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历史的三个片段：读《欧洲中世纪史》
一
西罗马的覆灭或许是必然的，因为帝国实在太庞大了，一如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日耳曼摧毁西罗马之前，西罗马内部就腐朽堕落了。启蒙时代的哲人在反思帝国败亡原因时，往往将罪责归于基督教。一如五四运动的哲人，视儒学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像吉本在《罗马帝国兴亡史》里，将基督教视为罗马帝国朽坏的罪魁祸首。然而一如程朱理学是东方帝国政治失败的结果而非原因，鄙夷尘世向往天国的基督教的出现乃至兴盛与其说是帝国崩溃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
现代学者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里指出：“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在基督出现之前，旧的宗教已告瓦解……帝国征服希腊，是道德伦丧之始，至尼禄王时代已败坏到了极点，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人们对国家渐渐失去信心，并非由于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为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财富而不恤贫穷，为了捕获奴隶而去打仗，为了奢侈的享受而尽力课税，不可能把人民从饥饿、疾病、侵扰及贫困中解救出来。……罗马帝国的灭亡既非由于蛮族之入侵，更非缘于基督教之兴起；事实上，在蛮族入侵，基督教兴盛之际，罗马帝国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
而究其原因，在于大一统的迷思。大一统是帝国出现的动力，也是帝国失败的原因。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意识到过度扩张才是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的原因，也是帝国衰亡的原因。当军事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限于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帝国庞大的疆域实在难以被有效治理，这也是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分裂成东西罗马的原因。但即便仅是西罗马，对于当时的统治技术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重荷，皇帝陛下又选择了诉诸中央集权，于是他就只能仰仗食利寻租的官僚集团以饮鸩止渴，而臃肿庞大的官僚主义不仅是低效率的代名词，更是腐败的渊薮。这在起初或许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和腐朽，勤俭朴素的风气被浮夸奢靡的新风尚取代，原本刚强雄健的罗马人放弃了立国之初的朴实传统，在纵欲和享乐当中不可自拔，末人的泛滥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生育率的下降——这是迷恋科层制的大一统吏治社会必然命运。西罗马如是，东罗马如是，奥斯曼如是，俄罗斯如是，中华帝国亦如是，凡帝国末季殆无例外。
而陪伴纵欲与享乐的，则是心灵上的空虚，整个社会呼唤着能够填补心灵枯寂的学说出现，基督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亦可说天命所归。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原本只是地中海东岸黎凡特世界一个闪族小国以色列的部族宗教，在黎凡特世界几千年孕育出来的宗教之林中并不起眼。然而却在亚历山大打通东地中海商路带来的希腊化时代，与强势的希腊哲学相结合，孕育出了基督教。彼时这个犹太教异端教派在黎凡特世界也不过是小小的一粒尘埃，但他放弃了犹太教只有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的狭隘，许诺只要成为基督徒，那么不分民族、性别、年龄、贫富都能得救，真正成为一个普世的宗教。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在接连战胜黎凡特世界各种古老宗教后统治了罗马人的心灵。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只拜上帝不拜君王不拜他神的传统，因而在传教之初接连遭到将皇帝进行神化的帝国政府的打压。但在一个腐败奢靡的吏治社会里，许诺给予信徒心灵慰藉的宗教是不可能被禁绝的，只会随着社会的堕落而蓬勃壮大，帝国后期罗马人尤西比乌创作的《基督教会史》如实地记录了在皇帝间歇性地打压之下，却是基督教的狂热殉道者数量爆炸性地增长。最后的结果，是腐朽的帝国向生机勃勃的基督教屈服，在皇帝君士坦丁治下，基督教合法化并成为国教，一切希腊异教统统被禁绝。之后就算有所反复，基督教在罗马人心灵的统治地位也已经不可动摇。而在君士坦丁死后不到六十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罗马，彼此分治。
