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個八、九年出版會更及時

這本論文集所收錄的文章由於出版過晚，文章作者多半都已經將其成果出版專書，以致本書的內容在今日讀來已經稍嫌陳舊。另外在排版校對上也有些瑕疵。序言寫的並不是太好，沒能清楚地交代這些論文之間的關係與意義。以下是自己對本書前言與結論的摘譯，其中容有不盡周全之處，還請其他學友多多指教。

本書簡介

本書《帝國在邊陲：早期現代中國的文化、族群性與邊疆》是由1996年5月在美國Dartmouth College所舉辦的研討會論文編輯而成。（本書中文書名根據全書主旨的理解，可另譯為《帝國之於邊緣》。參見趙世瑜，〈書評：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歷史人類學學刊》卷4，期2（2006）：171。）本書可視為帝國的臣屬族群與統治中心互動的民族史。其理論核心則在於拆解中心與邊陲之間的二分。一般來說，在西方與中國學者心中普遍存有一種整體漢化模式（monolithic sinicization model），這種觀點被Stevan Harrell綜合稱為「儒家教化計畫」（the Confucian civilizing project）（頁83-84）。而本書則挑戰了這個既存的分析架構，而代之以一種中心與邊陲之間動態互動的理論。中心並不是一種無法抗拒且具擴張性的力量，而是在邊陲中尋求自身的定義。

本書共收錄十篇論文，分為四大部分：
1. 「帝國中心的認同」，包括Mark C. Elliott的〈清代八旗中的族群性〉、Pamela K. Crossley的〈成為蒙古人〉，與Jonathan N. Lipman的〈「凶殘之人」：論清律中的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等三篇論文；
2. 「新邊疆的敘事之戰」，包括James A. Millward與Laura J. Newby合著的〈清朝與西疆的伊斯蘭教〉、John E. Herman的〈征服的行話：土司與中國對西南邊疆的政治兼併〉等兩篇論文；
3. 「南方與西南的舊鬥爭」，包括了David Faure的〈明中葉的征猺之役及其對瑤族性的影響〉、Donald S. Sutton的〈族群性與十八世紀的苗疆〉，與Anne Csete的〈清初至清中葉的族群性、衝突與國家：以海南高地為例（1644-1800）〉等三篇論文；
4. 「未標明的邊緣」，包括陳永海（Wing-hoi Chan）的〈一個山區的族群標記：以畲「賊」為例〉，以及蕭鳳霞（Helen F. Siu）與劉志偉（Liu Zhiwei）合著之〈宗族、市場、海盜與蜑民：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族群性〉等兩篇論文。

導論

族群性（ethnicity）是一個過程，這意謂它有開始與結束。族群現象不只會隨著時間而變動，也是由對異己與自身的命名行為所生產的，而這種命名可以運用不同的族群制度，例如語言、宗教、經濟行動或家族組織，抑或不靠外在的標記而獨自仰賴差異與相似性的意識來達成。族群性是由社會政治秩序所生產的，透過某些地區與文化制度與所謂正常、典型或規範的概念連結後，加以階層化，進而得出這些秩序。所有現代民族共和國都透過以識別其境內族群的回溯過程來定義其民族人口。因此用所謂的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來描述某些現代國家會造成很大的誤解。因為作為歷史的必然性，一個民族（nation）只有一個民族團體（national group）。而無論是以歷史或文化標準來定義的異己，都扮演被邊陲化的族群角色。

當研究者面對本書主題17至19世紀的歷史時，正確運用這些詞彙是很重要的。在明代，帝國以文化與系譜（genealogy）來定義一個民族團體。相較之下，之後的清朝則有很大的不同。

族群性作為歷史不能與歷史理解的實證過程相分離。而本書即試圖應付在早期現代中國歷史中有關族群性歷史研究的相對貧乏，並且不可避免地顯示這些研究與眾不同的困難度。而歷史學者在處理資料與事實上的問題在人類學者的參與下得以緩和。

