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徘徊——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之二
在第一编中，王汎森处理的问题是儒学与民间社会的关系问题，那么第二编则处理的是士大夫与现代政治关系的课题，与前一编不同，这部分他用的是大多数人熟悉的康有为、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与现代政治关系的讨论。虽然，他选择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作为这编的主题，但是仔细考察这编的八篇文章就会发现，真正纠结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其实是王汎森自己，而不是他笔下的人物和思想。
《从传统到反传统》中，王汎森考察了廖平康有为的孔教派、章太炎邓实的国粹派和爱国主义中蕴含的反传统因素。可以说，这三派都是传统孕育出来的学术和风气，但是在晚清民国动荡的时代，却迸发出强烈的反传统激情。康有为、廖平通过尊孔来贬低传统文化，这是他们学说中蕴含的浅层含义。章太炎邓实等人区分国粹与国渣，这种取精去粗的方式，也产生了激进的传统批判。而为了改造旧国家，开创新世界，那么对于旧有传统进行扬弃也是必然。从上述三派的言论，我们不难看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学术对于政治的颠覆。
如果说《从传统到反传统》是分析传统中的颠覆因素，那么《中国近代思想的传统因素》则试图从现代政治思想中寻找传统文化的基因。王汎森处理这个问题，是将宋明理学的修身方法作为传统基因，然后考察从康有为到章太炎以及后继的革命者，身上所具备的那种修身齐家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改革和革命者用来完成自身的政治目的，虽然形式还保持着传统的影子，但是修齐治平的目的已经取消，服务的不过是现代政治的目标。
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王汎森考察了从晚清以来私人领域的不断公共化的问题，他从晚清理学复兴，日记作为考察个人修身的文本，在士大夫阶层大肆流行，从而引发了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问题。辛亥革命后，这股思潮并未就此消失，而是转化为更加政治化的行动，除了蒋介石个人撰写道德日记外，共产党也通过自我批评检查的方式，将个人私领域进行政治批判。
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中，王汎森考察了晚清中日两国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以及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发现了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启蒙的日本渠道。但是，这个渠道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士大夫从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到最后演化为沦为西方思想概念工具的注脚。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文化殖民的过程。某些时候，我觉得王汎森虽然考察的是晚清民国的学术史，但是放到当下也并不为过。而且，这种赤裸裸的文化殖民，却被披上了文化启蒙的外衣。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王汎森探讨了梁启超的“新史学”革命，围绕中国传统是有“史”还是无“史“展开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梁启超以及维新义士们出于民族主义和现代政治立场，强力否定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将其斥为王朝家谱。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反唇相讥，认为中国史学自古就很发达。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民国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思潮，传统史学成为绝响。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和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中，王汎森探讨的是刘师培身上的两种特质：第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这两点构成了晚清士大夫群体独特的心态，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对于西方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认为不仅要追求富强，而且还要追求超越政治国家。这种混杂的心态，导致他们不断追逐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但又轻易抛弃追求更加激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分析刘师培的个案，王汎森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群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心路历程。
在《思潮与社会条件》中，王汎森通过分析陈独秀与《新青年》和四川吴虞两个个案，探讨了去传统和道德化和民主、科学、平等等新价值观念的确立。在晚清到民国转变过程中，前一时期不道德的事情，在新的时期则反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上述两个例证恰恰表明了思潮与社会转变的互动关系，并非仅仅是思想影响社会，政治社会的变化也影响倒是思想的传播。
在《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王汎森就余英时提出近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察笔记。他通过分析晚清士大夫精英心态的改变，从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不断认同下层民众，并不断追问自己为何没有成为劳动人民。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用来讽刺大陆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虽然，我们今天大学扩招，知识人不断增多，但是总有当年的知青知识分子站出来，认为大学生缺乏与民众交往的生活，却从来不问这些大学生本身很多就出身于民众家庭。当然，王汎森考察的是晚清民国以降的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化，其实就是民主化浪潮下，去精英化的思潮。不过，这不是民粹主义形成的摇篮吗？
苦茶案，在这编八篇文章中，王汎森考察了晚清民国转变时期的诸种心态和思潮，并对于这些思潮进行了逐一的点评与分析。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王汎森对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思考，比如从传统中看到反传统，从现代中看到传统因素，甚至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政治思潮的递变关系，都渗透了王汎森自身对于传统问题的思考。当然，我觉得他并不一定认同现代政治，而且对于传统思想还是抱有很大的敬意。但是，纠结之处就在于他并不能提出传统与现代辩证关系的结论，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如何走下去，是调和古今还是厚今薄古？所以，我在前面提到，并不仅仅是历史的纠结，也是史学研究者自身的困扰，应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与我们当下。
