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指涉的格非作品

格非以先锋小说名，前卫的叙事方式与典丽清雅的语言相得益彰，九十年代中期始，曾中断创作几有十年，新世纪以“江南三部曲”重起炉灶，再发新声，这既是其个人写作历程的嬗变，亦可视为六〇后作家群突破“瓶颈期”的一个缩影。新近，有格非的两本书出版，《相遇》和《博尔赫斯的面孔》，前者为其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后者为散文、文论合集。文体类属相异，但有意味的是，在这不同的文体中，构成了某种对应，是作家创作思路的指涉，从中可看出其思考的脉络。我们不妨先分而观之，看看这两本作品集各自的特点，之后观察一下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自然，所谓两者，狭义是指《相遇》和《博尔赫斯的面孔》，广义而言，可以扩展至格非的小说与散文、文论写作之联系。

…… ……

《博尔赫斯的面孔》收录了格非逾十年的随笔及文论作品。他的随笔写得并不多，这是其第二部散文集（上一本是《塞壬的歌声》）。《博尔赫斯的面孔》中，包含回忆文章、游记、读书札记、短评、电影评论，还有半部书篇幅的文论，相当一部分是上课的讲稿（因为格非还是位传道授业的大学教授）。从《乡村电影》、《师大忆旧》、《乡村教育：人和事》、《印度纪行》等文章中，我们发现格非颇具写散文的天赋，记事写人栩栩如生，画面感极强，幽默感时时弥散出来，很有意思。而从格非对列夫•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福楼拜、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等作家的评论中，我们得以了解其文学观念，以及其作为教师与小说家两种身份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

在格非的回忆中，有关于其成名作《迷舟》的一段不乏意味的经历。这篇小说起初由吴洪森推荐到《上海文学》，杂志社的周介人先生给格非写了封长信，“充满了对后辈的关切，但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而《上海文学》是不发表通俗类作品的”。继之，稿子转给了《收获》，不久即刊发，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品备受瞩目。这一被当做通俗小说退稿的轶事，表明习惯传统文学观念的编辑对“新小说”的不敏感，从眼前就轻易滑将过去；再有，格非虽是博氏的私淑弟子，起步之初，即使有着痕迹很重的模仿，但仍葆有自己的特质，语言的典丽雅致，内里的颠覆性叙述却有着传统的故事外壳（意外地骗过了老编辑的眼睛）。

我们读格非的小说，会发现有大量对植物、飞虫、鸟雀等乡土物什的精细入微的描写，而于其回忆童年生活的随笔中，可以找到源头所在。小说家需要对外界事物足够的敏感度，以及好的记忆力，幼时形成的感觉足以影响一个人的写作，如此的因素我们在莫言、苏童这样大量记述故乡故事的作家那里可以看到，而在曾以先锋派著称的格非之作品亦大量发现，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

在格非的读书札记里，有关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篇什；而在《现代文学的终结》一文中，着重谈及福楼拜的《布法与白居榭》，认为这部书“作为对当时社会精神困境的隐喻，其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包法利夫人》”。其后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与这些散札零论构成了互文：主角谭端午日常勤读的书籍是《新五代史》，而到了故事的结尾，他终于读完了。陈寅恪的一句话亦被反复提及，“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醇正”。而谭端午向书中另一人物绿珠提到福楼拜的《布法和白居榭》，布法和白居榭冀望回到田园式的理想生活，但原有的秩序早已被时代所击破，传统不复存在，理想与现实间构成巨大的反差，最终他们无功而返。这种互文指涉，仿若镜中的折射，映像繁复而对应。

格非曾做废名研究，写出《废名的意义》。表面看，格非的写作与废名小说的气质差异性比较大，但格非如此关注废名显然并非没有缘由，这个交集点应该在于对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思考上。格非早期以先锋小说出道，受西方文学影响昭然，模仿的痕迹是极重的。但模仿是走不了太远的，不久即遭遇“瓶颈期”，搁笔十年，理由或有若干，而寻求突破口显而易见，向内转应是格非的一个选择。《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中，格非做一“回溯式的考察”，辨析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体系，这是否暗示了其作为学者与作家的一种“焦虑”？为汉语小说汇入世界文学中寻觅自身的定位。而废名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汲取与苦心经营，显然吸引了格非的注意（《废名的意义》即为其博士论文，其费心力可见一斑）。在格非其后的小说创作中，我认为长篇《人面桃花》是对中国小说“诗性的传统”之学习的一部作品，完成度很高，意境的营造与主题的表达交融无间，表明格非的寻觅转型到了柳暗花明的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