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需要記憶，記憶需要文學 (晶報︰201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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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需要記憶，記憶需要文學
來源:晶報 發表時間︰2014-04-12 10:05
●彭礪青（圖書館職員，香港）
這個標題之所以成立，與城市景觀不斷處于變化有關。城市變化是由于城市是資金、人力流動的空間，也是政府實施城市現代化計劃，拆除舊事物的對象，這一系列計劃引致記憶的喪失，而我們認為一個記憶散失的社會將找不到自己本來的身份，沒有身份就無法準確地爭取專屬于該城市的幸福。對香港人來說，城市記憶散失的情況尤其嚴重，港英政府以高超的城市管理政策，將南來的香港人變成徹底無根的個體。陳智德的《地文志》恰好是重建失落的城市文學記憶，以補充香港歷史講述的闕如。
除了文學史和歷史的鉤沉外，這部文集也是一種文學嘗試，它夾在大歷史敘述和個人文學經驗中間，試圖牽連出兩者的共通點。書中引用的文學書寫，既有前輩作家的，也有作者自己的，根據作者的說法，其目的不是為了虛構或重構，而是為了保留個人記憶、感官經驗或經歷特定事件的情景。其實香港歷史的客觀描述都十分稀罕了，對于個人記憶、感官及情感的紀錄，就更不受重視了。本書的上卷就以上述方法講述香港幾個老舊甚至行將消逝的地區，作者的成長歷程成為敘述的主軸線。這種手法，也許會令人想起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然而作者以其詩作介入記憶並回顧自身創作的嘗試，卻又令全書更突顯作者的主體，因而保留更傳統寫實的文學風格。
《白光熄滅九龍城》以啟德舊機場關閉時熄滅的燈光為序幕，首先呈現出九龍城今昔的面貌，作者在這里渡過童年，也在舊機場目送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的同學離開，在這塊擁擠的狹小空間，有大我與小我，也有前清文人以宋王台歌詠故朝。作家侶倫于“二戰”後回九龍城尋找舊居的文學故事，與機場搬遷後失落的友誼和機場原址空留的白光，都意味著人在成長或變故中失落珍貴的事物。南來的前清文人和失落舊居的侶倫尤其象征了香港人的難民和遷徙者身份，恰好香港這塊無根之地就成為了當下的記憶。至于《維園可以竄改的虛實》和《高山搖滾超簡史》，則分別寫香港某些紀念性的事件，及作者一代人追尋年輕夢想的記憶。
《維園》一章回顧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在那里的保釣運動，這次社會運動最終被港英警察鎮壓，對參與者而言是一次創痛，那時作者當時年紀太小，沒能經歷，只能透過辛其氏、鐘玲玲等人的文字想像那次運動的場面。反而是1982年的抗戰紀念集會，令作者接觸了這塊既負載著英女皇名字和銅像，也保留著保釣運動記憶的公園。那年作者13歲，參加《突破少年》雜志，從中認識到一位大姐姐，她教作者繪畫。繪畫也是一種文藝的追尋，不過一旦牽扯到大時代的歷史背景，這種個人視角無疑太零碎，一如作者提及綠騎士的短文《七七所見》、李家升的詩《維多利亞之冬》，都有這種片面的毛病。至于港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為搖滾音樂而設的高山劇場，則引發作者一代人所專屬的記憶，對作者來說，這段記憶又是一輪成長的沖擊，因為所學到的事物是學校不會教的。