本書的篇章節錄了當帝國機制在它所認知的邊疆上試圖創造James Scott所謂的「清晰國家空間」（legible state spaces）的重要時刻。這些邊疆地區有時是帝國的政治邊界，但更常見的是，這些邊疆位於一個政治體制下的社會、經濟或文化罅隙之中。本書想要仔細分析表現於記錄、方志、法律條文與行政規定的官方語言，以便從這些邊疆地區的變遷經驗中挑出中心的意識形態。本書也探索國家論述在控制與同化那些被帝國疏離（而非臣服）之人群中的運作方式。此外，承認在宗族記錄、儀式、社區節慶與宗教文本中的地方聲音也同樣地重要。

本書的論文考慮了明、清帝國在認同的標記、強化、壓制或發明上的角色。有時候國家力量會直接介入，但在其他的例子中較柔性的界線則用來協調。此外也存在國家議程遭到推翻或重新發明的歷史時刻。這種統一與多樣性之間的張力是本書的核心主題。

「族群性」與文化定位
族群範疇與宗族、社區及民族（nations）一樣都是建構出來的。當族群範疇與其他認同互相糾結時，研究者會發現具有排除性的權力語言。族群意即邊緣，不屬於正典、也不屬於國家正當性中心的既存文化、非主流、也不具權威性。

考慮到本書對於族群性作為一種權威但以包含或排除性的語言作為媒介的重要關注，第一要務就是要拋棄漢化假設。所謂的漢化設置了一個特別範疇，不同於涵化（acculturation）與同化（assimilation），並且隱含了這種改變有著相同的因果，即漢文化固有的卡理斯瑪魅力。

無論漢化用來概括歐亞東部的文化變遷是好是壞，它都遺漏了當代的中心思想，即族群性的本質與重要性：它假定了漢化作用於團體與個人意識上的程度。漢化並未對個人採用主流團體的文化標誌以及伴隨著想像性中國政治社群的主體認同加以區分，但這卻是研究者必須處理的問題。在脫離漢化模型的假設之外下，文化變遷的過程看起來就十分不同。中心不再被視為一種無法抵抗的擴張力量，而是透過邊陲以尋求自身的定義。此外，本書的作者們強調「結構化」（”structuring”）的概念：出自與人類動因（human agency）共謀的複雜社會動力，結構上的限制與本質化的形象將會顯現出來，以便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創造重要的意義與影響。

帝國與「中心」

本書的研究顯示國家在認同的真正構造與表現上作用有限。這與歷史文獻作者的看法有所牴觸。從文化差異的史家角度來看，這說明了在社會現象與官方描述間有衝突暫緩的跡象，以及因為重大政治變局引起的決定。而在本書中，最重大的政治變局就是17世紀中葉的明清易代。本書的研究指出雖然清朝的統治有別於明朝，但是其仍然具有延續性。其中之一就是文明修辭（the rhetoric of civilization），特別是在十八世紀之前的中國南方與西南地區。單靠軍事征服與佔領是不夠的。直到文明能夠深植於居民的語言、儀式、社會結構與內心深處，它才能得到確保。這種文明的實質擴張是帝國的道德責任。

本書的研究認為應當給予這種修辭一個正確的歷史脈絡。首先，即便在16世紀，文明修辭也不是唯一描述在明代文明與其異端之間在文化、道德與政治特權上之區別的唯一方式。明末清初種族主義者（如王夫之）與文化主義者（如顧炎武）之間的爭辯至今仍然讓人記憶猶新。其次，明朝比清朝更常運用文明修辭。對明朝而言，它是一種解釋對內或對外的軍事行動的理由；但清朝則傾向運用它來解釋對已平定的地區進行強制同化政策。最後，文明修辭不僅是一種涵化修辭，也是一種道德轉化的修辭。例如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皇帝主張滿洲人已經在道德上有所轉化，因此適合統治天下。簡言之，歷史學者會發現中心表現自身有許多方式，有時會透過擴張性的文明修辭，但也會以全力與策略的直接語言來表現自身。而帝國的文人觀點對於這種多樣性也有所貢獻。

臣屬與對象

政府作為一個過程必須透過規範使其人群客體化。而歷史敘事作為政府的一個方面則仰賴於相對鮮明的客體化人群，這些人群是敘事的要素。在明朝的敘事中，漢人的祖先創造了農業、文字、祖先崇拜、宗族階層、倫理貿易，與政府本身。在清朝的敘事中，征服帝國是由愛新覺羅統治者啟蒙的承認所創造的，而當時的女真人苦於內部的無法無天，受到由林丹汗所領導的東蒙古人欺凌，被李朝朝鮮所搶掠，並且苦於明朝漢人造成的社經混亂。

