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光沐浴下的再生——美国作家奥康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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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光沐浴下的再生——美国作家奥康纳研究》一书的作者是黄宇洁。国内相关的奥康纳研究至今仍是呈零散的状态，尽管奥康纳的著作在中国图书市场重新出版已经好几年了。
此书尝试从奥康纳的宗教观念出发去研究小说，诚如作者所言，奥康纳的作品最终关注的是神性的体验，假如从社会学等角度去分析，多少有削足适履之嫌。奥康纳在其书信集里也明确提到，她的所有小说的主题都是关于“救赎”。中国读者大多都是非基督徒，这对他们理解既是艺术家又是信仰者的奥康纳而言，存在一定的差距和难度，但倘若因此对奥康纳小说中的核心因素——神性视而不见，则无论如何永远都无法真正解读奥康纳小说的涵义。
在图书馆游荡的时候遇到这本书，读下来觉得分析得甚是有道理，于是摘抄片段，与奥康纳同好分享阅读。
第一章 绪论
奥康纳的创作是倾向于启示主义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书信和其他文集中她也多次表达了这种倾向，她曾经说：“对我而言，生存意义的中心在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奥康纳所有故事的核心和意义都是基于“不能以任何人类常规解释的奥秘感”。（P33)
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外出求学游历之后，她于1951年重新返回南方，此后由于疾病的原因一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与死亡相伴相随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活中，她优雅地接受着疾病对她的生活所造成的局限和不幸，她说：“我们所承受的与失去的，和我们所成就的与选择的—样，都塑造了我们的精神品质。”死亡作为一个“极限情境”（雅斯贝斯），还原了生存的本真，成就了奥康纳投身信仰的一跃，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把疾病和死亡看作是促成其文学创作的福分，向死而生的一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奥康纳启示主义风格的作品。（P36）
洛林•M•盖茨指出：“奥康纳在她所撰写的书评中表现出的神学立场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她有去纠正对立的极端的倾向。即使是粗浅地读―下这些书评，我们也能发现，奥康纳拒绝割裂信仰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据绝接受这种二分法中的任何一项。因此，如果一名作者偏离了正统信仰，片面强调理性或物质，奥康纳就会去捍卫在物质主义和怀疑主义时代里信仰的必须性。但是，如果一名作者更多地去呈现宗教中唯信仰主义，非理性化或情绪化的方面，奥康纳就会坚持以理性、进步、社会科学和对圣文的批判来回应。她既表现出在修正某些虔诚作品中的多愁善感甚至极端倾向时的坚定不移的现代理性意识，也表明了对启蒙理性始终如一的抗拒。”（P39）
此外，从盖茨对奥康纳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奥康纳并非彻底否定理性，她所反对的是唯理性主义，在奥康纳看来，理性是上帝的馈赠，人有善用理性的责任；她反对把理性看作人与上帝比肩的资本，理性不是人的本质，唯理性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P40）
信仰和理性在奥康纳的头脑中呈现这样的顺序：因为信仰，所以才能理解；而不是因为理解，所以才去信仰。这种“信仰先行”的观念构成了她的创作思想的前提。奥康纳的所有创作都指向不能以人类理性来解释的“奥秘”（mystery），这种带着朦胧神圣的敬意看待自然、世界和人生的奥秘观清晰地标示出奥康纳的启示主义思想倾向，因此她拒绝被人类理性认识剖析得一览无余的、完全透明的、不再让我们惊奇和困惑的世界。在《奥秘与风俗》中奥康纳指出，生命的困惑不会消失在人类科学前进的步伐中，它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承受的奥秘。奥秘属于“问题之后”（metaproblematic），一个人在接近问题时，带有一种好奇的情绪，而一个人在面对奥秘时，却是怀着赞叹的心情——这被基督教存在主义者、法国天主教思想家加布里尔•马塞尔称为“存在上的谦卑或恭敬”。马塞尔区分了两种反思，一种是适合于科学的反思．另一种是适合于思考人类关系的反思。对于前者，人可以以一种客观的、置身事外的态度进行研究，并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而后者则是奥秘产生的情境，对于如爱情、苦难、罪过、死亡之类问题，个人无法抽身脱离其中，在这种情境下，自我难分难解地卷入了其中。因此，奥秘是无法客观化的，它事实上指明了存在之开放的、超越的性质；奥秘也是无法解决的，在对奥秘的反思中包含了自我。这种奥秘观反对过于急躁地把未来囊括进当下的领悟中，并拒绝开放性的现实之境。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可以客观化的，而主体却是不能客观化的，这也是“奥秘”之为奥秘的原因。这种宗教奥秘或者说对神圣的敬畏之情既构成了奥康纳作品中对世俗世界的一种决然的批判态度，也产生了不少令人费解之处，而这些费解之处往往就是启示之所在，它显现出神圣性从而使神或神圣性与现实一起共存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在奥康纳看来，真实的存在既有我们所能认知的功能性的一面，也有永远保持其秘密而令我们敬畏、惊奇的非功能性的一面。（P40—42)
奥康纳把自己的文本形态命名为“距离现实主义”，她对“距离现实主义”的定义源于其启示主义宗教思想观念中的“道成肉身”现实观，这种现实观包含着可见和不可见的两个层面，奥康纳对可见现实（reality）的描写指向不可见的终极现实（Reality）。“距离现实主义”的“距离”既是指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本体论差异，也是指当时世俗化接受视野和奥康纳宗教化创作视野的错位。（P43）
第二章 信仰与南方
在科技昌明、理性扩张的时代，奥康纳更多地强调理性的非自足性，而理性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要回归信仰。因此，信仰不是理性推理而是生存体验，在信仰之旅中，必须跨过理性的悬崖产生质的跳跃（qualitative leap）,这正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信仰是理性悬崖边的一跃，而不是理性顺理成章的延伸。（P47）
信仰是人的切身之事，它不是可以被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承受的奥秘。（P58）