与罗马一起衰落的，则是希腊文化。许多人以为古典文明的衰落源自蛮族入侵，然而在蛮族摧毁帝国之前，古典文明在帝国境内便已苟延残喘。传统希腊罗马神话的多神信仰仍然存活了一个多世纪，但和一神教的基督教冲突日增，亚历山大城在宗主教利罗治下，驱逐了犹太教人、焚烧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自称信奉基督的暴徒更是杀害了希腊哲学家希帕提娅，这进一步标志着古典哲学辉煌的时期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神学的时代。可另一方面，基督教对延缓罗马帝国的崩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异教自杀习俗的摒弃和对当时纵欲风俗的否定，使得在根基已被暴乱、内战与腐败动摇的帝国有起死回生之相。彼时罗马帝国仿佛回光返照，尽管他的衰落其实在所难免。
而对基督教来说，虽然自君士坦丁以后，罗马帝国拜倒在上帝的十字架下。但在一个大一统帝国里，君王的权力必然会高于教会，虽然将皇帝等同于在世神明的多神教传统已被基督教击败，然而皇帝依然被神话，进而威胁教会与基督徒的自由，就像日后东正教沦为拜占庭皇帝和沙皇掌下的玩偶。幸运的是游牧民族从东方而来，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此后日耳曼蛮族的野性与基督教的灵性相结合，诞下了现代西欧社会的前身。而西罗马这个罹患癌症，垂死的帝国轰然倒下，在废墟与灰烬之中诞生的是人类文明走出吏治帝国，开启新道路的曙光。
二、
在辉格史学家麦考莱看来，西罗马的覆灭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是一场悲剧，然而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未尝不是一场幸事，因为西欧世界久违的封建制度借日耳曼之手又重新复活了。农耕民族必然专制，而游牧蛮族带来自由。就像希腊的前身克里特与迈锡尼同样是埃及式专制政体，蛮族多利亚人对文明的摧毁固然带来了黑暗时代，但清新的空气引入了废墟，在灰烬之上又重新出现新的希望。
现代民主社会发端于英格兰，但英格兰政制与其说创新，不如说是复古，其实与彼时的欧陆各国也一般无二，都是社会当中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说诸社团依据王国的法统和各阶级的法权自我治理。而这又源自日耳曼蛮族在军事殖民胜利以后，贵族废王，平民夺权，国王、贵族、平民内部争斗不休，贵族召开贤人会议推举国王，平民获得特许状内部自治。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之前，同样的历史也发生在希腊、罗马的土地上，迈锡尼、克里特都是埃及式“哔—”政体，荷马时代北方野蛮人的入侵摧毁旧制度的同时，在废墟因为内部权力斗争，而发育出古典民主政体，罗马也是偶遭异族征服，之后因为三角权力斗争方有日后贵族共和国之政体。
但日耳曼人并非文化的敌人，也没有毁灭和销毁罗马文明，相反，他们保存和发展了它。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赢得的，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和平渗透的结果。在此期间，他们吸收罗马文化，接手帝国的管理；罗马并未衰落，罗马制度和文化一直在延续。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想象不同，西罗马帝国并非突然消失的，就算帝国谢幕以后，他的遗泽也依然被后来人继承。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指出环地中海商业圈才是罗马世界的立身之本，就算在西罗马在5世纪覆灭后也没有停止运作，日耳曼人尽管涌入了西罗马帝国的疆域，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摒弃罗马文明，当罗马帝国的诸行省变成各日耳曼王国后，蛮族的君王一直都仰仗地中海商业贸易的税收使政府得以运作。蛮族只是将帝国粗俗化，但并没有使之日耳曼化，十人团、保卫官、城市志（记载正式法律）等罗马时代的城市制度依然存续，君王们也有意识地鼓励商业的发展。所谓日耳曼人反对城市的说法，纯属启蒙哲人的捏造，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没有结束古典文明的经济统一。西罗马的覆灭在当时只是历史的微澜，只有在后人的回忆里才有大转折大激变的意义。
但8世纪初穆斯林的扩张，真正意义上地结束了古典文明。在征服波斯、夺取叙利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后，伊斯兰教完成了对罗马世界的包围圈，原本的商路断绝，地中海共同体就此终结。而此时兴起的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便是对此的应激反应，一如同集权化的匈奴的崛起是为了应对南方农耕帝国的挑战。骑士史诗《罗兰之歌》所讲诉的核心之一，就是查理曼大帝粉碎了穆斯林的进攻，使其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之下。
与前代的墨洛温王朝不同，加洛林王朝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内陆国家，西欧文明被隔绝封闭，找不到出路。商业的衰落导致了城市的解体，而这意味着中世纪真正的开始，黑暗的年代降临了。城市由于缺少商业的支撑，使得市民纷纷逃向农村。大庄园土地所有制盛行，自由农民为了人身安全投靠庄园主，变成隶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实是迫不得已的，因此除了自己享用外，多余的产品又能与谁交换使之成为商品，又该如何处理呢？正是在商业趋于消失的状况下，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才会进行货币改革，以银币取代金币。其直接原因是贸易消失导致法兰克王国贵金属稀缺，而根本原因是商业衰落和普遍贫困导致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
