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极权下的自我压抑

不久前，学者陆扬在他的微博上调侃，当下的中古史研究中势力强大的是“拜物教”（material culture）、“多神教”(popular belief)与“刑侦验尸学”（the true story of X, Y, Z），“政治挂帅”(political history)则十分稀缺。我在转发之时加上了一些评论，大体是觉得在思想氛围不那么宽松的时代以及商业意味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学术和其它话题的泛娱乐化自是必然，“政治挂帅”的研究和批评也当然会退居边缘或成为抽屉文本。已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曾以“中国转向内在”为题探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型，对此我总能够鲜明地感觉到当前中西方有关历史的研究似乎都已“转向外在”，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越发细碎甚至到了“无聊”的程度，有关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尤其不受欢迎。或许，在猎奇求新的心态之外，历史研究者们的精神上总有某些不自觉的自我束缚之处吧。

直到读完王汎森教授《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我才恍悟上述现状与精神困顿的由来。所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之说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其意为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会渗入每个角落，人们日常生活的任何区域都会受其影响。王汎森以明清易代之际出现的《明夷待访录》、雍乾两朝曾静案与当时的社会心态、清代文献中的“自我压抑”现象和道咸以后禁书的复出等为切入口，讨论了清代的政治压力实分为显隐二径：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其所造成的一种无边的氛围而由此产生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在此环境下，群体心态中泛滥着以往并不为学者所关注或意识到的“自我压抑”的成分——此时，从“下”向“上”地考察古代某一时期的皇权力量和专制程度，似乎显得更为便捷、有效和入旨。

今天充斥着我们耳目的各类清宫戏，似乎在不断提示人们康、雍、乾三朝是帝国的盛世，彼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达到近世的极盛，像这样百代不遇的黄金时期值得我们不断歌颂和借鉴。可是，往往越是盛世，人们的精神自由越会收到更多的压抑。康乾时期大兴笔祸，国力的强盛令君主骄横狂傲到认为权力能够无所不及、无所不控，柳诒徵谓其时“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王汎森编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的数篇专文，均在讨论彼时中央政策与作为的“受众”、“被影响者”、“被支配者”的思想世界，在影响和支配下，他们的言行有何种“创造力”——“人们可能尽其所能地‘创造性’地减少或回避影响与支配，而其最终的结果却每每吊诡地扩大了官方政策的实际作用，形成一股席卷每一个角落的旋风”。

我特别注意到书中所收《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一文，盖有关曾静及《大义觉迷录》的编订、印行、传播与禁毁事，既是雍乾时期一桩影响极大、牵连甚广之案，也恰可窥见清代文化政策与君主心态的变化。从雍正的“奇料理”到乾隆忤悖父意背后所隐藏的满人自我认同意识的加强，中有许多异质文化间碰撞而生的莫名其妙的枝节，细细考察体会涉案材料，是非常有意味的。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中这样解读雍正、乾隆父子对曾静案的不同态度：“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与史景迁偏重于描述案件史实的写作方法不同，王汎森关注的是曾静本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转变，他认为出身贫穷的曾静认为贫富不均应该归罪于雍正的失政，认为井田制、封建制宜当恢复，向往乡约制度，并以理气之分来解释华夷之别，这些主张连同他对雍正在继承皇位问题上的质疑一起，在理论上构成了对满清政府和雍正统治“合法性”的双重威胁。在此双重威胁下，雍正作为被告宽宥了原告曾静，并将辑有审判、辩论和曾静悔过自述的《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但却在涉及种族思想的问题上作为原告对吕留良一门严惩不贷。

