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野草一样生长
以前写的
像野草一样生长
对于21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化生态，798算是一个意外——就像是一片野草，它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并疯狂地生长起来，长得郁郁葱葱，茂盛可人，甚而吸引了众多生物来到这里，自觅其食，各自欢腾。原本的除草者，竟也改变了看法，将其视为另一种“景观”，用以装点城市，招揽游客。
当野草变成了城市风景，还会有人惦记它的野性吗？在读叶滢的《窑变798》时，忍不住会这么设问。在这本迄今为为止最完整地记录798的发展史的书中，叶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哪儿”。从2002年左右，她就在这个艺术区出没，追访那些发现、推动、并造就了798传奇的一群人，以他们的讲述，勾勒出这片野草之地的过往与今天，它所映衬出的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种种嬗变。
在此之前，像纽约SOHO区的那种后工业时代才会出现的LOFT概念，已经零星地散布在北京、上海等地，只是它们都没有798这么集中、这么招摇、这么戏剧性——艺术家们在非典时代的抗争成功地吸引了主流社会的关注，一种全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始呐喊，崛起，很快它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出传奇：在不可能的地方有了可能。
这就是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它来自意外，甚至来自错误。当798还不叫798的时候，叶滢就跟艺术评论人皮力在这里进行了对话。带着记者的敏锐，她很早就隐约觉得798这样一个社区，对于这座城市，对于21世纪早期的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在经过了三十年的粗糙而生猛的冒进之后，中国竟然出现了798这样一个民间自发生长起来的、独立的、有着全球化视域的艺术社区，它并不在规划者的考虑之内。一个日渐衰落的国营老厂，本来被规划成电子城，结果竟被一群来路不明的艺术家、策展人、画廊经纪、媒体人、设计师所占据，他们摇旗呐喊，聚众而居，以保卫文化的名义，将这一片工业遗产改造成当代艺术的根据地，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纽约SOHO区的人声鼎沸之处——这听起来有点像柏林墙倒下之后出现的“占屋运动”（Squatting），年轻人盘踞在原东柏林的社会主义公寓中，把它们改造成工作室、画廊、艺术书店、咖啡馆，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创意温床。它变得如此性感，在当局者是始料未及的。叶滢将798的这种变化形容为“窑变”，这名字来自于洪晃的比喻：“宋代的陶瓷因为窑变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窑变实在太漂亮了，就开始把这个窑变研究成了一个系列。798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窑变。”
将798视为经济现象，而非文化现象的，还有另外一位：策划过北京“胡同游”和“什刹海”的徐勇。他以烧开水来形容798，“它没有到真正沸腾的时候……我希望它就保持五六十度，不温不火”。他跟艺术家黄锐都是798最早的发现者，在引入了迪奥时装等一系列商业活动之后，他也被视为798商业化最重要的力量。798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集中地，更是国际资本最新的一个炒作点——西方的参与像一枚催生剂，促成了798神话般的繁荣茂盛。这个已然破裂的泡沫背后，是中国经济前所未有地加速度发展，和极其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很多人把北京看成是六十年代的纽约，把798看成是当年的方兴未艾的SOHO区，连这种漂亮的“窑变”都能让人联想到柏林的变化，其实可以说，798在短短五六年内的压缩性变化，几乎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最突出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自身故事的一种片断式讲述。而叶滢对798的描述，会让人联想到，多少年后人们回顾21世纪早期的北京时，它一本绕不过去的文本，就像现在的人回顾战后的纽约时，绕不过当时对于格林威治村、SOHO、东村的描述文本。
然而就像艺术评论人皮力所说的，“所有我看中的地方，最后都会消失”。任何一种独立的、野生出来的品种，最后总是会被培养成一种另类风景。798的勃兴自然是那些野草们的生命力顽强有关，也与养殖者的观念变化有关，更与市场起伏至关重要的联系。当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突然降临，这个附庸在全球艺术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艺术社区，一下子失去了重量，如今我们对798的描述似乎已经是过去式一种回顾：它所象征的可能性，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因此叶滢开首就问：“我们在哪里”。价值的重新确定，似乎不只是798所需面对的问题，更是我们这个国度所亟需面对的问题。
作为798变化过程中的亲历者，叶滢的写作并非绝然的旁观，她并没有试图对798进行一个宏观而全景般的描述，也不想隔靴搔痒地铺陈798之外的大局，记者的“客观性”与史家的“全局性”在这里是缺位的——她用一种个人化的视角，来讲述她所看到到的798之一斑，她所触摸到的这个时代表皮之一种，那些有关时代的种种，不在她的目的之内，读者自然会有所反应。就像一枚野草，它只要争取到阳光、空气，和水，尽到野草所生长的本分，就够了，那些后来的花花草草，都是浮云。
撰文/易洪波
刊于《经济观察报》2011.2.14
http://www.eeo.com.cn/2011/0211/193002.shtml
像野草一样生长
