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及其历史原因
顾晓明在1995年的《上海文化》中说道：“‘海派文化’不完全是一个地域概念，更主要的是一个时段概念。‘海派文化’是乡土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一种转型期文化……我们可以从‘海派文化’字面所含有的地域含义中彻底解脱出来了；同时，我们又从原先‘海派文化’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时代含义中完全抽象出来。‘海派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甚至可能出现于一定时期的外国”。 事实上，将京派和海派从地理范畴内剥离出来，顾晓明并不是第一家。早在京海之争的初期，沈从文就表示，在上海的不一定属海派，而海派也可能存在于北京。 而自顾晓明起，京海两派的现代含义和关系开始成为文化领域新的关注点。笔者尝试结合海内外几位不同作家的观点，对两派的古今对应和历史原因作一浅析。
1 今日京派中的海派元素与今日海派中的京派元素
为尝试挣脱“海派”与“京派”之争的“语言牢笼”，顾晓明走出了刻板的“理论的表白”，从“痞子”和“痞子文化”这些平日惯常所见的现象切入，发现今日流行于北京的“痞子文化”可类比于三十年代上海的“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反过来，今日上海的文人看似摆脱了“堕落无赖”和“流氓手段”，倒显得更彬彬有礼、文人风范起来。上海学者抨击痞子作家王朔，后者则毫不客气地将之喻为“清末的秀才”。严格来说，王朔代表的是“土痞”的新京味，描绘的是新时期北京市民的真实状态，大致可对应于三十年代上海市民趣味导向的通俗文学。另一边，北京人眼里的上海人也变得像极了当时满口官腔的“京派”。所以又有人调侃9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为“北京的痞子和上海的伪君子”。
从“痞子文化”的反面极端，即“先锋文化”看，今日北京似乎承接了30年代上海作为先锋绘画发展基地的作用，北京近郊农村发展成为画家聚居地，吸引了1991年起受国际瞩目的泼皮和波西米亚人 ；反倒在上海，对先锋艺术的热情已经不复，先锋艺术因其“叛逆性”和“玩世现实主义”开始受到评论家的抨击。
2 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
海派文化固然摘下了流氓、无赖和叛逆者的帽子，却也失去了三十年代文坛的创造和实验热情。迎合大众趣味的就是好的，能拿到稿酬就是硬道理，在这一信条下被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看似圆滑无缺，却根本没有文人风骨，反不及“痞子作家”们来的认真严肃。 笔者认为，说海派与京派发生“反置”或许只是一种较为客气的提法，因为今日海派虽同可与昔日京派称作是“官的帮闲” ，但从根本上与学院派的内质是不同的。反观如今的北京，背靠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得以延续学院派的风采，另一方面也有着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竞卖，用陈冠中的话说，称之为“京海派”更为妥帖 。不客气的说，今日北京承载了京海两派的传统，而上海却仿佛美人迟暮。与其说是“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倒不如揭开一层，说成是“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来的彻底。毕竟，海派与京派本来就不是严格按地域籍贯来分，时过境迁，海派还应该是那个海派，京派还应该是那个京派，只不过上海不再是那个上海，北京也不再是那个北京。
上海作为文化高地的失落表现在从美术到文学到大众传媒等的各个文化领域。上海的美术创作被讥为“又多又快，不好不坏”；海派文学后继无人：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通俗文学无人问津，相比小市民生活，作家更愿意涉足其本身并不了解的上层生活。《小时代》的轰动毋宁说是时代的悲哀：作者借此为自己贴上中产阶级的标签（事实上，他确实利用电影和小说的大卖实现了），读者和观者则借虚构的作品完成对上层生活的意淫。海派文学的另一支先锋派文学的传统也没有在上海得到延续，反而将活动的中心选择在北京。海派文化里少了地气和叛逆性，更少了磅礴和大气，以致上海文坛尽显“阴盛阳衰”之态。 大概是因为昔日海派文化灵魂的失落，新世纪的海派文化，文学、戏剧、电影等，常容易沉浸在无尽的回望和怀旧里，借助香港的老上海题材电影在“上海的她者” 的镜像中顾影自怜。《申报》的辉煌不再，上海的报业格局日小，即使如《新民晚报》和《文汇报》等，影响力也仅局限于地方，远不及南方报业下的《南方周末》《南风窗》。而南方报业与上海合作的《东方早报》也很快被整个报界不咸不淡的气氛所同化。出版业方面仍然是不温不火，以致上海的本地作家如余秋雨、韩寒等都选择了北京和异军突起的其他地方社。 1949年以前，北京的文化产业规模、高等院校规模、出版社和报纸期刊数量都远远不及上海，到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国家文化首都，北京庞大的文化机构和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更吸引了大量地方人才和地方出版社进驻，真正有成为一家独大的文化中心的实；相反的，上海则失去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功能，反而要向北京输出 。“文化北上”已经发展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
3 上海与北京文化反置的历史原因
一般认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因抗战而中断，到上世纪40年代就渐渐销声匿迹，仅留有余响。那么，从二三十年代跳跃到九十年代的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地位几乎反置？杨东平总结三十年代上海成为新学基地的原因有：一，文化设施、技术手段等硬件领先；二，民风、民气、舆论、便捷的沟通和交往等软环境；三，租界为清廷治外之地的制度环境。下面，笔者按照将两派文化从地理上抽象出来的思路，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尝试厘清上述优势如何一一在上海消解、又在北京一一形成的历史脉络。