对于末世论表达，奥康纳面临着两难处境：一方面她不能掉进没有任何方向感的虚无主义泥沼，奥康纳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冷漠有时确实会给粗心的读者虚无主义的印象；另一方面，奥康纳也不能把明确的价值指向强加给读者，如果把文学作品写成笃信进步的乌托邦童话，那么奥康纳无疑是失败的。她既要昭示清晰的希望，又要为曲折的历史和复杂的人性留下空间，她所传达的启示既带有信仰者的笃定和清晰，又有艺术家为作品所保持的模糊和张力。
那么，以何种艺术手段来既清晰有模糊地表达末世论理念呢？奥康纳选择了死亡情节，对此奥康纳自言：“你得用惊骇的方式把你所见的显明——对于耳背者你要大喊，对于近乎失明者，你要画大而惊人的图像。”奥康纳是借死亡和暴力所产生的震惊效果来打破宗教盲者的自我封闭。（P66）
《格林立夫》（Greenleaf）中的梅太太认为上帝和性一样令人尴尬，《背井离乡的人》（Displaced Person）中的肖特里太太站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像小山一样坚定，她失去了推己及人的悲悯能力，《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矫情到连偶遇逃犯都禁不住要显摆淑女风度。对于这样“以自己的头脑为现实的边界的人物”，奥康纳以死亡为他们开显了另外一个现实，死亡也是他们由自我中心的封闭向未来敞开，回归本真的契机。（P67）
尽管内战使黑人从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但种族问题远未解决，用法国神学家、古生物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的话说，外在的强制力可以建立一种机制，却不能进行任何深层的合成，它不能造成任何意识觉悟的发展。它只能使世界更加物质化，而不是更加精神化。只有处于一致愿望的统一才是生物的统一。奥康纳非常推崇德夏尔丹，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的题目——“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就引自德夏尔丹的话。德夏尔丹认为，生命的一端受控制于一种非凡的聚合力，其结果是表现出合成度越来越高、精神能量越来越多的物质。生命的运动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在战胜隔绝力量甚至排斥力量时，所表现的勇气和智慧。以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的三亿年左右的厚实历史断面来判断，人们可以相信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P71）
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小说总是关于那些卷入某种破坏性的暴行中畸人和穷人，而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民主富强的国家里，街上随便任何一个人浑身上下都洋溢着宽厚仁慈的光辉。”“作家对于贫困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嗜好，即使当他写富人的时，他更关注的时富人们的所缺，而不是他们的所有。”而奥康纳对此的回应则是：“这或许颇能解释小说家是怎样看世界的。……在小说家的视野中我们都是穷人，实际的穷人象征了所有人的处境。每个人最基本的体验就是人类的局限性。对人而言，失落感是一种自然的感受。在穷人和生命的本真力量之间的隔阂更少些。”（P75）
信仰意味着投入生命实践来感受上帝的存在，它是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奥康纳说：“我不认为皈依可以是一次性的，然后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持续下去。你会不断转向上帝，背离自我中心主义，你必然会看到自己自私的一面。” （P78）
信仰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人必须克服虚荣和骄傲，承认并且承受人的受造性，付出历练灵魂的代价。奥康纳自己坦言：“我当然也有骄傲自私的罪过和不愿与精神角力的惰性，但我一直在作斗争，并且我会一直斗争下去直到生命终止之时。” （P78）
奥康纳笔下的畸人无一不是心怀着对神圣的向往，但他们无法从外界现实中确证或否认神圣的存在，无从信仰的愤怒和无根基存在的痛苦使他们以褒渎行为来挑战一直就深藏在内心中的对神圣的向往，这种求索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悖论，只能皈依上帝，实现跨越理性的一跃，而不可能带来萨特式的成为自己的立法者的豪迈。（P79）
奥康纳认同那些在信仰上经历动摇的人，她给予他们的劝告是：“如果你感到你不能信，你至少应该这样做：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信仰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期望它，不断索求它，剩下的就交给上帝吧。”这至少在人的理性理解视野里，为上帝的拯救留下了空间。这或许也是奥康纳认同畸人们的原因——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求索。（P89）
第三章 距离现实主义
那么在奥康纳的宗教视野中，“现实”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奥康纳对自己的现实观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相信只存在着一个现实（原文为大写）……最终现实是道成肉身，目前现实也是道成肉身。”在另外一个语境下，奥康纳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表述：“小说家关注的是包含在具体感官世界中的最终奥秘。”（他）“（能）从一个意象、一幕情景中看到不同层次的现实……它涉及神圣的存在和我们在其中的参与。”(P102)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说：“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致力于控制他人，以达到对其‘拯救’的目的，并将他人改造为某种模型以抬高自我的形象，那么，这一切完全与爱无关——没有生命真实的融合，只有操纵性侵犯。这种爱是致命的，因为它相信本身的无私。”谢泼德架空的爱心丧失了基督之爱的本源，为了重塑约翰逊，他不惜冷落沉浸于丧母之痛的九岁儿子诺顿，“就像一个贪婪的饿汉，用善行善举来填补自己的空虚，用漠视亲子来喂养自我的幻象”。（P105）
奥康纳的这种兼顾经验和超验的创作观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开始，艺术就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一是经验世界的可感性，二是超验世界的原型性，二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兼顾可感性和原型性的艺术创作观在很多伟大作品中都得以实践。（P105）
不管是对作品中可怕的还是可笑的因素，奥康纳都不渲染气氛，拒绝描写人物的主观感受，以一种冷漠甚至是冷酷的声音，超越人物的感情进行叙述。正如麦克卡伦所说，奥康纳的风格是展示（show）而不是讲述（tell），即客观陈述而非主观渲染，是一种使叙述声音明显区别于人物声音的低调叙述。奥康纳“犹如一位站在高高云端之上的神在俯看人间”，那遥远“下界”中忙忙碌碌的人类如群蚁。同情或认同在奥康纳的作品中是稀缺的，因为同情是在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天平上由己推人来称量价值而产生的主观情绪。（P129）