对于21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化生态，798算是一个意外——就像是一片野草，它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并疯狂地生长起来，长得郁郁葱葱，茂盛可人，甚而吸引了众多生物来到这里，自觅其食，各自欢腾。原本的除草者，竟也改变了看法，将其视为另一种“景观”，用以装点城市，招揽游客。
当野草变成了城市风景，还会有人惦记它的野性吗？在读叶滢的《窑变798》时，忍不住会这么设问。在这本迄今为为止最完整地记录798的发展史的书中，叶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哪儿”。从2002年左右，她就在这个艺术区出没，追访那些发现、推动、并造就了798传奇的一群人，以他们的讲述，勾勒出这片野草之地的过往与今天，它所映衬出的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种种嬗变。
在此之前，像纽约SOHO区的那种后工业时代才会出现的LOFT概念，已经零星地散布在北京、上海等地，只是它们都没有798这么集中、这么招摇、这么戏剧性——艺术家们在非典时代的抗争成功地吸引了主流社会的关注，一种全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始呐喊，崛起，很快它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出传奇：在不可能的地方有了可能。
这就是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它来自意外，甚至来自错误。当798还不叫798的时候，叶滢就跟艺术评论人皮力在这里进行了对话。带着记者的敏锐，她很早就隐约觉得798这样一个社区，对于这座城市，对于21世纪早期的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在经过了三十年的粗糙而生猛的冒进之后，中国竟然出现了798这样一个民间自发生长起来的、独立的、有着全球化视域的艺术社区，它并不在规划者的考虑之内。一个日渐衰落的国营老厂，本来被规划成电子城，结果竟被一群来路不明的艺术家、策展人、画廊经纪、媒体人、设计师所占据，他们摇旗呐喊，聚众而居，以保卫文化的名义，将这一片工业遗产改造成当代艺术的根据地，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纽约SOHO区的人声鼎沸之处——这听起来有点像柏林墙倒下之后出现的“占屋运动”（Squatting），年轻人盘踞在原东柏林的社会主义公寓中，把它们改造成工作室、画廊、艺术书店、咖啡馆，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创意温床。它变得如此性感，在当局者是始料未及的。叶滢将798的这种变化形容为“窑变”，这名字来自于洪晃的比喻：“宋代的陶瓷因为窑变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窑变实在太漂亮了，就开始把这个窑变研究成了一个系列。798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窑变。”
将798视为经济现象，而非文化现象的，还有另外一位：策划过北京“胡同游”和“什刹海”的徐勇。他以烧开水来形容798，“它没有到真正沸腾的时候……我希望它就保持五六十度，不温不火”。他跟艺术家黄锐都是798最早的发现者，在引入了迪奥时装等一系列商业活动之后，他也被视为798商业化最重要的力量。798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集中地，更是国际资本最新的一个炒作点——西方的参与像一枚催生剂，促成了798神话般的繁荣茂盛。这个已然破裂的泡沫背后，是中国经济前所未有地加速度发展，和极其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很多人把北京看成是六十年代的纽约，把798看成是当年的方兴未艾的SOHO区，连这种漂亮的“窑变”都能让人联想到柏林的变化，其实可以说，798在短短五六年内的压缩性变化，几乎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最突出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自身故事的一种片断式讲述。而叶滢对798的描述，会让人联想到，多少年后人们回顾21世纪早期的北京时，它一本绕不过去的文本，就像现在的人回顾战后的纽约时，绕不过当时对于格林威治村、SOHO、东村的描述文本。
然而就像艺术评论人皮力所说的，“所有我看中的地方，最后都会消失”。任何一种独立的、野生出来的品种，最后总是会被培养成一种另类风景。798的勃兴自然是那些野草们的生命力顽强有关，也与养殖者的观念变化有关，更与市场起伏至关重要的联系。当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突然降临，这个附庸在全球艺术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艺术社区，一下子失去了重量，如今我们对798的描述似乎已经是过去式一种回顾：它所象征的可能性，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因此叶滢开首就问：“我们在哪里”。价值的重新确定，似乎不只是798所需面对的问题，更是我们这个国度所亟需面对的问题。
作为798变化过程中的亲历者，叶滢的写作并非绝然的旁观，她并没有试图对798进行一个宏观而全景般的描述，也不想隔靴搔痒地铺陈798之外的大局，记者的“客观性”与史家的“全局性”在这里是缺位的——她用一种个人化的视角，来讲述她所看到到的798之一斑，她所触摸到的这个时代表皮之一种，那些有关时代的种种，不在她的目的之内，读者自然会有所反应。就像一枚野草，它只要争取到阳光、空气，和水，尽到野草所生长的本分，就够了，那些后来的花花草草，都是浮云。
撰文/易洪波
刊于《经济观察报》2011.2.14
http://www.eeo.com.cn/2011/0211/1930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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