3.1 “革命文化”对地域文化的消解
颇具戏剧性的是，从三十年代的灯红酒绿中走出来的上海，在建国之后竟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哨阵地”。50年代一系列“兴无灭资”、批胡运动、“潘杨反革命大案”和《文汇报》事件后，曾经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上海竟然孕育了当时中国的一批政治新星，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50年代中央最得力的拥护者、追随者和宣传者，为之后四人帮在上海点燃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建设经验和舆论准备。文革期间，上海成为革命文艺的主力军，贡献了大部分的革命样板戏和帮派文学作品，涌现了一大批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痞”。与此相应的是，当时的北京尽管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从波及时间而言，却不及上海来得早。
40年代战争与流亡下的文化断层，加上50年代和60年代革命文化下的倒行逆施，对30年代滋长繁盛的海派文化而言应当是巨大的打击和破坏。这个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文化的策源地，在长时间的“左”的思想教育后变身“不犯错误”的好学生，受条条框框束缚极深，商人变得不会做生意，文人变得不敢写文章，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到了80年代被后来居上的省市纷纷赶超，与此对应的是80年代上海文艺作品的滑坡，上海文化中心的作用已被北京甩在身后。这个曾经的经济巨人和文化先驱，竟成了经济和文化上进退首鼠的老朽。
3.2 计划经济下的制度环境
城市经济属性的变化引发整个城市精神和市民心态的变迁。建国初起上海港封锁长达三十年，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为香港取代，重工抑商的指挥棒下，上海的第三产业也急速萎缩。于是，这个曾经售货员和公车司机都能用英语会话的城市越来越封闭和内倾，丧失了海派人格里进取和敢为先的品质，市民沦为以老大自居、固步自封的井底之蛙。另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科层化和中央集权的组织机构所培养出的职员阶层代替商业精英成为社会的主流，软弱、妥协、谨慎和讨巧割断了曾经的恢弘大气的“海派人格”。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共同构成的城市生态系统中，文艺界也失却了昨日荣光。
在全国经济平均的思想下，承担了全国生产总值的大头的上海每年的财政收入自留比例远低于北京，基础设施常年得不到修缮，即使平民百姓也要受堵车、挤公车和蜗居之苦，遑论通讯设施和文化设施的修缮改进。
3.3 首都的制度环境优势
北京成为国家文化首都，庞大的文化机构和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更吸引了大量地方人才和地方出版社进驻，真正有成为一家独大的文化中心；相反的，上海则失去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功能，反而要向北京输出大量人才。
3.4 文化人力资本的积累
如果说1949年后北京的文化优势还只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行为，并非上海在二三十年代的自发行为，90年代之后，恢复高考一代及以后，依托高校资源所积累的大量文化人力资源则为北京提供了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优势。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现居北京的作家陈冠中这样评价北京的生活：“贵廉由人，创作空间相对宽松，居民对各式人等见怪不怪，各行各业工作机会较多……北京文化氛围更多元，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化中心”，这样的软环境不免让人回想起三十年代中西文化杂糅，享受“治外之地”的自由的上海，而如今“在文化这一环上，北京可说是替代了上海，继承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在全国扮演的海纳百川角色”。
4 结语
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的扉页上引了两行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初看时不明所以，翻看修订版后记，才知原来开始不过附庸风雅之意，而如今回看，“起于青萍之末的城市化之风逐渐刮成了势不可挡的狂风、飓风……今天，我们真正感到了失重和失去方向感的迷茫” ，真可谓一语成谶。笔者在上海度过人生前十八个年头，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与深情自不必说，却在阅读参看文献时不得不心有戚戚，因而在文章中没有丝毫吝惜批评的笔墨。所幸的是，季风随时节而改变风向，如今北风正盛，数十年后的风向仍未可知。更可能的情况是，珠三角的崛起将深刻改变京沪双峰对峙的格局，形成准静止锋下的三足鼎立也非不可能。此外，此次参考和引用的大部分参考文章和书目的初稿时间都在90年代。伴随着90年代后的浦东大开发，近期的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笔者诚挚的盼望上海的文艺界能把握改革之风，跳出“小市民”格局，创造出“大上海”的作品来。
5 参考文献
[1] 陈冠中. 我这一代香港人. 中信出版社; 2013.