奥康纳冷峻明澈的怪诞风格，不认同、不同情的批判语气，使读者往往只看到她对世俗观念激烈的、彻底的否定，“怪诞反映了一种绝望的精神迷途，它虽浸透着不满，但却不包含希望”，而忽视了她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始终暗示一份恩典的可能和对拯救的盼望——但那必定是超越世俗的神圣奥秘之所在，正如玛莎•史蒂芬所说：“奥康纳以她迥异于大多数同时代人的风格，坚定地持守着自己的写作目标，对此从来没有抱过任何怀疑……她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该说什么。”（P130）
第四章 奥康纳的人物观
以人本主义价值观念为参照，按照心理性人物解读方法，对奥康纳作品中人物进行阐释，可得出如下三种对人物的判断：第一种仅从故事情节出发，给受害者以同情和肯定，给施暴者以谴责。但全知叙述者的声音是不容忽视的，有评论者根据叙述者的声音做出正好与第一种判断相反的第二种解读：正常人伪善、虚荣、懦弱、贪婪，而畸人也不乏善良和真诚。这种判断显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即使畸人的“基本道德素质优于他的受害者”，这也并不能为他的暴力提供任何合法性；正常人纵然有诸多缺陷，他们并没有侵犯性行为，让他们遭受暴力的突然打击，作者对他们似乎量刑过重。第三种对人物的阐释试图兼顾故事和叙述者的声音。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评论者试图从导致人物性格和行为的社会分析角度来阐释人物，以畸人为例，这种阐释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如何把人由受害者变成施暴者。这样的阐释既可以为故事中畸人的暴力开脱，又迎合了叙述者的声音。同样，对正常人的分析也是借助于类似的外部社会分析，由于陈腐的种族观念和等级观念的毒害，正常人生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幻世界中，以至于从不思考、从不反省，直到暴力使他们与恩典相遇并蒙受启示，这样既保留了对故事中受害者的同情，又表达了和全知叙述者一致的判断。这对人物的阐释看起来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上文对奥康纳创作思想的分析已经说明她的批判并不囿于可见可感的现实，她批判的首要目标也不是现实社会。(P145)
奥康纳文本中叙述层次所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正常人的塑造上，在正常人的塑造上，奥康纳并用了全知叙述模式和第三人称人物叙述模式，正常人既是全知叙述者叙述的对象，又是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的主体，所以在他们身上就形成了两个叙述层次：一方面，作为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的主体，他们的内心是向读者敞开的，这形成了很大的人物塑造空间，他们真实而生动；另一方面，在第三人称人物视角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居高临下的全知叙述者，全知叙述者不动声色地对人物进行着权威性的评论，其无所不知的陈述与人物自以为是的表演形成了作者和读者针对人物的共谋，人物成为这两者共同窥探的对象，这两个不平等的叙述层次就形成了针对正常人的反讽，限制了人物形象向立体化方向的发展，使其变得扁平化。（P147）
在福斯特看来，能够塑造令人过目不忘的扁平形象的作家“都是玩弄障眼法的老手”，他们非常善于传导力量。那些认为“奥康纳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丰满的多维立体式的人物”的读者显然是被奥康纳的障眼法所蒙蔽。奥康纳通过在两个叙述层次间传导力量来激活扁平形象，一方面把人物置于客体位置，限制人物的主体；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凸显人物所承载的“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使人物与理念或性质交融为一体，在这一点上让人物鲜活起来，使人物扁平却不干瘪，让读者过目不忘。正如福斯特所言：“善用其活生生的部分去带动那死沉沉的部分，于是……人物举止言行跃然纸上且令人信服。” （P149）
所以，奥康纳的人物是不具备心理真实的扁平人物，她的人物观是功能性的，即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发展或彰显主题。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人物的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解了她的人物观，读者想当然地以心理性人物观来阐释她笔下的人物。心理性人物观认为，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人，持这一人物观的批评家不仅关注人物的心理、动机或性格，还会探讨人物所属的社会理性、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心理性人物分析只适用于，或更适用于重人物塑造的小说。而奥康纳的创作目的不是要塑造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也不是要通过某个人物个体的经历来塑造不朽的人物形象。她运用扁平人物就是要凸显人物所“依循的某个理念或性质”。从心理性人物观角度对奥康纳人物所作的阐释，无论是同情和肯定受害的正常人。谴责施暴的畸人，还是否定正常人的自大和麻木、肯定畸人的犀利和执着，都必然会指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扭曲人性的社会的控诉。而这种指向与奥康纳的创作主旨是不相符的，她对人性的关注远远超越对社会制度、体制的关注，她看重的不是个体在某种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现实存在，而是人类普遍的共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好人难寻》中两个主要人物，被称作“老祖母”的老年妇女和绰号“不合时宜者”的逃犯始终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不加辨析地对任何作品都进行心理性的人物分析，不仅会抹杀虚构与真实间的界限，也容易忽略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以及人物与其他叙事层面的关系；以心理性人物观对奥康纳人物进行分析，不仅违背了作者创作的初衷，也无视作品文本的艺术表达。
