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

我们都还记得，在传统东正教思想里，人生来不是为了享福的。人只有通过受苦，做牺牲者，哪怕宁愿被压迫，被践踏，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术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不许作恶，才能获得幸福。

这样的价值观在中国的语境里，无疑是极其诡异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是可以“参天地，赞化育”，是三才杀机中的一分子，是域中四大“道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道德经》）

李泽厚以为古代中国相对处于一个比较丰饶的环境，只要辛勤耕作按时作息就可以取得显而易见的巨大成果，从而对命运不可抗拒对上天极度敬畏的感情并不强烈。由是，人就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与相当高的地位，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再加上祖先崇拜，使神人同质，彼岸与此岸重叠成一个世界。由是情感和理性均停留和发展在人际关系之中，十分重视历史经验。

以亲子为核心的血缘宗族关系和世间情感的提升扩展而非上帝的命令去爱人，理性渗透在感情，而不是绝对主宰，但动物性情感又没有充分展露。因此，要求合乎情理，合情合理而不是绝对的理性也不是绝对的兽性来处理道德。追求人情温暖，在日常起居，平常生活里通过“理性的融化”而来的审美积淀消除泯灭对时间的情感焦灼。我活着，便已安然。

基督教来自两希传统（古希伯来与古希腊），由于两希自然环境艰苦，于是内心充满对神秘的主宰人类命运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崇拜。由是神人异质，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区隔清楚。

世界的规则由上帝赐予而为凡人因理智去把握，而上帝超越于世界，是凡人不可能把握的本体。因此，人的情感一方面是理性化的，另一方面又是非理性和反理性。

所以，西方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极度发达。不同于中国巫史传统所形成的乐感文化把上帝、永恒、不朽建筑在此际人世中，基督教精神是圣爱与兽性纠葛，灵魂拷问和叩问死亡中满心欢喜走入黑暗，在此获得净化获得救赎获得超脱。于黑夜中祈祷光明，在地狱中仰望天堂。

基督教精神具有中国极其缺乏的对极端畏惧、极端神圣和罪恶感、幽暗意识的深度探索。但是具有超越之维的弊端也同时意味着人极易陷入绝对隔离和怪异孤独的凄惨处境。

在《罪与罚》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反复在强调神是全宇宙的创始成终者，万物都源于上帝、依靠上帝并最终归于上帝，所以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意义和价值都必须在上帝里面才能够有所依归。

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基督教改革宗的《威斯敏斯德信条》所论述的观念：“上帝是独一永活的真神……他是万有的独一根源，万有都是属于他，借他而立，归于他；并且在万有之上有至高统治权，借他们，为他们，并在万有之上行他自己所喜悦的事。万事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昭然若揭；他的知识是无限的，毫无错误，并不依靠受造之物，所以没有任何事物对他是偶然的或不确定的。 他在自己的一切计划、作为和命令中都是至圣的。天使、世人、以及别的受造之物，必当将他的美意所求于他们的敬拜、事奉，或顺从都归给他。”

由上帝是世界的本质这一观念出发，所有宗教都是人造的，都是渎神的。因为他们的宗教和世界上所有的哲学一样都是源自于人，而非来自上帝透过圣经的自我启示。所以人们在各自宗教中，出于满足内心需求或目的而去敬拜他们心造的神。唯有基督教是神本的，是真正从造物主那里启示而来，伦理就是目的，因为他是神的恩典，是不容亵渎的，而凡人却将这绝对律令轻侮已满足自己的私欲。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的不同。而基督教的神父们的天职，便该是将可怜的羔羊们唤回真正的福音中来。

我们回到《罪与罚》的文本，拉斯柯尼科夫的经历正好是他从异端的对人造物理念的信仰，回归到神本，回归到自然正当的信仰。十九世纪是上帝已经死亡的世界，是对个人力量不当迷恋的年代，是广场上群蝇滋生的末世。

在文本之外的世界，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栗子。他的学说首先就是否定上帝，他公开宣布宣布上帝已死，我们只能等待超人来救赎。他以为上帝只是人类的超越理想的作品，只是人类的造物，而非人类的造物主，上帝作为人类的超越理想本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却被基督徒关于上帝的说教当作人类失败和无能的表征。

他摒弃了十字架的希望，将超人作为大地的意义，乃是人类按之塑造自己的目标，人类可以通过自我超越创造出超人来代替上帝的地位。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创造的理论也从人类自身出发，从人本身寻求满足和安慰，为的是“传扬我们的名”。

在霍布斯看来，骄傲与恐惧构成了人类，在排斥死亡的威胁的同时，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惬意莫过于听到对人的溢美之词，所有赞美人类善良、美好、高尚等等的理论无一例外都会受到人类的追捧。但实际上，这背后都写满了一页页的私欲。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尚，却总是喜欢将高尚的目的当作高尚的自己。