就在雍正发动这场宣传战的时候，许多敏感的读书人或久沉下僚的官吏纷纷撰写“读后感”以为回应暨表态度。王汎森还特地举出齐周华一案来论述《大义觉迷录》在浙江一地的舆论影响，齐氏大惑于雍正对曾、吕二人处置的不同，因此强调曾静嫁祸吕留良之不当，要求对浙江吕门亦加宽恕。王汎森由此提出浙人对案件处理吕留良却不严惩曾静这一结果的反感实有三个原因，一是晚明浙江抗清义师规模为诸省之冠，故成为彼地生活之记忆，二是吕留良长期教书为业，影响极大，在士子中颇有声望，三是雍正四年因査嗣庭案浙江已被停止乡、会试一年，因而浙江士人对清廷严厉打击同为浙人的吕留良十分敏感。而当乾隆即位之后，处死了曾静等人，并严厉查禁其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舆论又呈现出另一情状，即便是小说家言，亦谨小慎微地不敢直陈其事，乃以“弥天重犯”来代指曾静，至于当在狱中的齐周华闻知曾静伏诛之时，则以“不胜痛快”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与该书同名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是王汎森综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知识背景、文化主张和思想心态各方面来谈“寓禁于征”及“自我删篡”等问题的文章。王汎森指出，乾隆认为考据稽古之学蕴含道德上的严肃性和知识上的苦行精神，鼓励人们忠实于先贤的教训，而宋儒的讲学之风不免滋生个人意见、影响政治安定，由此禁抑人们的思想，而知识人也在文字狱的压力下自我压抑，在皇权所及之前，小心翼翼地先进行一番自我审查，于是，设置隐语系统、挖改原文、撕去封皮、刊以墨钉等行为随时随处可见。不唯作者、编者和刊刻者，读者在阅览时涂抹掩改、民间自发的焚书运动，也是数见不鲜。罗振宇在《一个公务员的海市蜃楼》中介绍《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时，谈到张廷玉与乾隆的关系似是一对“不能离婚的怨偶”，盖极权之下，臣民不光时间精力为君主所有，甚至身体、精神皆要受其绝对控制，因言“当自己的生存是以他人的赏赐为前提的时候，就没有自由主义了，有没有皇帝都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在那间乾隆皇帝永不可能驾临的小书房，主人在偶然面对书中稍有涉禁的文字之时，依然恐慌惊骇不能自已。

今年初，余英时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他在这本书中论述了早期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力对天人关系的介入，以及沟通天人作为一种技术如何在“轴心突破”的背景下由巫、君独掌的局面而遭受“超越”。我读后深受启发，因此以“沟通天人：权力的垄断与转移”为题来写成文章以梳理和描述余先生的思路和观点（发表于2014年3月2日《南方都市报》时标题被改为“余英时的天人沟通论”），正是感觉到余先生关于轴心突破时期权力转移问题的阐述特为精辟。而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相对《论天人之际》，我则不无惊奇地看到了二著之间似乎形成一种关于思想背后权力运作模式的相应叙述——从先秦到晚清，知识人由最初的主动以思想疏解权力对形上世界的控制，逐渐变成为以思想和知识依附权力、促成权力在全社会形成毛细管的作用。作为余先生的高足，有着“小余英时”之称的王汎森也在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高度关注政治意涵的有无和显隐，他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里详审地描述出清代思想文化怎样由在政权相对强势时的“去政治化”到内外动荡时表现出的“政治化”，而“政治”的内涵又在此过程中如何从汉满矛盾转易为中西矛盾。数篇专文之间，似无题目的一贯性，然则内里却有着潜在的历史逻辑线索。

尤其令人觉得有意思的是，不知是王汎森亲自选用还是出于美编的意愿，台版《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以清代画家罗两峰的《斗笠先生图》作为封面画，画端罗两峰题跋云：“我不化你书经造像，我不化你利物斋僧，也不化你心疼的银钱地土，只化你本有的良知良能。一念中有些差池，五更头还该醒醒。休认作零碎机关，归账时终须结总。”这位斗笠先生的化缘歌诀颇有些禅宗化的儒学的意味，《孟子》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二程更将良知良能认为是“无所由”、“出于天”和“不系于人”的，跋中所谓“只化你本有的良知良能”，所指或是廓清迷障、激诱人们内心本有的素质。在那个专制权力无比强大、异质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曾经无比纯粹的知识人是否还有参会“天人合一”的意愿和自证“良知良能”的觉悟呢？历史于今早已“归账结总”，只待我们细心的考索与沉静的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