奥康纳神本主义人性观规定了其作品中人物必然是扁平的，其人物观也必然是功能性。人物是恩典惠顾的对象。奥康纳认为超自然的“恩典自身不能被体验。如果你的确有所体验，那么，你所体验的不是恩典而是恩典引起的情感。因此，在一个故事中关于恩典你所能做的就是展示它对人物的改变。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恩典降临到一个不愿意接受它的人物的身上”。据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康纳在谈《好人难寻》的结局时说：“在这个故事中，你们该注意的情节是恩典如何降临到老祖母的灵魂，而不是满地的尸体。”“不合时宜者”的暴力使老祖母终得瞥见天光，与神秘连接，她最终撩开重重翳障看到自己无非与“不合时宜者”同属一类，她感悟到了与“不合时宜者”之间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奥康纳说：“我不想把‘不合时宜者’等同于魔鬼。我倾向于这样认为，不管这看起来是多么不可能，老太太的行为就像一粒芥子种，将在‘不合时宜者’的心中长成一棵乌鸦栖息的参天大树，这次够分量的痛楚经历将把他转变成他应该成为的一名先知。”(P150-152)
尽管安德森和福克纳等人本主义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经典的畸人形象，但他们对笔下人物的悲悯情怀提示着这样的潜台词：人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奥康纳的人物提示着这样的潜台词：人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必须被正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能力的扩张，使人相信人可以无限超越，可以自我拯救。现代人一直为历史中经历到的种种恶事寻找各种各样的替罪羊，他们在每个地方都发现了恶事，但就是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发现。
奥康纳就是以这样一群不太美好的扁平人物群像，提示着人的有限存在和有限超越。（P152）
从世俗道德的角度看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无可厚非，甚至颇可褒奖，而奥康纳把他们归为“罪人”，因为他们笃信人拥有无限的自我完善的可能性，这遮蔽了他们对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和悖论性处境的体认，也失去了应有的谦卑和自省，这正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描述的罪（Sin）,即对人类存在的有限性的拒绝。奥康纳以暴力情节瓦解了财富和知识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并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人本主义思想赖以安身立命的自我完善乃至自我救赎的观念并不能承载起人的存在。（P156）
奥康纳以一群小丑式的知识分子形象解构了人可以无限完善的神话，知识蒙蔽了人的视力，使人无视自身的有限性，目无神明的自负和骄傲实际上是知识理性崇拜伪装下的自我崇拜。（P160）
然而奥康纳的启示主义人性观却是基于人类有限性的先验设定，她无意去辨析“不合时宜者”和老祖母一家孰是孰非，而是通过暴力情节让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并置于同一时空处境中。在超越于人性的神性启示下，人才有可能对自身之缺残和不完美拥有深刻的体验性认同和无条件接纳，才可能去怜惜另外一个同样承担着缺残、同样需要怜惜的生命。（P180）
正如奥康纳把畸人看作是人类异化的一个基本象征，信仰上的盲目是奥康纳作品中人物的一种常态。正常人之盲是因为他们不去“看”，他们只听凭自己的欲望和本能的差遣，被世俗之规推着朝前滚，直到生命的尽头，同时他们还拥有足够的“聪明”来应对各种“问题”，这样的盲者在现实中为数众多。而畸人之盲是因为他们去“看”，却看到了黑暗，这黑暗一直深藏于人性之中。（P184）
对人类理解力来说，道成肉身的启示是荒谬的，因为上帝与有限的人类之间有着无限的质的区别。以作为人类有限手段之一的文学表达来言说上帝，以一个完全处在人的理解之外的“闯入者”或“闯入因素”提示上帝的临在，这是对文学极限的试探。奥康纳说：“想要描写人与上帝的相遇的作家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他如何能使读者理解并相信这种经验——这种经验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一道难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是这样，这几乎是一道不可破解的难题。”（P193）
结语 启示与现实
作为小说家，奥康纳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探索着由诗入神的可能性，并开创了一种以暴力为枢纽、现实和启示并存的文学表达模式——处于经验范围之外的启示离我们很远，而以人类经验细节构建的文学作品却离我们很近，作为美国南方最具天赋的艺术家兼信仰者的奥康纳以文学作品恰到好处地把握着这种“远”与“近”。(P197)
在作品中造成现实逻辑和启示逻辑断裂的是暴力手段，奥康纳以暴力把“精心构建起来的有一定立体感的生活图景突然压扁”，使可见经验现实指向不可见超验的启示，“一个故事的效果在于某些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的行动或举止……它暗示了世界和永恒”。实施于肉体上的暴力是骇人的，也是有悖于人道主义原则的，但这种暴力的潜在效果在于涤荡人精神上的陈年积尘，使人产生顿悟；这种暴力同样也作用于读者的价值观念，使读者打碎自我论证的封闭性，看到现实逻辑的不自足和有限性，进而向启示敞开心灵。奥康纳作品中的现实和启示这两种逻辑并存却并不平等，现实理性最终是要归于超然启示的，南方风俗归于宗教奥秘，可见现实指向不可见现实，人性朝向神性。(P198)
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信仰的支撑，也不能失去信念的指引，否则，必然招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基督教的确给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最高的道德根据，它使得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拥有一种超越的、统一的向心力。作为一个著作并不丰富的女作家，奥康纳在过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之所以频频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原因可能就在于她不仅是努力去“发现意义”，而且以文学创作“呈现意义”。奥康纳以最贴近可见经验现实的一面来指向遥不可及的不可见现实(启示)，“从一个意象、一幕情景中看到不同层次的现实……它涉及神圣的存在和我们在其中的参与”；她以“可见、可听、可尝、可触”的细节勾勒“本是”（what-is），并以此推进为“本真”。奥康纳以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成就了启示的真实性和形象性，她尝试以文学作为构建一种诗性真实的可能性，使艺术成为真理显身的方式，让真理在虚构中永生。(P199)
面对各种误读，人们对奥康纳作品的兴趣恐怕只能用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话来解释了：“一部想象作品的真正价值与是否所有人能欣赏它没有任何关系；对它的考验是，对于最能欣赏它的人，它能够提供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满足。”（P200）