透過歷史敘事將民族與文化客體化只是明清帝國在國家與帝國居民間樹立強大主從關係所仰賴的方式之一。其他方式還包括了從對臣屬進行完全隔離，到推行不同的教育政策、特別的法律窗口，以及清初意圖將有登記的家庭之祖先崇拜加以標準化與控制等等。而James Scott指出這種客體化的行為是用以創造清晰國家空間。Scott認為前現代國家為了徵稅、徵兵及防止叛亂的緣故，因此需要各種不同的方式，例如創造永久的姓氏、統一度量衡、地籍與人口登記等，這些方式都是著眼於易辨認性與簡化的意圖。但是事實上臣屬明清帝國的人群，對於這種客體化政策並非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國家政策有可能因為帝國機制的失效而受到干擾。

直到最近，對於民族學基本用語抱持懷疑的民族志學者也不能絕對跳脫其必須使用之語言的負擔。這不僅是因為族群概念的智識基礎，而且更是因為這些民族志學者所倚賴的文件都是從國家觀點所產生的，而國家觀點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持自身與其他族群間的主從關係。

如果我們從明清朝廷的史家慣常結集而建立的職貢國敘事來看，可以發現這些史家對於新資訊並不反感，但新資訊可能會被重編而使其更為流暢。在職貢目錄中的民族並非外邦人，而只是被正規中心所排除在外。這些史家無法免於拋棄帝國記錄。所需的是限定、編年與準確性的引介的辛勞過程。其目的不僅在於提供更多的正確性，而且還意圖暗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物力論（dynamism）是歷史的本質。

在清朝的例子中，帝國的結構與其記錄人員的分隔造成了特殊的挑戰。明朝可以用文明與野蠻間的基本二分法來運作。但清朝則傾向避免二分法並且將其帝國視為由潛在無窮的變異所構成，而這所有的變異則在皇權這個點上被統一與解決。那麼，清朝的文化地形學如何以「族群性」這個現代字彙來加以表現？而滿洲與回民的例子對於族群的定義造成了很大的挑戰。例如，愛新覺羅在系譜上被獨立於滿洲之外，它能否歸入滿族？又新疆與中國中部的漢語穆斯林是否為同一民族？

對此，有關身分與登記在清代運作方式的理解有助於解答此一問題。戶籍登記對於族群分類可以提供線索，但這並不足夠。例如15世紀的廣東省，在定居農民與被稱為猺人之間的差別僅在於是否納稅與服傜役。對於官員與政策的應用對象而言，賦稅身分與成為「民」比族群性更為重要。在清朝的例子中，八旗滿洲、八旗蒙古與八旗漢軍的標籤並不反映政治與實際影響戶籍登記與轉移的方式。如同明代的猺人與清代的旗人，他們可能都在經歷一個成為「民」的過程，亦即平民並且與多數無異。其理由可能是個人的或經濟的。重點是他們存在退出特殊身分認同並且默認為「民」的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從明到清以來始終存在。

此外，身分概念雖然在清朝的戶籍登記中十分重要，但是清代隸屬身分的歷史概念並非直接是階序性的。在清朝的文書中傾向以內（dorgi）外（tulergi）之分來運作。而內外之分並不像明朝的文明與野蠻的絕對二分法，而是相對性的。但是內外藩籬的移動在帝國模式中仍舊是巨大變遷的象徵。

本書認為地方社會與原住民的形成無法與國家形成過程相分離。這種觀點使研究者注意到在靜態帝國表徵中地方行動者與社群的能動性（agency）。重要的是，在帝國國家行政組織的缺席下，帝國隱喻被草根性的日常儀式所運用與即興發揮的方式。在Millward與Newby文中的穆斯林官員奧斯曼，我們可以看到儀式的轉化用途，並用以抵抗國家所施加的二分法。主從關係並不容易消解。事實上有許多行動者處於變動的過程之中，但其複雜性卻因為帝國敘事的影響而模糊不清。

強調帝國屬民的能動性並不代表主張民族或地方文化的優先性或持續性。本書所考察的重點並非邊疆族群如何採用中國的文化特點，而是地方上的重要資源如何變成漢化的標誌。本書說明文化採用者如何抗拒中心以及文化拒斥者如何在適應帝國權威中獲益，而非簡單地將文化認同等同於政治認同。

