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一段历史
云也退/文
“我无意推断”，“我不愿评断”，1971年，埃德蒙·威尔逊在人生抵达终点站前，及时地为新版《到芬兰车站》写下了一段弁语，也是他最后一次点评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另一种意义上的盖棺之论。其中，他连连说不，不评判苏联独裁政权是否空前绝后，也不断定斯大林就是俄国沙皇里最残酷的一位；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读作一部基本忠实的记录，它记录了在革命家们看来，他们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所正在从事的事。”
意思很明白：读者诸君，我只是客观地记下了一群人的主观认识——他们是怎么看待革命的，怎么描绘愿景，以及，怎么将认识付诸实践。此外，威尔逊还承认，他当年过于轻信苏联官方对列宁的描述，而忽略了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问世的一些批评列宁的言论与作品。一句话，他是被立场给蒙蔽了一部分心智。
大萧条期间，在看过阿拉巴契亚和底特律的工人们的艰难处境，在肯塔基的宾内维尔，亲眼目睹了罢工的矿工如何将石块砸向军警和政府之后，著名的美国文化批评家威尔逊踩上了左派的步调。共产党不是他心里毫无疑问的伟大存在，但是，威尔逊觉得，假如资本主义之死露出了端倪，那为何不举双手欢迎变化的发生呢？“变化”——有时候，时局中人未必在乎历史是进步还是退步，他们只是希望有点“变化”发生。
你若认真读过《到芬兰车站》，没准会为威尔逊的“一时糊涂”而庆幸。这本书，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脑子——既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贡献，又揭示它们潜在的危险；既赞扬列宁和十月革命，又批评革命者和苏共随后的堕落——写不出来的，而它的偏颇，它对列宁等人的美化，既是其短，又是此书的能量和感染力所在。1935年，《到芬兰车站》开始撰写时，威尔逊还兴冲冲地告诉他的好友、著名小说家多斯·帕索斯说，斯大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鞠躬尽瘁。不久，他便得到一次去苏联访问的机会，回来以后，同罗曼·罗兰以及安德烈·纪德一样，发表了一部访问记，透露了看到真相之后立场的转变。不过，尽管他已经完全清楚苏联建不成民主体制，而且政治机器已在国内建立了独裁统治，他还是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这一串人物所缔造的“变化”抱有感情；对他这样的左派来说，没有什么比指出一种可能性更为宝贵的了，更何况，俄国人还在列宁的领导下去实践了。
任何一个新鲜的运动，一个与之前的历史、理论、观念构成决裂的东西，若要想立住脚跟，逐渐抓住更多的人心，都需要它的开创者投入以巨大的信念，给足推动力。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干净利落地从形上沉思跳到现实实践。“到芬兰车站”一语的主语是列宁，所谓的革命大导师，但其实，威尔逊在叙述马恩的篇幅里，亦耗费笔墨来描写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看起来像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强烈且信念十分坚定的人物——以外表而言也是相当突出特别，满头黑色的卷发，两手长满了毛，身着一件斜边扣子的外套，给人一种望之生畏的印象，即使他的行为有时显得相当怪异。他的动作有些笨拙，却大胆而充满自信，他的仪态言行和社会传统格格不入，但却孤傲不群，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非常适于发动煽动性的批判言论。他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定语惊四座，这让人感觉他对人类心灵了如指掌，能够轻易加以掌握驾驭。……”
这是威尔逊引用俄国学者安年科夫所述的马克思印象，此人记述了马恩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的争论，十分传神，马克思被魏特林的书生之言激怒，挥拳砸了桌子，“桌灯差点掉了下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显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所做的事。
马克思不但与过去的哲学家决裂，与同阵营的那些缺乏实践勇气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也一刀两断。萨义德称他是“伟大的现代二度思想家（re-thinker）”，反省、推敲、破坏先哲的理论，建立自己事业的开端。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马克思的职责，就是要第一个证明历史尚未终结，到他那时为止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似乎已经为世界定了调，其实不然，资本主义是促成了人与他本质之间的分裂，而非缓解了它。马克思要让人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起源，所以，人就不能同他的目的相分离，而是要与其行动合二为一。
这就是革命导师在给将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绘制蓝图，埋伏引线。评论家刘易斯·梅南德写道：“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马克思’就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在行动，在每个新的环境里持续不断地做着什么事……人充填入时间；世界随着人物的脚步行进而转动。在我们面前，历史显示出一种线索来。”《到芬兰车站》就是要写出一条线索：从法国大革命，到巴贝夫、圣西门、欧文、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到“历史行动者”拉萨尔、巴枯宁，再到列宁、托洛茨基、威廉·李卜克内希、罗莎·卢森堡等等，理论一步步发展，行动意识则一步步明确。