《神光沐浴下的再生——美国作家奥康纳研究》一书的作者是黄宇洁。国内相关的奥康纳研究至今仍是呈零散的状态，尽管奥康纳的著作在中国图书市场重新出版已经好几年了。
此书尝试从奥康纳的宗教观念出发去研究小说，诚如作者所言，奥康纳的作品最终关注的是神性的体验，假如从社会学等角度去分析，多少有削足适履之嫌。奥康纳在其书信集里也明确提到，她的所有小说的主题都是关于“救赎”。中国读者大多都是非基督徒，这对他们理解既是艺术家又是信仰者的奥康纳而言，存在一定的差距和难度，但倘若因此对奥康纳小说中的核心因素——神性视而不见，则无论如何永远都无法真正解读奥康纳小说的涵义。
在图书馆游荡的时候遇到这本书，读下来觉得分析得甚是有道理，于是摘抄片段，与奥康纳同好分享阅读。
第一章 绪论
奥康纳的创作是倾向于启示主义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书信和其他文集中她也多次表达了这种倾向，她曾经说：“对我而言，生存意义的中心在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奥康纳所有故事的核心和意义都是基于“不能以任何人类常规解释的奥秘感”。（P33)
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外出求学游历之后，她于1951年重新返回南方，此后由于疾病的原因一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与死亡相伴相随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活中，她优雅地接受着疾病对她的生活所造成的局限和不幸，她说：“我们所承受的与失去的，和我们所成就的与选择的—样，都塑造了我们的精神品质。”死亡作为一个“极限情境”（雅斯贝斯），还原了生存的本真，成就了奥康纳投身信仰的一跃，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把疾病和死亡看作是促成其文学创作的福分，向死而生的一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奥康纳启示主义风格的作品。（P36）
洛林•M•盖茨指出：“奥康纳在她所撰写的书评中表现出的神学立场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她有去纠正对立的极端的倾向。即使是粗浅地读―下这些书评，我们也能发现，奥康纳拒绝割裂信仰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据绝接受这种二分法中的任何一项。因此，如果一名作者偏离了正统信仰，片面强调理性或物质，奥康纳就会去捍卫在物质主义和怀疑主义时代里信仰的必须性。但是，如果一名作者更多地去呈现宗教中唯信仰主义，非理性化或情绪化的方面，奥康纳就会坚持以理性、进步、社会科学和对圣文的批判来回应。她既表现出在修正某些虔诚作品中的多愁善感甚至极端倾向时的坚定不移的现代理性意识，也表明了对启蒙理性始终如一的抗拒。”（P39）
此外，从盖茨对奥康纳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奥康纳并非彻底否定理性，她所反对的是唯理性主义，在奥康纳看来，理性是上帝的馈赠，人有善用理性的责任；她反对把理性看作人与上帝比肩的资本，理性不是人的本质，唯理性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P40）
信仰和理性在奥康纳的头脑中呈现这样的顺序：因为信仰，所以才能理解；而不是因为理解，所以才去信仰。这种“信仰先行”的观念构成了她的创作思想的前提。奥康纳的所有创作都指向不能以人类理性来解释的“奥秘”（mystery），这种带着朦胧神圣的敬意看待自然、世界和人生的奥秘观清晰地标示出奥康纳的启示主义思想倾向，因此她拒绝被人类理性认识剖析得一览无余的、完全透明的、不再让我们惊奇和困惑的世界。在《奥秘与风俗》中奥康纳指出，生命的困惑不会消失在人类科学前进的步伐中，它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承受的奥秘。奥秘属于“问题之后”（metaproblematic），一个人在接近问题时，带有一种好奇的情绪，而一个人在面对奥秘时，却是怀着赞叹的心情——这被基督教存在主义者、法国天主教思想家加布里尔•马塞尔称为“存在上的谦卑或恭敬”。马塞尔区分了两种反思，一种是适合于科学的反思．另一种是适合于思考人类关系的反思。对于前者，人可以以一种客观的、置身事外的态度进行研究，并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而后者则是奥秘产生的情境，对于如爱情、苦难、罪过、死亡之类问题，个人无法抽身脱离其中，在这种情境下，自我难分难解地卷入了其中。因此，奥秘是无法客观化的，它事实上指明了存在之开放的、超越的性质；奥秘也是无法解决的，在对奥秘的反思中包含了自我。这种奥秘观反对过于急躁地把未来囊括进当下的领悟中，并拒绝开放性的现实之境。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可以客观化的，而主体却是不能客观化的，这也是“奥秘”之为奥秘的原因。这种宗教奥秘或者说对神圣的敬畏之情既构成了奥康纳作品中对世俗世界的一种决然的批判态度，也产生了不少令人费解之处，而这些费解之处往往就是启示之所在，它显现出神圣性从而使神或神圣性与现实一起共存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在奥康纳看来，真实的存在既有我们所能认知的功能性的一面，也有永远保持其秘密而令我们敬畏、惊奇的非功能性的一面。（P40—42)
奥康纳把自己的文本形态命名为“距离现实主义”，她对“距离现实主义”的定义源于其启示主义宗教思想观念中的“道成肉身”现实观，这种现实观包含着可见和不可见的两个层面，奥康纳对可见现实（reality）的描写指向不可见的终极现实（Reality）。“距离现实主义”的“距离”既是指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本体论差异，也是指当时世俗化接受视野和奥康纳宗教化创作视野的错位。（P43）
第二章 信仰与南方
在科技昌明、理性扩张的时代，奥康纳更多地强调理性的非自足性，而理性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要回归信仰。因此，信仰不是理性推理而是生存体验，在信仰之旅中，必须跨过理性的悬崖产生质的跳跃（qualitative leap）,这正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信仰是理性悬崖边的一跃，而不是理性顺理成章的延伸。（P47）
信仰是人的切身之事，它不是可以被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承受的奥秘。（P58）
对于末世论表达，奥康纳面临着两难处境：一方面她不能掉进没有任何方向感的虚无主义泥沼，奥康纳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冷漠有时确实会给粗心的读者虚无主义的印象；另一方面，奥康纳也不能把明确的价值指向强加给读者，如果把文学作品写成笃信进步的乌托邦童话，那么奥康纳无疑是失败的。她既要昭示清晰的希望，又要为曲折的历史和复杂的人性留下空间，她所传达的启示既带有信仰者的笃定和清晰，又有艺术家为作品所保持的模糊和张力。
