基于这个观察的“历史重现”，重新解释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由，也重新认识了20世纪末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新兴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何帆并不认为是《广场协议》造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的失误在于，始终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关系。二战以后，日本在参与国际经济谈判的战场上屡战屡败，几乎把能犯的错误都犯遍了，这才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真正原因。同样，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对冲基金恶意做空导致的。对此，何帆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对冲基金的确是导致东亚经济危机出现“羊群效应”的诱因，但却并非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真正元凶。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是商业银行，尤其是日本的商业银行的突然撤资。日本股市和房地产的长期低迷，令日本银行噤若寒蝉，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触发日本商业银行的资本迅速流出。所以，在危机发生时，谁和日本靠得最近，谁就先遭遗弃。或许有人会觉得何帆将20世纪末亚太地区先后经历的几次危机都归因于日本，多少有些委屈了这个其实一直都很努力的国家，但他的观点和分析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所拥有的复杂一面，这种复杂正是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模型所难以阐释清楚的。
经济学也好，历史学也罢，乃至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人文学科走到最后都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字 “文明”。何帆也在这本随笔集中表现出一种浓浓的人文关怀。在“尘封缅甸”、“中东局外局”等文章中还将目光注视到了缅甸、中东等地区的地缘政治上；在“爱尔兰的霍比特人”中则借助爱尔兰一隅稍稍将脚步停留在对人类文明的思考上；在“传染病和基督教”中，更是借助宗教这一话题，进一步反思了蕴藏在历史中的宝贵人性。就这样，在这本思想随笔集中，作者从经济谈到了历史，进而迈向文明和人性，跳出了经济学家很容易掉入的就经济而谈经济的技术性陷阱，为我们理解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宽广敞亮的视野。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