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勒：作为讽喻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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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传统价值和古典文学——特别是玄学诗的大诗人T.S.艾略特，中年时期改宗英国国教，而且是最保守的高蹈教派，这意味着他的思想完全倒向唯灵主义。因而与他同时代的两位揭示肉体意志和性道德的小说家D.H.劳伦斯和亨利•米勒在立场上就与他明显格格不入。但是对这两位小说家，艾略特并未回避，而是抑此扬彼地做出了不同的评价。


艾略特首先接触的是劳伦斯的小说，劳伦斯虔诚地推崇肉体意志（与尼采的思想有重合的地方），并且认为美好的性具有启发良知、回归真诚功能。艾略特对这些小说持矛盾的态度，曾说自己对其看法一直徘徊在憎亚、恼怒、厌腻和崇拜之间。他的憎恶都被愤世嫉俗的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博士收进《伟大的传统》一书。为此他不得不在《批评批评家》中声明自己同时也把劳伦斯（以及另一反天主教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看作是非常严肃而富于教益的作家，而且认为天主教也完全没必要谴责他们。他自己（做人非常谦逊）只是对劳伦斯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残忍和缺乏幽默感完全无法接受。


因而，对于亨利•米勒这位一边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细致地描写性，一边尖酸刻薄对其加以嘲讽的作家，艾略特在看了《北回归线》之后却立即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说：”这是一本十分卓越的书……一部相当辉煌的作品……在洞察力的深度上，当然也在实际的创作上，都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D.H.劳伦斯的代表作）好得多。“


把艾略特这些赞语和他对劳伦斯的批评作对比，我们可以推断他赞赏亨利•米勒的究竟是什么，即风格上的：非自我中心（有自知之明）、富于人道精神（不残忍），以及足够的幽默感。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较能体现亨利•米勒作品的风格和价值的。


当然，另一方面说，亨利•米勒在推动“性启蒙”的作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至少被他那些批判思想自我削弱了。以他的作品，人们并不容易断定他关于性道德的立场，他总是使自己处于摇摆之中。一方面他与劳伦斯一样提倡从身心两方面进行性解放，把性看作为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他并非像劳伦斯那样对“性”心怀美好的愿望——把它看作一种最严肃的仪式。而是时不时对它大加嘲讽，甚至把它看成一种狡诈的、贪婪的、毫无廉耻的诡计，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又多么无知而可笑。


如果说劳伦斯的思想大大超前于他自己的时代，那亨利•米勒的思想则大大超前于劳伦斯（以及尼采）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二战前只是昙花一现）。对我们现在这个更具包容精神现时代来说，他的思想已成为纷纭万象的主流中一个支脉，或者说已成为人们关于性的某种共识。至少现在他的书不再成为禁书，无论是读者还是批评家都更愿意忽略他在性描写上的勇气，而纯粹去批评其文学价值，以及美学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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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忽略掉亨利•米勒在写作上的惊世骇俗的“勇气”之后，他的作品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文学价值？把它看作已作古的性启蒙先锋文学还是有意识流特点的经典色情文学？那些杂乱无章的部分在他的风格里占有什么地位？T.S.艾略特对他的评价是否还有助于人们将其视为卓越的作品之一加以阅读和研究？答案也并非显而易见，这可以从正反两面来说。


从正面价值方面说，亨利•米勒的作品与很多经典作家相呼应，比如拉伯雷、萨德、卡萨诺瓦、蒙田、爱默生、尼采、左拉、塞利纳、劳伦斯，以及法国二十世纪最惊艳的艺术流派中那些超现实主义者。所有这些人的思想、写作风格、文学趣味都在他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且他在继承前辈作家的传世价值方面非常卓越，争取做出微小的超越，努力向前迈出了一小步。正如T.S.艾略特所说，在某些方面更富洞察力，在某些篇章写得更辉煌，这是不容否认的。