可以这么说，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也就没有中世纪。
北方的维京海盗和9世纪东方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对欧洲的入侵也加剧了这一过程，仅有的北方商业也遭到了重创，同时西欧各国的王权也遭到不同的打击，法国的王权被彻底摧毁，在国王无法保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在险要之地修建城堡以自保，骑士时代出现。可以说，这是欧洲最黑暗的时刻。
但黑暗年代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了10世纪欧洲开始出现转折。相对的和平与稳固在西欧出现，诺曼底公国的诞生标志着维京人入侵的终结，东方匈牙利人、波兰人被天主教驯化，法国的王权步入复苏。从11世纪开始，商业在南部的意大利和北部的佛兰德斯复兴，“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人口快速增长，大面积的垦荒成为潮流，这新气象最后孕育了文艺复兴。而1096年发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除了宗教上的意义，最重要便的是打通商业道路，直到奥斯曼人再度兴起阻隔商路，逼迫欧洲人将视线转向大西洋。
三、
传统上视1453年拜占庭陷落于奥斯曼为中世纪的标志，但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之年同样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原因在于平民/步兵取代了贵族/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不单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扩大化，同时也象征着欧陆贵族阶级的没落。对暴力的垄断是现代国家的发明，而频繁的战争则是中世纪的自然状态。
战争虽说都是残酷的，但中世纪的战争乃是贵族之间的竞技，如同春秋时期，参军乃是少数人的荣誉和特权，其目的乃是恢复某种秩序。因此战争固然频繁，其过程对平民的侵扰较小，以对方服输、屈服为目的，不论胜负双方都保留着各自的尊严。服输之后，签订条约或协议，双方就相互遵守。因此在这种战争中，双方在战场上也遵守着贵族的原则。然而当战争将平民也裹挟进去以后，服兵役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战争的残酷性骤然加强，不但对平民的欺损加大，仿佛绞肉机一般将国家的气血吞噬干净，更是改变了战争规则，胜利成为最高目的，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战争从游戏变成读博，赢者通吃，败者输的倾家荡产。所谓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停战，为下一次更猛烈的战争休养生息。
恶性的军事竞争，破坏了中世纪/春秋的自然秩序，仿佛癌细胞病变，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怪兽进入了黑暗森林。为了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需要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供应常备军就需要有更多的税收，收税就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就需要打压贵族的地位，破坏地方自治。于是在恶性循环之下，中世纪的地方自治与贵族议会被不断打压，多阶级并立的封建社会扁平化，向直面王权的原子个人社会迈进。
正如佩里·安德森 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里所说：“在16世纪，西方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集权化君主政体是与金字塔式的四分五裂君主制及其领地制、封臣制这一整套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决裂。”自由的封建国家被对峙的利维坦取代，浮士德挥舞着他手中的铁棍，希望以炼金术来恢复国家的元气，然而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使顺民提前了衰老的进程。
当法兰西从百年战争的硝烟当中走出后，整个欧罗巴都在这个巨兽面前颤栗。为了阻止法兰西携战胜英格兰之余威在欧陆的扩张，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与其角力，仿佛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一个又一个新的法兰西出现，青出之于蓝而胜于蓝。彼时欧罗巴人的心声，仿佛李鸿章在帝国末季的感慨：“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花卷稀饭大学 陈芝