不但是不會教，而且還被刻意抹去，就像在《破卻陸沉︰從芒角到旺角》這一章，作者借葉靈鳳《香港方物志》、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劉蜀永《香港史略》等書，指出追溯學校不提不教的香港史如何重要，而對于今日最繁華之地旺角的前身芒角村，大部分香港人也一無所知。然後，作者引用了王充在《論衡•謝短篇》，王充認為知古不知今就是陸沉，知今不知古就是盲瞽。那麼究竟香港人是哪一種？作者只能說“關鍵在于歷史的蒙蔽”，並且認為旺角是“古今不明的憂傷的城”。然而對于這份“憂傷”，我們可以負起多少責任，還是僅只指責“歷史的蒙蔽”，就能為香港解嘲呢？
正如杜甫說“玉殿虛無野寺中”，香港有許多有歷史價值的舊風物不是被拆卸，就是遺落在無人注意的角落，例如虎地一帶有古老墳地，附近也曾是港英時代的越南難民營。歷史漸漸隱歿在市廛角落，因而沒有人再知道它曾經的模樣，不知道原來村落的故事，甚至連名稱背後的由來，也懶得理會了。然而現代的香港人基本是無根之人，他們由外地遷徙至此，隨波逐流，今天逛今天的街，明天看明天的戲，位于今日美孚的荔園和位于旺角水渠街的大大百貨，曾是玩樂場和百貨商場大行其道時的著名地標，可是一旦時代轉變了，社會流行別的潮流，就沒有人去記念它們，反而是研究香港文學的作者將它們當成城市文學的書寫記憶來記載。
有人會說，這不過是物質文明最表面的事物。但對于精神文明的載體“書店”呢？即使是文化人，也只能一如慣常地抱怨、嘆息，而抱怨、嘆息正好反映出香港人的無力感。在本書下卷，作者描述他少年經常駐足的書店，既有賣二手雜志、漫畫和文史哲二手書的復興書店肥佬老板，也有在充滿塵埃的咫尺書架里操外省話的貽善堂店主一家，更有最終被書箱壓死的青文書屋老板羅志華……在作者心中，這些在社會邊緣掙扎求存的小人物都是一些對抗資本主義市場的奇人異士，然而這些逛書店的記憶，只能專屬于一個世代的文人和知識分子，一旦這一代人紛紛謝世，便會漸漸為人所忘卻。
所以，《地文志》試圖以介于文學書寫和歷史鉤沉之間的方式，保留一代人的內心對于城市經驗的記憶，這些記憶的確有點瑣碎、零散，可是它又是無可取代的成長經驗，是我們長大成人時惟一熟悉的東西。《地文志》引用作者不少詩歌，這是自我回溯和反省，而這些詩歌大多寫實、深沉，也許算不上詞藻華麗，也沒有什麼深刻思想，只是描述了作者某一情境下的情感或思考，但作為一種直接的情感紀錄，讀者可以想象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景下，香港人活在一個什麼世界里。
來源:晶報 發表時間︰2014-04-12 10:05
●彭礪青（圖書館職員，香港）
這個標題之所以成立，與城市景觀不斷處于變化有關。城市變化是由于城市是資金、人力流動的空間，也是政府實施城市現代化計劃，拆除舊事物的對象，這一系列計劃引致記憶的喪失，而我們認為一個記憶散失的社會將找不到自己本來的身份，沒有身份就無法準確地爭取專屬于該城市的幸福。對香港人來說，城市記憶散失的情況尤其嚴重，港英政府以高超的城市管理政策，將南來的香港人變成徹底無根的個體。陳智德的《地文志》恰好是重建失落的城市文學記憶，以補充香港歷史講述的闕如。
除了文學史和歷史的鉤沉外，這部文集也是一種文學嘗試，它夾在大歷史敘述和個人文學經驗中間，試圖牽連出兩者的共通點。書中引用的文學書寫，既有前輩作家的，也有作者自己的，根據作者的說法，其目的不是為了虛構或重構，而是為了保留個人記憶、感官經驗或經歷特定事件的情景。其實香港歷史的客觀描述都十分稀罕了，對于個人記憶、感官及情感的紀錄，就更不受重視了。本書的上卷就以上述方法講述香港幾個老舊甚至行將消逝的地區，作者的成長歷程成為敘述的主軸線。這種手法，也許會令人想起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然而作者以其詩作介入記憶並回顧自身創作的嘗試，卻又令全書更突顯作者的主體，因而保留更傳統寫實的文學風格。
《白光熄滅九龍城》以啟德舊機場關閉時熄滅的燈光為序幕，首先呈現出九龍城今昔的面貌，作者在這里渡過童年，也在舊機場目送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的同學離開，在這塊擁擠的狹小空間，有大我與小我，也有前清文人以宋王台歌詠故朝。作家侶倫于“二戰”後回九龍城尋找舊居的文學故事，與機場搬遷後失落的友誼和機場原址空留的白光，都意味著人在成長或變故中失落珍貴的事物。南來的前清文人和失落舊居的侶倫尤其象征了香港人的難民和遷徙者身份，恰好香港這塊無根之地就成為了當下的記憶。至于《維園可以竄改的虛實》和《高山搖滾超簡史》，則分別寫香港某些紀念性的事件，及作者一代人追尋年輕夢想的記憶。