《从传统到反传统》中，王汎森考察了廖平康有为的孔教派、章太炎邓实的国粹派和爱国主义中蕴含的反传统因素。可以说，这三派都是传统孕育出来的学术和风气，但是在晚清民国动荡的时代，却迸发出强烈的反传统激情。康有为、廖平通过尊孔来贬低传统文化，这是他们学说中蕴含的浅层含义。章太炎邓实等人区分国粹与国渣，这种取精去粗的方式，也产生了激进的传统批判。而为了改造旧国家，开创新世界，那么对于旧有传统进行扬弃也是必然。从上述三派的言论，我们不难看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学术对于政治的颠覆。
如果说《从传统到反传统》是分析传统中的颠覆因素，那么《中国近代思想的传统因素》则试图从现代政治思想中寻找传统文化的基因。王汎森处理这个问题，是将宋明理学的修身方法作为传统基因，然后考察从康有为到章太炎以及后继的革命者，身上所具备的那种修身齐家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改革和革命者用来完成自身的政治目的，虽然形式还保持着传统的影子，但是修齐治平的目的已经取消，服务的不过是现代政治的目标。
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王汎森考察了从晚清以来私人领域的不断公共化的问题，他从晚清理学复兴，日记作为考察个人修身的文本，在士大夫阶层大肆流行，从而引发了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问题。辛亥革命后，这股思潮并未就此消失，而是转化为更加政治化的行动，除了蒋介石个人撰写道德日记外，共产党也通过自我批评检查的方式，将个人私领域进行政治批判。
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中，王汎森考察了晚清中日两国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以及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发现了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启蒙的日本渠道。但是，这个渠道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士大夫从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到最后演化为沦为西方思想概念工具的注脚。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文化殖民的过程。某些时候，我觉得王汎森虽然考察的是晚清民国的学术史，但是放到当下也并不为过。而且，这种赤裸裸的文化殖民，却被披上了文化启蒙的外衣。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王汎森探讨了梁启超的“新史学”革命，围绕中国传统是有“史”还是无“史“展开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梁启超以及维新义士们出于民族主义和现代政治立场，强力否定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将其斥为王朝家谱。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反唇相讥，认为中国史学自古就很发达。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民国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思潮，传统史学成为绝响。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和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中，王汎森探讨的是刘师培身上的两种特质：第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这两点构成了晚清士大夫群体独特的心态，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对于西方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认为不仅要追求富强，而且还要追求超越政治国家。这种混杂的心态，导致他们不断追逐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但又轻易抛弃追求更加激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分析刘师培的个案，王汎森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群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心路历程。
在《思潮与社会条件》中，王汎森通过分析陈独秀与《新青年》和四川吴虞两个个案，探讨了去传统和道德化和民主、科学、平等等新价值观念的确立。在晚清到民国转变过程中，前一时期不道德的事情，在新的时期则反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上述两个例证恰恰表明了思潮与社会转变的互动关系，并非仅仅是思想影响社会，政治社会的变化也影响倒是思想的传播。
在《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王汎森就余英时提出近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察笔记。他通过分析晚清士大夫精英心态的改变，从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不断认同下层民众，并不断追问自己为何没有成为劳动人民。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用来讽刺大陆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虽然，我们今天大学扩招，知识人不断增多，但是总有当年的知青知识分子站出来，认为大学生缺乏与民众交往的生活，却从来不问这些大学生本身很多就出身于民众家庭。当然，王汎森考察的是晚清民国以降的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化，其实就是民主化浪潮下，去精英化的思潮。不过，这不是民粹主义形成的摇篮吗？
苦茶案，在这编八篇文章中，王汎森考察了晚清民国转变时期的诸种心态和思潮，并对于这些思潮进行了逐一的点评与分析。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王汎森对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思考，比如从传统中看到反传统，从现代中看到传统因素，甚至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政治思潮的递变关系，都渗透了王汎森自身对于传统问题的思考。当然，我觉得他并不一定认同现代政治，而且对于传统思想还是抱有很大的敬意。但是，纠结之处就在于他并不能提出传统与现代辩证关系的结论，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如何走下去，是调和古今还是厚今薄古？所以，我在前面提到，并不仅仅是历史的纠结，也是史学研究者自身的困扰，应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与我们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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