那么，以何种艺术手段来既清晰有模糊地表达末世论理念呢？奥康纳选择了死亡情节，对此奥康纳自言：“你得用惊骇的方式把你所见的显明——对于耳背者你要大喊，对于近乎失明者，你要画大而惊人的图像。”奥康纳是借死亡和暴力所产生的震惊效果来打破宗教盲者的自我封闭。（P66）
《格林立夫》（Greenleaf）中的梅太太认为上帝和性一样令人尴尬，《背井离乡的人》（Displaced Person）中的肖特里太太站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像小山一样坚定，她失去了推己及人的悲悯能力，《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矫情到连偶遇逃犯都禁不住要显摆淑女风度。对于这样“以自己的头脑为现实的边界的人物”，奥康纳以死亡为他们开显了另外一个现实，死亡也是他们由自我中心的封闭向未来敞开，回归本真的契机。（P67）
尽管内战使黑人从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但种族问题远未解决，用法国神学家、古生物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的话说，外在的强制力可以建立一种机制，却不能进行任何深层的合成，它不能造成任何意识觉悟的发展。它只能使世界更加物质化，而不是更加精神化。只有处于一致愿望的统一才是生物的统一。奥康纳非常推崇德夏尔丹，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的题目——“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就引自德夏尔丹的话。德夏尔丹认为，生命的一端受控制于一种非凡的聚合力，其结果是表现出合成度越来越高、精神能量越来越多的物质。生命的运动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在战胜隔绝力量甚至排斥力量时，所表现的勇气和智慧。以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的三亿年左右的厚实历史断面来判断，人们可以相信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P71）
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小说总是关于那些卷入某种破坏性的暴行中畸人和穷人，而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民主富强的国家里，街上随便任何一个人浑身上下都洋溢着宽厚仁慈的光辉。”“作家对于贫困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嗜好，即使当他写富人的时，他更关注的时富人们的所缺，而不是他们的所有。”而奥康纳对此的回应则是：“这或许颇能解释小说家是怎样看世界的。……在小说家的视野中我们都是穷人，实际的穷人象征了所有人的处境。每个人最基本的体验就是人类的局限性。对人而言，失落感是一种自然的感受。在穷人和生命的本真力量之间的隔阂更少些。”（P75）
信仰意味着投入生命实践来感受上帝的存在，它是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奥康纳说：“我不认为皈依可以是一次性的，然后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持续下去。你会不断转向上帝，背离自我中心主义，你必然会看到自己自私的一面。” （P78）
信仰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人必须克服虚荣和骄傲，承认并且承受人的受造性，付出历练灵魂的代价。奥康纳自己坦言：“我当然也有骄傲自私的罪过和不愿与精神角力的惰性，但我一直在作斗争，并且我会一直斗争下去直到生命终止之时。” （P78）
奥康纳笔下的畸人无一不是心怀着对神圣的向往，但他们无法从外界现实中确证或否认神圣的存在，无从信仰的愤怒和无根基存在的痛苦使他们以褒渎行为来挑战一直就深藏在内心中的对神圣的向往，这种求索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悖论，只能皈依上帝，实现跨越理性的一跃，而不可能带来萨特式的成为自己的立法者的豪迈。（P79）
奥康纳认同那些在信仰上经历动摇的人，她给予他们的劝告是：“如果你感到你不能信，你至少应该这样做：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信仰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期望它，不断索求它，剩下的就交给上帝吧。”这至少在人的理性理解视野里，为上帝的拯救留下了空间。这或许也是奥康纳认同畸人们的原因——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求索。（P89）
第三章 距离现实主义
那么在奥康纳的宗教视野中，“现实”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奥康纳对自己的现实观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相信只存在着一个现实（原文为大写）……最终现实是道成肉身，目前现实也是道成肉身。”在另外一个语境下，奥康纳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表述：“小说家关注的是包含在具体感官世界中的最终奥秘。”（他）“（能）从一个意象、一幕情景中看到不同层次的现实……它涉及神圣的存在和我们在其中的参与。”(P102)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说：“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致力于控制他人，以达到对其‘拯救’的目的，并将他人改造为某种模型以抬高自我的形象，那么，这一切完全与爱无关——没有生命真实的融合，只有操纵性侵犯。这种爱是致命的，因为它相信本身的无私。”谢泼德架空的爱心丧失了基督之爱的本源，为了重塑约翰逊，他不惜冷落沉浸于丧母之痛的九岁儿子诺顿，“就像一个贪婪的饿汉，用善行善举来填补自己的空虚，用漠视亲子来喂养自我的幻象”。（P105）
奥康纳的这种兼顾经验和超验的创作观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开始，艺术就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一是经验世界的可感性，二是超验世界的原型性，二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兼顾可感性和原型性的艺术创作观在很多伟大作品中都得以实践。（P105）
不管是对作品中可怕的还是可笑的因素，奥康纳都不渲染气氛，拒绝描写人物的主观感受，以一种冷漠甚至是冷酷的声音，超越人物的感情进行叙述。正如麦克卡伦所说，奥康纳的风格是展示（show）而不是讲述（tell），即客观陈述而非主观渲染，是一种使叙述声音明显区别于人物声音的低调叙述。奥康纳“犹如一位站在高高云端之上的神在俯看人间”，那遥远“下界”中忙忙碌碌的人类如群蚁。同情或认同在奥康纳的作品中是稀缺的，因为同情是在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天平上由己推人来称量价值而产生的主观情绪。（P129）