《維園》一章回顧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在那里的保釣運動，這次社會運動最終被港英警察鎮壓，對參與者而言是一次創痛，那時作者當時年紀太小，沒能經歷，只能透過辛其氏、鐘玲玲等人的文字想像那次運動的場面。反而是1982年的抗戰紀念集會，令作者接觸了這塊既負載著英女皇名字和銅像，也保留著保釣運動記憶的公園。那年作者13歲，參加《突破少年》雜志，從中認識到一位大姐姐，她教作者繪畫。繪畫也是一種文藝的追尋，不過一旦牽扯到大時代的歷史背景，這種個人視角無疑太零碎，一如作者提及綠騎士的短文《七七所見》、李家升的詩《維多利亞之冬》，都有這種片面的毛病。至于港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為搖滾音樂而設的高山劇場，則引發作者一代人所專屬的記憶，對作者來說，這段記憶又是一輪成長的沖擊，因為所學到的事物是學校不會教的。
不但是不會教，而且還被刻意抹去，就像在《破卻陸沉︰從芒角到旺角》這一章，作者借葉靈鳳《香港方物志》、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劉蜀永《香港史略》等書，指出追溯學校不提不教的香港史如何重要，而對于今日最繁華之地旺角的前身芒角村，大部分香港人也一無所知。然後，作者引用了王充在《論衡•謝短篇》，王充認為知古不知今就是陸沉，知今不知古就是盲瞽。那麼究竟香港人是哪一種？作者只能說“關鍵在于歷史的蒙蔽”，並且認為旺角是“古今不明的憂傷的城”。然而對于這份“憂傷”，我們可以負起多少責任，還是僅只指責“歷史的蒙蔽”，就能為香港解嘲呢？
正如杜甫說“玉殿虛無野寺中”，香港有許多有歷史價值的舊風物不是被拆卸，就是遺落在無人注意的角落，例如虎地一帶有古老墳地，附近也曾是港英時代的越南難民營。歷史漸漸隱歿在市廛角落，因而沒有人再知道它曾經的模樣，不知道原來村落的故事，甚至連名稱背後的由來，也懶得理會了。然而現代的香港人基本是無根之人，他們由外地遷徙至此，隨波逐流，今天逛今天的街，明天看明天的戲，位于今日美孚的荔園和位于旺角水渠街的大大百貨，曾是玩樂場和百貨商場大行其道時的著名地標，可是一旦時代轉變了，社會流行別的潮流，就沒有人去記念它們，反而是研究香港文學的作者將它們當成城市文學的書寫記憶來記載。
有人會說，這不過是物質文明最表面的事物。但對于精神文明的載體“書店”呢？即使是文化人，也只能一如慣常地抱怨、嘆息，而抱怨、嘆息正好反映出香港人的無力感。在本書下卷，作者描述他少年經常駐足的書店，既有賣二手雜志、漫畫和文史哲二手書的復興書店肥佬老板，也有在充滿塵埃的咫尺書架里操外省話的貽善堂店主一家，更有最終被書箱壓死的青文書屋老板羅志華……在作者心中，這些在社會邊緣掙扎求存的小人物都是一些對抗資本主義市場的奇人異士，然而這些逛書店的記憶，只能專屬于一個世代的文人和知識分子，一旦這一代人紛紛謝世，便會漸漸為人所忘卻。
所以，《地文志》試圖以介于文學書寫和歷史鉤沉之間的方式，保留一代人的內心對于城市經驗的記憶，這些記憶的確有點瑣碎、零散，可是它又是無可取代的成長經驗，是我們長大成人時惟一熟悉的東西。《地文志》引用作者不少詩歌，這是自我回溯和反省，而這些詩歌大多寫實、深沉，也許算不上詞藻華麗，也沒有什麼深刻思想，只是描述了作者某一情境下的情感或思考，但作為一種直接的情感紀錄，讀者可以想象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景下，香港人活在一個什麼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