威尔逊虽然写了马列二人的众多不同，可读者会感到，马克思从理论上和人格上都堪称列宁的先驱，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起起伏伏多年后产生的一位集大成者，他一样擅长理论，言辞咄咄逼人，不知疲倦，更重要的，是一样坚定、顽强、百折不挠，为了达到目的，不但能挥拳抡桌，还能掀起血雨腥风、流血漂橹的战争。威尔逊写了列宁的酷厉手段，也写了他对托洛茨基的排挤，但他又说：
“……如果他（列宁）成为独裁者角色，这似乎也是俄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使然。但是，他变成统御一切的独裁角色时，也绝不像一般政治家那样是出于追求个人的荣耀和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说，列宁是少有的没有私心的伟大政治人物，他从不注意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他不要求人们对他表达敬意，他不会注重自己的仪容外表……他有许多政治敌手，但他从不会想置对方于死地……”
这些描述中的片面甚至幼稚之处，威尔逊后来都予以承认。不过，如梅南德所说，在几十年后读《到芬兰车站》，更应该予以注意的是此书的副标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历史是威尔逊的真正主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主义史上林林总总的人物，他们所掀起的“变化”，最终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通过一个民族的集体行动而完成了一段历史，自此以后，不管苏联如何嬗变，是红旗猎猎，天下归心，抑或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谈及20世纪，后人必然绕不过“十月革命”——而成就历史，对于一个人完竣其人生的意义而言，乃是关键中之关键。
此即马克思理想中的“人与目的的结合”，实现方式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与马恩列一样，威尔逊也相信历史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众人的行动，不管是理论家还是革命家，是书斋学者还是沙场战士，都早已被历史安放在它的沙盘里面。而且，各个孤立的事件之间都有影响乃至决定关系：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的掘墓人。
历史决定论，在苏联和东欧政权垮台之后一直灰头土脸——其实它的危机早已降临了，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有很好的论述。然而，《到芬兰车站》引导它的读者去了解与思考，为什么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欧洲有那么多人期待着变化出现，并且合力促成转折的发生？这些人，除了马恩之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志尼，还有俄罗斯的赫尔岑，除了哲学家，还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甚至还有诗人波德莱尔……他们所做的事，不管是著书写字还是兴兵举义，皆有一共同特征：加速现有的东西的腐朽。
《到芬兰车站》第一版问世于1940年9月，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时间点：就在一个月前，托洛茨基的脑袋被一把冰斧劈开，就在一年之前，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给希特勒入侵波兰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而之前的三四年间，苏联人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及各种迫害行动之中噤若寒蝉。在苏芬战争爆发，苏联意欲吞并芬兰时，威尔逊曾懊恼地告诉朋友：“我该给芬兰车站收尾了。”
基于此，我们可以质疑，被“变化”终结了的过去是否真的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不过在威尔逊看来，后来的事，与革命本身并无太大关系，正如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犯下的过错，也不能随意推到马克思头上一样。威尔逊选择接受历史决定论——至少是“历史有计划论”，因为，参与进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对每一个终有一死的个体来说，绝对是一场冒险，但当这场变革如愿载入史册，成为一个百科词条或无数著作的考察对象，它就拥有了无上的权威，它所开辟的可能性就得到了承认。《到芬兰车站》是根据这一思想写成的；而罗莎·卢森堡，也是根据这一思想，给列宁投去了如此的赞美之词——尤其是最后一句：
“采用这样还是那样的策略是次要的，无足轻重，要紧的是无产阶级行动的能力、行动的力量、对这种社会主义权力的欲望。在这些地方，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是第一个，他们走在了前面，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榜样；他们依然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像胡顿（新教改革时期路德派之一员，态度激进，行动果断）一样喊出‘我挑战过了！’的人。”