西罗马的覆灭或许是必然的，因为帝国实在太庞大了，一如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日耳曼摧毁西罗马之前，西罗马内部就腐朽堕落了。启蒙时代的哲人在反思帝国败亡原因时，往往将罪责归于基督教。一如五四运动的哲人，视儒学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像吉本在《罗马帝国兴亡史》里，将基督教视为罗马帝国朽坏的罪魁祸首。然而一如程朱理学是东方帝国政治失败的结果而非原因，鄙夷尘世向往天国的基督教的出现乃至兴盛与其说是帝国崩溃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
现代学者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里指出：“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在基督出现之前，旧的宗教已告瓦解……帝国征服希腊，是道德伦丧之始，至尼禄王时代已败坏到了极点，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人们对国家渐渐失去信心，并非由于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为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财富而不恤贫穷，为了捕获奴隶而去打仗，为了奢侈的享受而尽力课税，不可能把人民从饥饿、疾病、侵扰及贫困中解救出来。……罗马帝国的灭亡既非由于蛮族之入侵，更非缘于基督教之兴起；事实上，在蛮族入侵，基督教兴盛之际，罗马帝国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
而究其原因，在于大一统的迷思。大一统是帝国出现的动力，也是帝国失败的原因。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意识到过度扩张才是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的原因，也是帝国衰亡的原因。当军事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限于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帝国庞大的疆域实在难以被有效治理，这也是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分裂成东西罗马的原因。但即便仅是西罗马，对于当时的统治技术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重荷，皇帝陛下又选择了诉诸中央集权，于是他就只能仰仗食利寻租的官僚集团以饮鸩止渴，而臃肿庞大的官僚主义不仅是低效率的代名词，更是腐败的渊薮。这在起初或许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和腐朽，勤俭朴素的风气被浮夸奢靡的新风尚取代，原本刚强雄健的罗马人放弃了立国之初的朴实传统，在纵欲和享乐当中不可自拔，末人的泛滥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生育率的下降——这是迷恋科层制的大一统吏治社会必然命运。西罗马如是，东罗马如是，奥斯曼如是，俄罗斯如是，中华帝国亦如是，凡帝国末季殆无例外。
而陪伴纵欲与享乐的，则是心灵上的空虚，整个社会呼唤着能够填补心灵枯寂的学说出现，基督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亦可说天命所归。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原本只是地中海东岸黎凡特世界一个闪族小国以色列的部族宗教，在黎凡特世界几千年孕育出来的宗教之林中并不起眼。然而却在亚历山大打通东地中海商路带来的希腊化时代，与强势的希腊哲学相结合，孕育出了基督教。彼时这个犹太教异端教派在黎凡特世界也不过是小小的一粒尘埃，但他放弃了犹太教只有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的狭隘，许诺只要成为基督徒，那么不分民族、性别、年龄、贫富都能得救，真正成为一个普世的宗教。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在接连战胜黎凡特世界各种古老宗教后统治了罗马人的心灵。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只拜上帝不拜君王不拜他神的传统，因而在传教之初接连遭到将皇帝进行神化的帝国政府的打压。但在一个腐败奢靡的吏治社会里，许诺给予信徒心灵慰藉的宗教是不可能被禁绝的，只会随着社会的堕落而蓬勃壮大，帝国后期罗马人尤西比乌创作的《基督教会史》如实地记录了在皇帝间歇性地打压之下，却是基督教的狂热殉道者数量爆炸性地增长。最后的结果，是腐朽的帝国向生机勃勃的基督教屈服，在皇帝君士坦丁治下，基督教合法化并成为国教，一切希腊异教统统被禁绝。之后就算有所反复，基督教在罗马人心灵的统治地位也已经不可动摇。而在君士坦丁死后不到六十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罗马，彼此分治。