奥康纳冷峻明澈的怪诞风格，不认同、不同情的批判语气，使读者往往只看到她对世俗观念激烈的、彻底的否定，“怪诞反映了一种绝望的精神迷途，它虽浸透着不满，但却不包含希望”，而忽视了她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始终暗示一份恩典的可能和对拯救的盼望——但那必定是超越世俗的神圣奥秘之所在，正如玛莎•史蒂芬所说：“奥康纳以她迥异于大多数同时代人的风格，坚定地持守着自己的写作目标，对此从来没有抱过任何怀疑……她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该说什么。”（P130）
第四章 奥康纳的人物观
以人本主义价值观念为参照，按照心理性人物解读方法，对奥康纳作品中人物进行阐释，可得出如下三种对人物的判断：第一种仅从故事情节出发，给受害者以同情和肯定，给施暴者以谴责。但全知叙述者的声音是不容忽视的，有评论者根据叙述者的声音做出正好与第一种判断相反的第二种解读：正常人伪善、虚荣、懦弱、贪婪，而畸人也不乏善良和真诚。这种判断显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即使畸人的“基本道德素质优于他的受害者”，这也并不能为他的暴力提供任何合法性；正常人纵然有诸多缺陷，他们并没有侵犯性行为，让他们遭受暴力的突然打击，作者对他们似乎量刑过重。第三种对人物的阐释试图兼顾故事和叙述者的声音。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评论者试图从导致人物性格和行为的社会分析角度来阐释人物，以畸人为例，这种阐释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如何把人由受害者变成施暴者。这样的阐释既可以为故事中畸人的暴力开脱，又迎合了叙述者的声音。同样，对正常人的分析也是借助于类似的外部社会分析，由于陈腐的种族观念和等级观念的毒害，正常人生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幻世界中，以至于从不思考、从不反省，直到暴力使他们与恩典相遇并蒙受启示，这样既保留了对故事中受害者的同情，又表达了和全知叙述者一致的判断。这对人物的阐释看起来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上文对奥康纳创作思想的分析已经说明她的批判并不囿于可见可感的现实，她批判的首要目标也不是现实社会。(P145)
奥康纳文本中叙述层次所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正常人的塑造上，在正常人的塑造上，奥康纳并用了全知叙述模式和第三人称人物叙述模式，正常人既是全知叙述者叙述的对象，又是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的主体，所以在他们身上就形成了两个叙述层次：一方面，作为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的主体，他们的内心是向读者敞开的，这形成了很大的人物塑造空间，他们真实而生动；另一方面，在第三人称人物视角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居高临下的全知叙述者，全知叙述者不动声色地对人物进行着权威性的评论，其无所不知的陈述与人物自以为是的表演形成了作者和读者针对人物的共谋，人物成为这两者共同窥探的对象，这两个不平等的叙述层次就形成了针对正常人的反讽，限制了人物形象向立体化方向的发展，使其变得扁平化。（P147）
在福斯特看来，能够塑造令人过目不忘的扁平形象的作家“都是玩弄障眼法的老手”，他们非常善于传导力量。那些认为“奥康纳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丰满的多维立体式的人物”的读者显然是被奥康纳的障眼法所蒙蔽。奥康纳通过在两个叙述层次间传导力量来激活扁平形象，一方面把人物置于客体位置，限制人物的主体；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凸显人物所承载的“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使人物与理念或性质交融为一体，在这一点上让人物鲜活起来，使人物扁平却不干瘪，让读者过目不忘。正如福斯特所言：“善用其活生生的部分去带动那死沉沉的部分，于是……人物举止言行跃然纸上且令人信服。” （P149）
所以，奥康纳的人物是不具备心理真实的扁平人物，她的人物观是功能性的，即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发展或彰显主题。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人物的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解了她的人物观，读者想当然地以心理性人物观来阐释她笔下的人物。心理性人物观认为，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人，持这一人物观的批评家不仅关注人物的心理、动机或性格，还会探讨人物所属的社会理性、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心理性人物分析只适用于，或更适用于重人物塑造的小说。而奥康纳的创作目的不是要塑造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也不是要通过某个人物个体的经历来塑造不朽的人物形象。她运用扁平人物就是要凸显人物所“依循的某个理念或性质”。从心理性人物观角度对奥康纳人物所作的阐释，无论是同情和肯定受害的正常人。谴责施暴的畸人，还是否定正常人的自大和麻木、肯定畸人的犀利和执着，都必然会指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扭曲人性的社会的控诉。而这种指向与奥康纳的创作主旨是不相符的，她对人性的关注远远超越对社会制度、体制的关注，她看重的不是个体在某种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现实存在，而是人类普遍的共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好人难寻》中两个主要人物，被称作“老祖母”的老年妇女和绰号“不合时宜者”的逃犯始终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不加辨析地对任何作品都进行心理性的人物分析，不仅会抹杀虚构与真实间的界限，也容易忽略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以及人物与其他叙事层面的关系；以心理性人物观对奥康纳人物进行分析，不仅违背了作者创作的初衷，也无视作品文本的艺术表达。
奥康纳神本主义人性观规定了其作品中人物必然是扁平的，其人物观也必然是功能性。人物是恩典惠顾的对象。奥康纳认为超自然的“恩典自身不能被体验。如果你的确有所体验，那么，你所体验的不是恩典而是恩典引起的情感。因此，在一个故事中关于恩典你所能做的就是展示它对人物的改变。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恩典降临到一个不愿意接受它的人物的身上”。据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康纳在谈《好人难寻》的结局时说：“在这个故事中，你们该注意的情节是恩典如何降临到老祖母的灵魂，而不是满地的尸体。”“不合时宜者”的暴力使老祖母终得瞥见天光，与神秘连接，她最终撩开重重翳障看到自己无非与“不合时宜者”同属一类，她感悟到了与“不合时宜者”之间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奥康纳说：“我不想把‘不合时宜者’等同于魔鬼。我倾向于这样认为，不管这看起来是多么不可能，老太太的行为就像一粒芥子种，将在‘不合时宜者’的心中长成一棵乌鸦栖息的参天大树，这次够分量的痛楚经历将把他转变成他应该成为的一名先知。”(P150-152)