[2] 顾晓明. 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 上海文化[J]. 1995(1).
[3] 李欧梵, 毛尖.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鲁迅. “京派”与“海派”. 申报•自由谈. 1934.
[5] 沈从文. 论”海派”. 大公报. 1934.1
1 今日京派中的海派元素与今日海派中的京派元素
为尝试挣脱“海派”与“京派”之争的“语言牢笼”，顾晓明走出了刻板的“理论的表白”，从“痞子”和“痞子文化”这些平日惯常所见的现象切入，发现今日流行于北京的“痞子文化”可类比于三十年代上海的“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反过来，今日上海的文人看似摆脱了“堕落无赖”和“流氓手段”，倒显得更彬彬有礼、文人风范起来。上海学者抨击痞子作家王朔，后者则毫不客气地将之喻为“清末的秀才”。严格来说，王朔代表的是“土痞”的新京味，描绘的是新时期北京市民的真实状态，大致可对应于三十年代上海市民趣味导向的通俗文学。另一边，北京人眼里的上海人也变得像极了当时满口官腔的“京派”。所以又有人调侃9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为“北京的痞子和上海的伪君子”。
从“痞子文化”的反面极端，即“先锋文化”看，今日北京似乎承接了30年代上海作为先锋绘画发展基地的作用，北京近郊农村发展成为画家聚居地，吸引了1991年起受国际瞩目的泼皮和波西米亚人 ；反倒在上海，对先锋艺术的热情已经不复，先锋艺术因其“叛逆性”和“玩世现实主义”开始受到评论家的抨击。
2 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
海派文化固然摘下了流氓、无赖和叛逆者的帽子，却也失去了三十年代文坛的创造和实验热情。迎合大众趣味的就是好的，能拿到稿酬就是硬道理，在这一信条下被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看似圆滑无缺，却根本没有文人风骨，反不及“痞子作家”们来的认真严肃。 笔者认为，说海派与京派发生“反置”或许只是一种较为客气的提法，因为今日海派虽同可与昔日京派称作是“官的帮闲” ，但从根本上与学院派的内质是不同的。反观如今的北京，背靠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得以延续学院派的风采，另一方面也有着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竞卖，用陈冠中的话说，称之为“京海派”更为妥帖 。不客气的说，今日北京承载了京海两派的传统，而上海却仿佛美人迟暮。与其说是“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倒不如揭开一层，说成是“上海与北京的文化反置”来的彻底。毕竟，海派与京派本来就不是严格按地域籍贯来分，时过境迁，海派还应该是那个海派，京派还应该是那个京派，只不过上海不再是那个上海，北京也不再是那个北京。
上海作为文化高地的失落表现在从美术到文学到大众传媒等的各个文化领域。上海的美术创作被讥为“又多又快，不好不坏”；海派文学后继无人：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通俗文学无人问津，相比小市民生活，作家更愿意涉足其本身并不了解的上层生活。《小时代》的轰动毋宁说是时代的悲哀：作者借此为自己贴上中产阶级的标签（事实上，他确实利用电影和小说的大卖实现了），读者和观者则借虚构的作品完成对上层生活的意淫。海派文学的另一支先锋派文学的传统也没有在上海得到延续，反而将活动的中心选择在北京。海派文化里少了地气和叛逆性，更少了磅礴和大气，以致上海文坛尽显“阴盛阳衰”之态。 大概是因为昔日海派文化灵魂的失落，新世纪的海派文化，文学、戏剧、电影等，常容易沉浸在无尽的回望和怀旧里，借助香港的老上海题材电影在“上海的她者” 的镜像中顾影自怜。《申报》的辉煌不再，上海的报业格局日小，即使如《新民晚报》和《文汇报》等，影响力也仅局限于地方，远不及南方报业下的《南方周末》《南风窗》。而南方报业与上海合作的《东方早报》也很快被整个报界不咸不淡的气氛所同化。出版业方面仍然是不温不火，以致上海的本地作家如余秋雨、韩寒等都选择了北京和异军突起的其他地方社。 1949年以前，北京的文化产业规模、高等院校规模、出版社和报纸期刊数量都远远不及上海，到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国家文化首都，北京庞大的文化机构和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更吸引了大量地方人才和地方出版社进驻，真正有成为一家独大的文化中心的实；相反的，上海则失去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功能，反而要向北京输出 。“文化北上”已经发展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
3 上海与北京文化反置的历史原因
一般认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因抗战而中断，到上世纪40年代就渐渐销声匿迹，仅留有余响。那么，从二三十年代跳跃到九十年代的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地位几乎反置？杨东平总结三十年代上海成为新学基地的原因有：一，文化设施、技术手段等硬件领先；二，民风、民气、舆论、便捷的沟通和交往等软环境；三，租界为清廷治外之地的制度环境。下面，笔者按照将两派文化从地理上抽象出来的思路，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尝试厘清上述优势如何一一在上海消解、又在北京一一形成的历史脉络。
3.1 “革命文化”对地域文化的消解