標示邊疆

本書的成果大部分是奠基於當代的少數民族研究之上。但是在不同邊疆的跨時性研究上卻尚未整合與概念化。中國北方平原與長江下游長期以來就是漢人聚集之地。在南方，中國的文化模式以多種方式傳入，並非總是由漢人移民所帶來的。在北方，文化流動是邊緣耕地的特徵，許多源於內陸亞洲的民族由於政治、經濟或環境狀況而反覆被迫遷徙，亦或被中國的農業財產或貿易機會所引誘。因此文化多樣性不見得是由特殊傳統或中國影響力減弱所造成的，而是適應不同生態環境，以及新的方言和文化實踐出現的結果。

明清統治者沿用了許多定義與控制其臣屬與鄰近人民的政策。在帝國衰弱時，控制臣屬的方式就會以較為儀式性的方式進行，如外交、進貢、通婚與送禮等形式；而當帝國強大時就會直接控制臣屬，例如徵稅、設官建城等，並且鼓勵教化與通婚。

敘事總是用以定義、區分和聯合的最終工具。例如明朝官方的作者在文明與猺人間建構了一個敘事邊界，即便不存在實質邊界且這些被認為是猺人的人群從未被統一或定義。又如清朝運用帝國敘事創造了一個反映清朝帝國利益的「蒙古」認同，而不是基於實際的蒙語使用、游牧經濟、宗教隸屬或系譜連結的實際一致性。

如前述，邊疆民族同樣也會尋求使其周邊世界協調一致，而且邊界在地方的定義與議程中有具有一定的作用，而這些地方的定義與議程可能與帝國大相逕庭。人群本身也有其命名自身與畫定領土的作法。移民本身會吸收地方文化影響並且吸收不同的認同。派駐於邊疆的軍人與當地女子通婚，其後代接受當地母系親戚的風俗。免除賦役的優惠也鼓勵漢人慢慢地接受族群稱號以及不同認同。領土劃分不僅造成族群的跨界，還包括進一步的族群分化。因此，其實是中心造成了文化與族群多樣性的巨大增長。

邊界的可滲透性在產生族群性的動態過程中乃是核心要素。過去的研究指出，即便當地缺乏帝國權威，地方文人也會發展出一套國家象徵。從儒家教育、祠堂，到大眾神祇的廟宇，它們都間接促進了帝國的概念。

邊陲作為一個具有可塑性的中間區域，成了社會認同與其相關文化意義的構造場所。在地方社會的建構中，帝國會訴諸貿易與調停，強制或增補，贊助宗教或其他象徵方式，抑或重新歸類非漢族群及制度。必須注意的是地方團體本身的能動性，這些地方團體即興創作了其所信仰之國家權威的象徵，以便在日漸密切的國家體系中取得各自的地位。只有透過對這些歷史過程的仔細分析，研究者才能夠描繪出這些特定族群範疇、內外邊界設定，與實踐中之權力表徵的產生、鞏固與擴散。

結論

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一個帝國在具有如此文化與族群多樣性的情況下，還能夠在現代國家性與二十世紀中倖存。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19與20世紀中，中國的族群衝突史廣泛為人所知。一般認為19世紀的中國亂局，是由於帝國日漸衰弱而無力處理這些族群緊張所造成的。但實際狀況是否真的如此呢？

本書研究顯示，在某些例子中，文化認同的建構和增強與清朝介入之間有互相依賴的關係，但這並不能直接得出清朝衰弱後使得地方上各族群之間的緊張增強的結論。而在其他例子中，潛藏於認同底下的社會結構、文化類同與經濟功能能夠跳脫於國家敘事與行政干涉的阻礙之外。所以我們應當換個方式來問：曾經是穩定而明顯具有成效的差異，為何在現代脈絡中變為充滿敵意？

觀察太平天國也許能給這問題一個答案：在經濟壓迫與政治不安的情況下，讓有野心的叛逆者能在少數族群中操弄潛在的不滿。明顯的族群認同事實上是產生自衝突與競爭，這點人類學者特別能夠了解。這種族群分化並非只是一種現代現象，如Faure文中所言，這也許會發生於當帝國權威萎縮，特別是在國家制度鞭長莫及的邊陲地區。此外在缺乏組織性的國家權力下，可能會引發另一種國家形成的形式。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方人民透過文化的獨創性以便加入帝國，並借用帝國語言來創造社會流動的利基。