与罗马一起衰落的，则是希腊文化。许多人以为古典文明的衰落源自蛮族入侵，然而在蛮族摧毁帝国之前，古典文明在帝国境内便已苟延残喘。传统希腊罗马神话的多神信仰仍然存活了一个多世纪，但和一神教的基督教冲突日增，亚历山大城在宗主教利罗治下，驱逐了犹太教人、焚烧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自称信奉基督的暴徒更是杀害了希腊哲学家希帕提娅，这进一步标志着古典哲学辉煌的时期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神学的时代。可另一方面，基督教对延缓罗马帝国的崩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异教自杀习俗的摒弃和对当时纵欲风俗的否定，使得在根基已被暴乱、内战与腐败动摇的帝国有起死回生之相。彼时罗马帝国仿佛回光返照，尽管他的衰落其实在所难免。
而对基督教来说，虽然自君士坦丁以后，罗马帝国拜倒在上帝的十字架下。但在一个大一统帝国里，君王的权力必然会高于教会，虽然将皇帝等同于在世神明的多神教传统已被基督教击败，然而皇帝依然被神话，进而威胁教会与基督徒的自由，就像日后东正教沦为拜占庭皇帝和沙皇掌下的玩偶。幸运的是游牧民族从东方而来，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此后日耳曼蛮族的野性与基督教的灵性相结合，诞下了现代西欧社会的前身。而西罗马这个罹患癌症，垂死的帝国轰然倒下，在废墟与灰烬之中诞生的是人类文明走出吏治帝国，开启新道路的曙光。
二、
在辉格史学家麦考莱看来，西罗马的覆灭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是一场悲剧，然而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未尝不是一场幸事，因为西欧世界久违的封建制度借日耳曼之手又重新复活了。农耕民族必然专制，而游牧蛮族带来自由。就像希腊的前身克里特与迈锡尼同样是埃及式专制政体，蛮族多利亚人对文明的摧毁固然带来了黑暗时代，但清新的空气引入了废墟，在灰烬之上又重新出现新的希望。
现代民主社会发端于英格兰，但英格兰政制与其说创新，不如说是复古，其实与彼时的欧陆各国也一般无二，都是社会当中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说诸社团依据王国的法统和各阶级的法权自我治理。而这又源自日耳曼蛮族在军事殖民胜利以后，贵族废王，平民夺权，国王、贵族、平民内部争斗不休，贵族召开贤人会议推举国王，平民获得特许状内部自治。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之前，同样的历史也发生在希腊、罗马的土地上，迈锡尼、克里特都是埃及式“哔—”政体，荷马时代北方野蛮人的入侵摧毁旧制度的同时，在废墟因为内部权力斗争，而发育出古典民主政体，罗马也是偶遭异族征服，之后因为三角权力斗争方有日后贵族共和国之政体。
但日耳曼人并非文化的敌人，也没有毁灭和销毁罗马文明，相反，他们保存和发展了它。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赢得的，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和平渗透的结果。在此期间，他们吸收罗马文化，接手帝国的管理；罗马并未衰落，罗马制度和文化一直在延续。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想象不同，西罗马帝国并非突然消失的，就算帝国谢幕以后，他的遗泽也依然被后来人继承。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指出环地中海商业圈才是罗马世界的立身之本，就算在西罗马在5世纪覆灭后也没有停止运作，日耳曼人尽管涌入了西罗马帝国的疆域，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摒弃罗马文明，当罗马帝国的诸行省变成各日耳曼王国后，蛮族的君王一直都仰仗地中海商业贸易的税收使政府得以运作。蛮族只是将帝国粗俗化，但并没有使之日耳曼化，十人团、保卫官、城市志（记载正式法律）等罗马时代的城市制度依然存续，君王们也有意识地鼓励商业的发展。所谓日耳曼人反对城市的说法，纯属启蒙哲人的捏造，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没有结束古典文明的经济统一。西罗马的覆灭在当时只是历史的微澜，只有在后人的回忆里才有大转折大激变的意义。
但8世纪初穆斯林的扩张，真正意义上地结束了古典文明。在征服波斯、夺取叙利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后，伊斯兰教完成了对罗马世界的包围圈，原本的商路断绝，地中海共同体就此终结。而此时兴起的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便是对此的应激反应，一如同集权化的匈奴的崛起是为了应对南方农耕帝国的挑战。骑士史诗《罗兰之歌》所讲诉的核心之一，就是查理曼大帝粉碎了穆斯林的进攻，使其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之下。
与前代的墨洛温王朝不同，加洛林王朝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内陆国家，西欧文明被隔绝封闭，找不到出路。商业的衰落导致了城市的解体，而这意味着中世纪真正的开始，黑暗的年代降临了。城市由于缺少商业的支撑，使得市民纷纷逃向农村。大庄园土地所有制盛行，自由农民为了人身安全投靠庄园主，变成隶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实是迫不得已的，因此除了自己享用外，多余的产品又能与谁交换使之成为商品，又该如何处理呢？正是在商业趋于消失的状况下，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才会进行货币改革，以银币取代金币。其直接原因是贸易消失导致法兰克王国贵金属稀缺，而根本原因是商业衰落和普遍贫困导致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