在小说的初始，也就是犯罪的初始，拉斯柯尔尼科夫编造了一套理论，认为人可以为了自己善的目的而去作恶。这书中的小尼采逻辑荒谬之处其实在于：上帝创造了人，但让人具有自由意志，选择从善还是从恶。人选择了恶，摒弃了自由意志，却将恶归之于上帝，实则是在亵渎。现实的黑暗，不是人作恶的理由。

由于对人自身的膜拜，使得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没有醒悟自己行为过错之所在，哪怕是在自首之后，他也不是因为认识到自然法之伟力，而是源于构成人二元素之一的恐惧。

虽然他对自己做了严格的审判，他那变得冷酷的良心并没有从他以往的所作所为中找到特别可怕的罪恶，除了那个任何人都会碰到的简单的失策以外。他感到羞愧，是因为他拉斯科尼科夫，由于某种盲目的命运的判决，才如此无望无声无息而又愚蠢地毁灭了，如果他想使自己的良心多少得到一点平静，那就只有俯首帖耳地向这个判决的荒谬屈服。

陀思妥耶夫斯基点透对罪犯的最后审判，拉斯科夫尼科夫，这位小尼采他最初之所以接受惩罚并不是出于对所犯罪行的忏悔，而是大难临头束手无策的妥协，在他的内心深处，自己的那套犯罪哲学依然在发挥效用，“那些人成功了，因此他们是对的；而我呢，失败了，所以我没有权利迈出这一步。”只有在这一点上，他才承认他有罪：他失败了，并且去自首了。

在基督教眼里，拉斯科尔尼科夫无疑是“有罪”的：其一是因为他杀了人，违反了世俗社会的律法；其二是他不信基督，要知道“基督之外无救恩”。不信仰基督的人怎么能感受到基督的救恩呢？怎么能洗清身上的罪恶去无条件的爱人呢？不能。

而拉斯科夫尼科夫之所以能从对自造的阴影之中跳脱出来，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认识到无论出于怎样高尚的目的，人也不可以作恶，是由于苏尼雅。她甘愿受苦，做牺牲者，宁愿被压迫，被践踏，却绝不作恶，以求得到救恩。苏尼雅之于拉斯柯尼科夫，就像《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耶稣之于彼拉多。

和苏妮雅完全舍己、牺牲的精神相较之下，拉斯柯尼科夫顿时感到自己的自私，在一层层的自我剖析后，他深知犯罪的真正动机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而非为了他人的幸福。当拉斯柯尼科夫了解这些之后，他整个人几乎完全崩溃，因为良心的谴责不断的逼近他。

 然而他在受良心折磨的压力之下，令他决定选择受苦来为自己所犯的过错赎罪，因为唯有受苦，才能减少他内心的煎熬和痛苦。在自首前最后一次与苏妮雅的会晤中，苏妮雅送给了他一个柏木制成的十架项鍊，并期盼他能真心的做一次祷告，真心认罪。

回过头来看，其实《罪与罚》的主角是在被动中的主动犯罪，并主动承担了所有被动的惩罚——这便是《罪与罚》所展现出的对灵魂的追问。在这个从杀人开始的“罪”中，始终有一个平衡点支撑着整部小说，在随之而来的所有罪中，罪与罚却始终拥抱在了一起，并且推着人的灵魂前行，给他营养，滋养他，给他苦难，给他拯救，这一切又都是带着疑问的。

由于圣爱与兽性纠葛，灵魂拷问和叩问死亡中满心欢喜走入黑暗，在此获得净化获得救赎获得超脱的文化背景，再加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敏感的心灵，难怪张佳玮评价道：“托斯托耶夫斯基达到了“对内挖掘描述个体存在”的巅峰。在描述人物内心那种让人恐慌的黑暗时，我所见只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略可与比肩。其笔下人物精神庞杂的复调对话，阴森幽暗，令人战栗。”

与同时代同样信仰上帝的大作家托尔斯泰相较，我们更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百万字观察到的只是世界的现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群魔》、《白痴》则是人内心最深的深处潜藏的阴森幽暗。

就算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灵的描写相比较也未免显得俄罗斯土地主的小家子气。倘若说托尔斯泰是大卫那样的大宽幅史诗级壁画，雄浑壮阔；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卡拉瓦乔那样的幽暗深邃里挖掘出宇宙。

还是张佳玮的评价：托尔斯泰的形式更瓦格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式更巴赫，但一个得其外，得其“宏博”，一个得其内，得其“幽深”。一个像瓦格纳的描绘宏伟世界天分进入了巴赫的上帝思维，一个像巴赫的深邃思维方式感受到了瓦格纳那种辽阔扭曲的黑暗。然而，光终究是在黑暗中绽放。