在國家介入認同變動的對立面上，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如滿洲與漢軍旗人如何在帝國權威崩潰後還能倖存，並且在日後成為族群？對此我們必須了解的是，沒有任何認同是完全人造的；沒有任何個體能夠完全掌控其族群身分。19世紀末葉的滿洲認同有著多種來源：倖存的旗人社群、清朝的歷史敘事以及漢人民族主義的反例。儘管如此，由於辛亥革命導致許多滿人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身分的緣故，使得這個過程有所動搖。但許多滿人不僅加強了自我認同，並且還有了受難與不平的歷史，而這是在前現代與現代的族群概念化過程中常見的情形。

長年來文化複合的加速與改變，以及因明清帝國介入而造成的創新認同機會，對於我們理解中國伊斯蘭認同的近現代來源有所幫助。在清代青海與新疆的叛亂之前，回民在明清的行政論述中一直被視同南方與西南方的蠻夷，即使在平定與教育後，仍然易生敵意而且好戰。在清朝統治下，回民並不容易融入大一統的格局中。因為唯一的辦法是回民必須承認清朝皇帝的最高道德指導者，但這不見容於伊斯蘭信仰中。不過Lipman與Millward及Newby的文章中也指出，透過理藩院、土司制與對伊斯蘭象徵的供奉等政策，仍使得許多伊斯蘭社群依附清朝。

清朝轉化文化社群的歷史對於我們理解從帝制到民國時期的中國在認同與族群概念上的巨大轉變上是一個索引。在1911年帝國崩潰後，中國的定義與包含的特質從帝權對屬民的焦點擴張至民族國家的新邊界。在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對於族群的態度是文化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混合。西藏與新疆實際上處於自治狀態，一部分的蒙古成為今日蒙古國的基礎，而滿洲則在日本的扶植下獨立為滿洲國。對於其他的族群，國民政府在無法真正統一全國的情況下也無從控制。雖然民族主義是國家議程，但同化其他異民族為標準中國人的模式是不可能實現的。

1949年的共產革命轉變了中國族群內涵的可能性。首先，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理想與非漢民族獻身社會主義並無邏輯上的衝突。因此像蒙古族領袖烏蘭夫與維吾爾族歷史學家翦伯贊，都被視為是各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迷信而建立新中國的象徵。其次在行政區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0年代實行了新的民族政策，推動民族自治與民族識別，而這些政策沿襲自清朝在西南地區所推行的間接統治。中共與清朝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較後者擁有更豐富的政治資源。然而，中共民族政策也曾經動搖過，例如是否給予生育、保護與優待等，這些都是乾隆年間的官員所爭執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時對於少數民族的迫害也是十分嚴重，1980年代後政策才又逐漸鬆綁。

少數民族的形象對於漢族自我認同的作用也與清朝類似。18世紀的清朝官員以習俗來分類西南民族，並以從文明到野蠻的程度來安排他們。而後社會主義改革的領導者則是用傳統與現代的新二分法來分類少數民族。主要的傾向還是以中國文化的影響為主，例如民族語言雖然可以在學校中教授，但其地位卻低於漢語；而少數民族的年輕人對於傳統藝術逐漸陌生；民族觀光的成長雖然對於某些民俗藝術有所刺激，但是在社群層面上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它們會混入其他民族的藝術成分。

最後，在生存競爭中，差異對於現今的社群是有價值的。問題在於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革命語言以及近來改革開放的語言是否在地方認同的形成中增添了其他的複雜層次？當代中國的內部邊疆與邊陲又在哪裡？城鄉中的商業與消費產生了認同的新動力。在前所未有的時代下，假設地方行動者意圖獲取優勢地位，他們手上又有什麼文化資本？

即便族群性是一個現代概念，中國的文化與地方認同在近幾個世紀以來已經經歷了反覆的移動與轉變。帝國政策具有雙面性，它同時促進文化多樣性與同化，而不同的帝國論述或是在帝國凝視的之外的空間，也使許多個體與團體擁有重新定義與定位自身的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