“我无意推断”，“我不愿评断”，1971年，埃德蒙·威尔逊在人生抵达终点站前，及时地为新版《到芬兰车站》写下了一段弁语，也是他最后一次点评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另一种意义上的盖棺之论。其中，他连连说不，不评判苏联独裁政权是否空前绝后，也不断定斯大林就是俄国沙皇里最残酷的一位；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读作一部基本忠实的记录，它记录了在革命家们看来，他们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所正在从事的事。”
意思很明白：读者诸君，我只是客观地记下了一群人的主观认识——他们是怎么看待革命的，怎么描绘愿景，以及，怎么将认识付诸实践。此外，威尔逊还承认，他当年过于轻信苏联官方对列宁的描述，而忽略了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问世的一些批评列宁的言论与作品。一句话，他是被立场给蒙蔽了一部分心智。
大萧条期间，在看过阿拉巴契亚和底特律的工人们的艰难处境，在肯塔基的宾内维尔，亲眼目睹了罢工的矿工如何将石块砸向军警和政府之后，著名的美国文化批评家威尔逊踩上了左派的步调。共产党不是他心里毫无疑问的伟大存在，但是，威尔逊觉得，假如资本主义之死露出了端倪，那为何不举双手欢迎变化的发生呢？“变化”——有时候，时局中人未必在乎历史是进步还是退步，他们只是希望有点“变化”发生。
你若认真读过《到芬兰车站》，没准会为威尔逊的“一时糊涂”而庆幸。这本书，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脑子——既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贡献，又揭示它们潜在的危险；既赞扬列宁和十月革命，又批评革命者和苏共随后的堕落——写不出来的，而它的偏颇，它对列宁等人的美化，既是其短，又是此书的能量和感染力所在。1935年，《到芬兰车站》开始撰写时，威尔逊还兴冲冲地告诉他的好友、著名小说家多斯·帕索斯说，斯大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鞠躬尽瘁。不久，他便得到一次去苏联访问的机会，回来以后，同罗曼·罗兰以及安德烈·纪德一样，发表了一部访问记，透露了看到真相之后立场的转变。不过，尽管他已经完全清楚苏联建不成民主体制，而且政治机器已在国内建立了独裁统治，他还是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这一串人物所缔造的“变化”抱有感情；对他这样的左派来说，没有什么比指出一种可能性更为宝贵的了，更何况，俄国人还在列宁的领导下去实践了。
任何一个新鲜的运动，一个与之前的历史、理论、观念构成决裂的东西，若要想立住脚跟，逐渐抓住更多的人心，都需要它的开创者投入以巨大的信念，给足推动力。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干净利落地从形上沉思跳到现实实践。“到芬兰车站”一语的主语是列宁，所谓的革命大导师，但其实，威尔逊在叙述马恩的篇幅里，亦耗费笔墨来描写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看起来像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强烈且信念十分坚定的人物——以外表而言也是相当突出特别，满头黑色的卷发，两手长满了毛，身着一件斜边扣子的外套，给人一种望之生畏的印象，即使他的行为有时显得相当怪异。他的动作有些笨拙，却大胆而充满自信，他的仪态言行和社会传统格格不入，但却孤傲不群，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非常适于发动煽动性的批判言论。他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定语惊四座，这让人感觉他对人类心灵了如指掌，能够轻易加以掌握驾驭。……”
这是威尔逊引用俄国学者安年科夫所述的马克思印象，此人记述了马恩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的争论，十分传神，马克思被魏特林的书生之言激怒，挥拳砸了桌子，“桌灯差点掉了下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显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所做的事。
马克思不但与过去的哲学家决裂，与同阵营的那些缺乏实践勇气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也一刀两断。萨义德称他是“伟大的现代二度思想家（re-thinker）”，反省、推敲、破坏先哲的理论，建立自己事业的开端。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马克思的职责，就是要第一个证明历史尚未终结，到他那时为止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似乎已经为世界定了调，其实不然，资本主义是促成了人与他本质之间的分裂，而非缓解了它。马克思要让人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起源，所以，人就不能同他的目的相分离，而是要与其行动合二为一。
这就是革命导师在给将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绘制蓝图，埋伏引线。评论家刘易斯·梅南德写道：“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马克思’就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在行动，在每个新的环境里持续不断地做着什么事……人充填入时间；世界随着人物的脚步行进而转动。在我们面前，历史显示出一种线索来。”《到芬兰车站》就是要写出一条线索：从法国大革命，到巴贝夫、圣西门、欧文、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到“历史行动者”拉萨尔、巴枯宁，再到列宁、托洛茨基、威廉·李卜克内希、罗莎·卢森堡等等，理论一步步发展，行动意识则一步步明确。