作为最具反判性的作家，他启发出来的作家数不胜数。而真正继承他那种被称为”自发性创作“的创作方式的著名作家也数量颇多，比如开启美国文学新时代的垮掉派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这确实是他文学价值中最值得继承和研究的东西。下面是他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曾描述过这种创作方式的，其中一句很能代表其特点：”单纯敲打键盘的机械动作所带来的手指的触感，都会让我产生很多新的想法，然后却发现自己正在修改已完成的东西。”这的确一种很美妙的写作状态。


从反面价值来说，亨利•米勒受当时流行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比较深，这就使他的小说里有一半篇章显得娇柔做作、稀奇古怪。关于此种影响可以从他的随笔集《我一生中的书》里找到。在这本书里，他对两位对现代读者来说已非常陌生的作家超现实主义作家布莱斯·桑德拉尔和瑞德·哈格德分别给予毫无保留的赞美，超现实意象是这两位小说家诗意的来源，到了亨利·米勒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作家“自发性创作“的动力。

因而，他的小说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则是大段大段的超现实主义的“意识流幻象”，与达利的画有异曲同工之妙，画面里都是些具象的但从未真实存在的事物，每个都有象征意味。比如“……贝壳状的钢琴，花冠射出和谐的光亮，变色蜥蜴在书的重压下蠕动，土耳其宫殿在尘埃废墟中奄奄一息，音乐像火焰那样从苦观的隐身日全食中迸发出来，芽孢和石珊瑚在地上泛滥，肚脐里吐出痛苦的明亮鱼卵……”（《北回归线》）


另一部分则是左拉那种自然主义的叙述，在这方面，他则以自然的态度对待“性”，也以淡定而略为粗暴的态度对待异性（讽刺、欺骗甚至殴打她们）。他一直是从外部冷冷地观察她们，从未认真地要把自己融入对方的意图和动机之中去理解她们生活的意义。不过，所谓“旁观者清”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他在描述女性方面，比那些以女性视角体验世界的作家写得更精确和生动。从下面他描述的一位女性肖像中可以体会一下：


“她一睁开眼睛，就完全醒了……她裸露着四处转悠，嘴角叼着一支香烟。梳妆打扮是她十分偏爱的事情……就像一个田径运动员，准备参加当天了不起的比赛。从她专心致志研究的头发根，到她的脚趾甲的形状和长度，她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她坐下来吃早饭以前被彻底检查过。尽管我说她像田径运动员，但是在她的脸上，她更像一个机械师为一次试飞而彻底检修一架超音速飞机。一旦她穿上连衣裙，她就开始工作，开始飞行，这飞行也许最终会在伊尔库茨克或德黑兰告终，她在早餐装下足够的燃料……”（《南回归线》）


总之，他的作品有一半内容可能要随着超现实主义的衰落变得不合时宜、难以卒读。但另一半所描写的人生百态仍趣味昂然，生气勃勃。因而关于亨利•米勒，最后还要加以强调的是，他与后世那些也以粗暴和玩世不恭态度描写性和异性的作家有所不同，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千变万化，不像后世模仿他的作家只会很单调地描写某种泼辣放荡，十分配合男性想象的女人——特别是那些色情杂志上刊登的二流小说，正是与这些单调的色情作品相比，我们才能辨认出亨利•米勒小说卓越的、思维敏捷的、富于教益的故事的价值：性在他的作品里并非点缀，而是具有统驭全局的隐喻地位。他既对性加以嘲讽又用性来讽刺社会就是批判人类道德体系和本性上的缺陷。这也是他后来被尊称为“大瑟尔的圣贤”的主要原因。

最后，为《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这两本自传式小说指出一个区别，前者因为写的是一个落魄的小人物，四处游荡、行骗、扒窃、混吃混喝，所以有自我拯救的味道。后者的主角已是一位大公司的人事经理，他的行为按他的阶层看就特别出格，这就使《南回归线》具有特别强的叛逆色彩。

首发于《外滩画报》2014.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