尽管安德森和福克纳等人本主义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经典的畸人形象，但他们对笔下人物的悲悯情怀提示着这样的潜台词：人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奥康纳的人物提示着这样的潜台词：人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必须被正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能力的扩张，使人相信人可以无限超越，可以自我拯救。现代人一直为历史中经历到的种种恶事寻找各种各样的替罪羊，他们在每个地方都发现了恶事，但就是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发现。
奥康纳就是以这样一群不太美好的扁平人物群像，提示着人的有限存在和有限超越。（P152）
从世俗道德的角度看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无可厚非，甚至颇可褒奖，而奥康纳把他们归为“罪人”，因为他们笃信人拥有无限的自我完善的可能性，这遮蔽了他们对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和悖论性处境的体认，也失去了应有的谦卑和自省，这正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描述的罪（Sin）,即对人类存在的有限性的拒绝。奥康纳以暴力情节瓦解了财富和知识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并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人本主义思想赖以安身立命的自我完善乃至自我救赎的观念并不能承载起人的存在。（P156）
奥康纳以一群小丑式的知识分子形象解构了人可以无限完善的神话，知识蒙蔽了人的视力，使人无视自身的有限性，目无神明的自负和骄傲实际上是知识理性崇拜伪装下的自我崇拜。（P160）
然而奥康纳的启示主义人性观却是基于人类有限性的先验设定，她无意去辨析“不合时宜者”和老祖母一家孰是孰非，而是通过暴力情节让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并置于同一时空处境中。在超越于人性的神性启示下，人才有可能对自身之缺残和不完美拥有深刻的体验性认同和无条件接纳，才可能去怜惜另外一个同样承担着缺残、同样需要怜惜的生命。（P180）
正如奥康纳把畸人看作是人类异化的一个基本象征，信仰上的盲目是奥康纳作品中人物的一种常态。正常人之盲是因为他们不去“看”，他们只听凭自己的欲望和本能的差遣，被世俗之规推着朝前滚，直到生命的尽头，同时他们还拥有足够的“聪明”来应对各种“问题”，这样的盲者在现实中为数众多。而畸人之盲是因为他们去“看”，却看到了黑暗，这黑暗一直深藏于人性之中。（P184）
对人类理解力来说，道成肉身的启示是荒谬的，因为上帝与有限的人类之间有着无限的质的区别。以作为人类有限手段之一的文学表达来言说上帝，以一个完全处在人的理解之外的“闯入者”或“闯入因素”提示上帝的临在，这是对文学极限的试探。奥康纳说：“想要描写人与上帝的相遇的作家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他如何能使读者理解并相信这种经验——这种经验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一道难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是这样，这几乎是一道不可破解的难题。”（P193）
结语 启示与现实
作为小说家，奥康纳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探索着由诗入神的可能性，并开创了一种以暴力为枢纽、现实和启示并存的文学表达模式——处于经验范围之外的启示离我们很远，而以人类经验细节构建的文学作品却离我们很近，作为美国南方最具天赋的艺术家兼信仰者的奥康纳以文学作品恰到好处地把握着这种“远”与“近”。(P197)
在作品中造成现实逻辑和启示逻辑断裂的是暴力手段，奥康纳以暴力把“精心构建起来的有一定立体感的生活图景突然压扁”，使可见经验现实指向不可见超验的启示，“一个故事的效果在于某些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的行动或举止……它暗示了世界和永恒”。实施于肉体上的暴力是骇人的，也是有悖于人道主义原则的，但这种暴力的潜在效果在于涤荡人精神上的陈年积尘，使人产生顿悟；这种暴力同样也作用于读者的价值观念，使读者打碎自我论证的封闭性，看到现实逻辑的不自足和有限性，进而向启示敞开心灵。奥康纳作品中的现实和启示这两种逻辑并存却并不平等，现实理性最终是要归于超然启示的，南方风俗归于宗教奥秘，可见现实指向不可见现实，人性朝向神性。(P198)
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信仰的支撑，也不能失去信念的指引，否则，必然招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基督教的确给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最高的道德根据，它使得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拥有一种超越的、统一的向心力。作为一个著作并不丰富的女作家，奥康纳在过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之所以频频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原因可能就在于她不仅是努力去“发现意义”，而且以文学创作“呈现意义”。奥康纳以最贴近可见经验现实的一面来指向遥不可及的不可见现实(启示)，“从一个意象、一幕情景中看到不同层次的现实……它涉及神圣的存在和我们在其中的参与”；她以“可见、可听、可尝、可触”的细节勾勒“本是”（what-is），并以此推进为“本真”。奥康纳以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成就了启示的真实性和形象性，她尝试以文学作为构建一种诗性真实的可能性，使艺术成为真理显身的方式，让真理在虚构中永生。(P199)
面对各种误读，人们对奥康纳作品的兴趣恐怕只能用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话来解释了：“一部想象作品的真正价值与是否所有人能欣赏它没有任何关系；对它的考验是，对于最能欣赏它的人，它能够提供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满足。”（P200）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