威尔逊虽然写了马列二人的众多不同，可读者会感到，马克思从理论上和人格上都堪称列宁的先驱，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起起伏伏多年后产生的一位集大成者，他一样擅长理论，言辞咄咄逼人，不知疲倦，更重要的，是一样坚定、顽强、百折不挠，为了达到目的，不但能挥拳抡桌，还能掀起血雨腥风、流血漂橹的战争。威尔逊写了列宁的酷厉手段，也写了他对托洛茨基的排挤，但他又说：
“……如果他（列宁）成为独裁者角色，这似乎也是俄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使然。但是，他变成统御一切的独裁角色时，也绝不像一般政治家那样是出于追求个人的荣耀和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说，列宁是少有的没有私心的伟大政治人物，他从不注意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他不要求人们对他表达敬意，他不会注重自己的仪容外表……他有许多政治敌手，但他从不会想置对方于死地……”
这些描述中的片面甚至幼稚之处，威尔逊后来都予以承认。不过，如梅南德所说，在几十年后读《到芬兰车站》，更应该予以注意的是此书的副标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历史是威尔逊的真正主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主义史上林林总总的人物，他们所掀起的“变化”，最终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通过一个民族的集体行动而完成了一段历史，自此以后，不管苏联如何嬗变，是红旗猎猎，天下归心，抑或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谈及20世纪，后人必然绕不过“十月革命”——而成就历史，对于一个人完竣其人生的意义而言，乃是关键中之关键。
此即马克思理想中的“人与目的的结合”，实现方式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与马恩列一样，威尔逊也相信历史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众人的行动，不管是理论家还是革命家，是书斋学者还是沙场战士，都早已被历史安放在它的沙盘里面。而且，各个孤立的事件之间都有影响乃至决定关系：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的掘墓人。
历史决定论，在苏联和东欧政权垮台之后一直灰头土脸——其实它的危机早已降临了，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有很好的论述。然而，《到芬兰车站》引导它的读者去了解与思考，为什么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欧洲有那么多人期待着变化出现，并且合力促成转折的发生？这些人，除了马恩之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志尼，还有俄罗斯的赫尔岑，除了哲学家，还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甚至还有诗人波德莱尔……他们所做的事，不管是著书写字还是兴兵举义，皆有一共同特征：加速现有的东西的腐朽。
《到芬兰车站》第一版问世于1940年9月，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时间点：就在一个月前，托洛茨基的脑袋被一把冰斧劈开，就在一年之前，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给希特勒入侵波兰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而之前的三四年间，苏联人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及各种迫害行动之中噤若寒蝉。在苏芬战争爆发，苏联意欲吞并芬兰时，威尔逊曾懊恼地告诉朋友：“我该给芬兰车站收尾了。”
基于此，我们可以质疑，被“变化”终结了的过去是否真的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不过在威尔逊看来，后来的事，与革命本身并无太大关系，正如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犯下的过错，也不能随意推到马克思头上一样。威尔逊选择接受历史决定论——至少是“历史有计划论”，因为，参与进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对每一个终有一死的个体来说，绝对是一场冒险，但当这场变革如愿载入史册，成为一个百科词条或无数著作的考察对象，它就拥有了无上的权威，它所开辟的可能性就得到了承认。《到芬兰车站》是根据这一思想写成的；而罗莎·卢森堡，也是根据这一思想，给列宁投去了如此的赞美之词——尤其是最后一句：
“采用这样还是那样的策略是次要的，无足轻重，要紧的是无产阶级行动的能力、行动的力量、对这种社会主义权力的欲望。在这些地方，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是第一个，他们走在了前面，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榜样；他们依然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像胡顿（新教改革时期路德派之一员，态度激进，行动果断）一样喊出‘我挑战过了！’的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