颇具戏剧性的是，从三十年代的灯红酒绿中走出来的上海，在建国之后竟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哨阵地”。50年代一系列“兴无灭资”、批胡运动、“潘杨反革命大案”和《文汇报》事件后，曾经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上海竟然孕育了当时中国的一批政治新星，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50年代中央最得力的拥护者、追随者和宣传者，为之后四人帮在上海点燃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建设经验和舆论准备。文革期间，上海成为革命文艺的主力军，贡献了大部分的革命样板戏和帮派文学作品，涌现了一大批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痞”。与此相应的是，当时的北京尽管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从波及时间而言，却不及上海来得早。
40年代战争与流亡下的文化断层，加上50年代和60年代革命文化下的倒行逆施，对30年代滋长繁盛的海派文化而言应当是巨大的打击和破坏。这个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文化的策源地，在长时间的“左”的思想教育后变身“不犯错误”的好学生，受条条框框束缚极深，商人变得不会做生意，文人变得不敢写文章，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到了80年代被后来居上的省市纷纷赶超，与此对应的是80年代上海文艺作品的滑坡，上海文化中心的作用已被北京甩在身后。这个曾经的经济巨人和文化先驱，竟成了经济和文化上进退首鼠的老朽。
3.2 计划经济下的制度环境
城市经济属性的变化引发整个城市精神和市民心态的变迁。建国初起上海港封锁长达三十年，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为香港取代，重工抑商的指挥棒下，上海的第三产业也急速萎缩。于是，这个曾经售货员和公车司机都能用英语会话的城市越来越封闭和内倾，丧失了海派人格里进取和敢为先的品质，市民沦为以老大自居、固步自封的井底之蛙。另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科层化和中央集权的组织机构所培养出的职员阶层代替商业精英成为社会的主流，软弱、妥协、谨慎和讨巧割断了曾经的恢弘大气的“海派人格”。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共同构成的城市生态系统中，文艺界也失却了昨日荣光。
在全国经济平均的思想下，承担了全国生产总值的大头的上海每年的财政收入自留比例远低于北京，基础设施常年得不到修缮，即使平民百姓也要受堵车、挤公车和蜗居之苦，遑论通讯设施和文化设施的修缮改进。
3.3 首都的制度环境优势
北京成为国家文化首都，庞大的文化机构和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更吸引了大量地方人才和地方出版社进驻，真正有成为一家独大的文化中心；相反的，上海则失去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功能，反而要向北京输出大量人才。
3.4 文化人力资本的积累
如果说1949年后北京的文化优势还只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行为，并非上海在二三十年代的自发行为，90年代之后，恢复高考一代及以后，依托高校资源所积累的大量文化人力资源则为北京提供了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优势。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现居北京的作家陈冠中这样评价北京的生活：“贵廉由人，创作空间相对宽松，居民对各式人等见怪不怪，各行各业工作机会较多……北京文化氛围更多元，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化中心”，这样的软环境不免让人回想起三十年代中西文化杂糅，享受“治外之地”的自由的上海，而如今“在文化这一环上，北京可说是替代了上海，继承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在全国扮演的海纳百川角色”。
4 结语
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的扉页上引了两行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初看时不明所以，翻看修订版后记，才知原来开始不过附庸风雅之意，而如今回看，“起于青萍之末的城市化之风逐渐刮成了势不可挡的狂风、飓风……今天，我们真正感到了失重和失去方向感的迷茫” ，真可谓一语成谶。笔者在上海度过人生前十八个年头，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与深情自不必说，却在阅读参看文献时不得不心有戚戚，因而在文章中没有丝毫吝惜批评的笔墨。所幸的是，季风随时节而改变风向，如今北风正盛，数十年后的风向仍未可知。更可能的情况是，珠三角的崛起将深刻改变京沪双峰对峙的格局，形成准静止锋下的三足鼎立也非不可能。此外，此次参考和引用的大部分参考文章和书目的初稿时间都在90年代。伴随着90年代后的浦东大开发，近期的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笔者诚挚的盼望上海的文艺界能把握改革之风，跳出“小市民”格局，创造出“大上海”的作品来。
5 参考文献
[1] 陈冠中. 我这一代香港人. 中信出版社; 2013.
[2] 顾晓明. 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 上海文化[J]. 1995(1).
[3] 李欧梵, 毛尖.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鲁迅. “京派”与“海派”. 申报•自由谈. 1934.
[5] 沈从文. 论”海派”. 大公报. 1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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