可以这么说，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也就没有中世纪。
北方的维京海盗和9世纪东方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对欧洲的入侵也加剧了这一过程，仅有的北方商业也遭到了重创，同时西欧各国的王权也遭到不同的打击，法国的王权被彻底摧毁，在国王无法保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在险要之地修建城堡以自保，骑士时代出现。可以说，这是欧洲最黑暗的时刻。
但黑暗年代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了10世纪欧洲开始出现转折。相对的和平与稳固在西欧出现，诺曼底公国的诞生标志着维京人入侵的终结，东方匈牙利人、波兰人被天主教驯化，法国的王权步入复苏。从11世纪开始，商业在南部的意大利和北部的佛兰德斯复兴，“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人口快速增长，大面积的垦荒成为潮流，这新气象最后孕育了文艺复兴。而1096年发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除了宗教上的意义，最重要便的是打通商业道路，直到奥斯曼人再度兴起阻隔商路，逼迫欧洲人将视线转向大西洋。
三、
传统上视1453年拜占庭陷落于奥斯曼为中世纪的标志，但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之年同样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原因在于平民/步兵取代了贵族/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不单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扩大化，同时也象征着欧陆贵族阶级的没落。对暴力的垄断是现代国家的发明，而频繁的战争则是中世纪的自然状态。
战争虽说都是残酷的，但中世纪的战争乃是贵族之间的竞技，如同春秋时期，参军乃是少数人的荣誉和特权，其目的乃是恢复某种秩序。因此战争固然频繁，其过程对平民的侵扰较小，以对方服输、屈服为目的，不论胜负双方都保留着各自的尊严。服输之后，签订条约或协议，双方就相互遵守。因此在这种战争中，双方在战场上也遵守着贵族的原则。然而当战争将平民也裹挟进去以后，服兵役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战争的残酷性骤然加强，不但对平民的欺损加大，仿佛绞肉机一般将国家的气血吞噬干净，更是改变了战争规则，胜利成为最高目的，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战争从游戏变成读博，赢者通吃，败者输的倾家荡产。所谓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停战，为下一次更猛烈的战争休养生息。
恶性的军事竞争，破坏了中世纪/春秋的自然秩序，仿佛癌细胞病变，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怪兽进入了黑暗森林。为了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需要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供应常备军就需要有更多的税收，收税就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就需要打压贵族的地位，破坏地方自治。于是在恶性循环之下，中世纪的地方自治与贵族议会被不断打压，多阶级并立的封建社会扁平化，向直面王权的原子个人社会迈进。
正如佩里·安德森 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里所说：“在16世纪，西方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集权化君主政体是与金字塔式的四分五裂君主制及其领地制、封臣制这一整套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决裂。”自由的封建国家被对峙的利维坦取代，浮士德挥舞着他手中的铁棍，希望以炼金术来恢复国家的元气，然而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使顺民提前了衰老的进程。
当法兰西从百年战争的硝烟当中走出后，整个欧罗巴都在这个巨兽面前颤栗。为了阻止法兰西携战胜英格兰之余威在欧陆的扩张，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与其角力，仿佛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一个又一个新的法兰西出现，青出之于蓝而胜于蓝。彼时欧罗巴人的心声，仿佛李鸿章在帝国末季的感慨：“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花卷稀饭大学 陈芝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