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强好胜的日本人

由日本女作家橘玲撰写的这本《（日本人）》并非仅仅为了介绍日本人的性格，而且要形成一个结论：“只有支撑日本战后繁荣的体系毁灭后，从残骸中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作者生于1959年，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在就职于金融业，是一位金融专家。2002年以引起哄动的金融小说《洗钱》出道。她说自己从小就不合群，与日本主流社会有很大隔阂，但是多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典型的日本人。

 所谓典型的日本人，当然是指由公务员、公司职员及其家属组成的日本中产阶层人群。他们相当于日本传统中的武士（及其家属）阶层，是日本主流文化传承者。国际上对“日本人”的研究也大多是以这个阶层为主，所有论及日本人的著作都离不开武士道精神，比如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

《菊与刀》指出日本人性格的两极性：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好斗、喜新又顽固、顺从又不驯。这本书在国际上得到很高赞誉，其洞察力是无庸置疑，但并未从根本上解释这种多重矛盾的成因，仅从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和集权主义（这也是日美之间最大的区别）深入地加以探讨。

本书作者橘玲也同意《菊与刀》的观点，并且指出日本是由一个资源匮乏（日本的人口密度仍排名世界第二，孟加拉国排名第一）的农耕社会发展而来，并且认为这就是等级制和集权主义存在的基础——其实不妨依据“资源匮乏”而非农耕文明把这种观点再向前推进一步。

资源越匮乏，社会竞争就越激烈。外部竞争催生发达的团队精神，这才是日本的集权主义和等级制的基础——等级制更利于分工协作提高效率。而内部竞争以及害怕被社会抛弃的心理造就了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以及事事追求极致状态的完美主义。日本文化的两极性实际上是文化过度发展的结果。两极性存在于所有的文明当中，但只有在各极都发展到极致绚烂的情况下，才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对比，才会被作为主题加以探究。

之前有韩国人将现代日本概括为一个字“缩”，既东西越做越小。其实这也是一种节俭意识发展的必然之路（也与日本国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繁有关）。而从节俭发展为精细到极致，则是这种敬业精神发展的最终目标。从这方面说“缩”是对一种务实的态度，也值得我们这个每年造成大量资源浪废的国家仿效。

也许是因为身处其中，本书作者并没有对日本社会的竞争氛围作深刻的剖析，她只是意识到日本社会有一种强大的、与众不同的“空气”，生活在这种“空气”中的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事事顺大溜。这种“空气”就是由竞争意识形成的集体主义盲从。日本社会残酷的问责制度最能体现主流文化受竞争意识的影响，其残酷性在日本艺术作品中多有体现。

幕府时代的武士，一点点失职也会以切腹了断，家族也受牵连。现代社会则以撤职，调离、开除、剥夺退休金、逐出社会等形成一个严厉的“清洗”制度。由于日本特殊的薪酬制度（年功序列制以及家属带薪福利），其打击性会波及整个家庭。而且这个体系处于法律管辖之外，发生冤案也无处申诉。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日本电视剧《半泽直树》。

本书也以福岛核电站事故和刺杀皇太子事件探讨这种问责制度在向走的过程中使“无限责任”最终变成“无人负责”的社会怪相，这也是日本政坛“权力中空”的原因。从这种“权力中空”中，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政治人物在事务处理方面的欺软怕硬、出尔反尔、死不认账的典型特征。

革新对日本人来说就是关于“武士道精神”的博弈——既培养民众的团队竞争机制，又激发精英的个人独立意识，民族能团结自强，但又要极力避免整个民族陷入二战和泡沫经济这种会导致毁灭的狂热的争强好胜，这并不是轻松的事。在一个外人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争强好胜和对强者的尊重是他们文明的根基。也就是说，作者在这本书里所形成的结论，也是带给自己国人的建议很可能沦为空谈。

本书后两部分反思全球化和民主主义乌托邦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冲击，并且对民族革新前景的展望，对中国来说具有很多借鉴的意义，他们的教训就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早就经历房产泡沫崩溃的苦果了。

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自传《经济腾飞路》里曾总结过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他认为是因为日本人发展的过于超前，因而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道路，导致人们对金融和地产管制的认识不足，结果发生了这次严重的经济事故。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很快就会走到一个无路可循的前沿，那才是最应该谨慎的时刻，我们文明的特点是“师法中庸”，那可能也是考验我们这种文明的时刻，文明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精神的共识。

已刊于2014年4月号《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