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飘零得无法让人忧伤

   “生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说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历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粘都粘不起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许地山的女儿在其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的一句话。近年来，生长于二十世纪的一些老人相继出版了回忆往事的著作，平静地在那向读者娓娓叙述着其不平淡的往事，印象较深的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但许与齐的人生境遇大不相同，齐去了台湾，许留在了大陆，其结局却是一个欢喜，一个痛楚。
    作者经历复杂曲折，在香港的幸福童年突遇其父许地山病逝，又逢日本铁蹄占领香港，被迫随母在一路向西的颠沛流离中，逃亡内地，期间，还接受了战时的文化教育，最终落脚南京城，留在新中国的旗帜下。期间，除了对作者本人对环境的乐观适应有很深印象外，更是增添对许地山夫人——周俟秋的几许敬意，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忍痛含泪沉着应对，特别地逃难路上艰难地处理各种突发状况，这是一位充满韧性的伟大女性，可以说，如果没有作者在母亲身边的耳濡目染，或许无法形塑其豁达乐观的品性，或许就无法面对后来坎坷人生境遇。
      作者命运的转折点是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而非1949年。阅读中专门留意了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前后，作者一家是否存在过走与留的彷徨，一无所获。或许，对普通民众而言，面对滚滚历史洪流，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法主动选择。1955年，在法治不健全，极易因言获罪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作者坦诚直率的性格决定了其后半生命运，转眼变成右派，隔离审查，入狱六年，孩子夭折，丈夫与其离婚。1969年，当其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地方时，更想不到竟会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从著名作家、学者的女儿嫁给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这是何等之落差，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力推动，这会是其人生选项之一吗？此时，所有爱情小说中的风花雪月都显得那么苍白，唯一的理由就是生存！这也难怪作者在前言中专门提及：记者们毕竟不是亲历者，而且注意力多在其不寻常的婚姻上。在当代，人们除了猎奇，又有几人能理解作者当年的绝望无奈！
      作者经历的曲折令人窒息，但在绝境中所表现出的豁达与乐观又感染着读者。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每个人都是如此渺小，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国家的悲剧，这是个人史，却是社会史。后人唯一能做的，或许是向这些过来人持以深深敬意的同时，想方设法不让历史重演。这不仅是政治家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